Jane在雲南
至少從錢穆開始，到我們那個年代的歷史教科書，宋朝所獲得的評價一直都是積貧積弱。
版圖上失去燕雲、河西，金甌有缺；同時飽受塞北各族政權的壓力，直至滅亡。宋朝整個時代的歷史形象，可以說是寫滿了遺憾。
具體到宋仁宗四十多年的統治時期，一方面北面的燕雲無法收復；另一方面在西面的戰事屢屢受挫，只能坐視西夏稱帝。
而由他帶領一幫名臣如范仲淹、韓琦等所一起主導的新政，也是半途而廢。
這樣一個帝王，是欠缺帝王該有的霸道總裁氣質的。
然而在近二十年的網絡上，宋仁宗卻漸漸在收穫另外一種評價。
他所治下的時代，被冠名為“仁宗盛治”。
“盛治”這個詞是“盛世”與“治世”的結合，帶有新鮮的腦洞氣質和互聯網氣息。
要知道，儒家語境下，表述明君的治理功業，只有“盛世”與“治世”的概念，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
在宋朝三百一十九年的漫長歲月裡，亦沒有哪一段時間被冠以這一類的名稱（倒是有一個“慶曆之治”的說法，但不是很主流，也甚少人認可）。
而二十年來，互聯網歷史愛好者對宋仁宗的這種評價，體現了一種只借用儒家概念，而摒棄本應作為核心的儒家評判體系的意識風向。
與之相匹配，他看起來厚道溫吞的性格也開始得到讚揚。
人們將這種性格特徵視為帝王人性化的一面。
溫情而寬厚。
比照東西方歷史，韓愈等人於中唐發起的“古文運動”，可以被看作是一場以秦漢古典時代為標榜的“文藝復興”。
這場“文藝復興”與西方結束中古時代的文藝復興有可相提並論之處。
結合史學上的“唐宋變革說”，則“五代十國”的爭霸亂戰，大概就是西方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
宋代則是一個理應誕生開明君主與思想著作，且民族國家色彩逐漸大於世界帝國色彩的“啟蒙時代”。
宋太祖“玉斧劃河”的故事，以及宋、遼、夏、金、大理諸政權的對峙，加上雕版印刷技術的勃興、思想文化著作的繁盛，大略能印證這些特徵。
在這樣的時代，只要能擔起文化和文人保護者的角色，宋仁宗也就完成了他的歷史任務。
在正統皇朝中，宋仁宗以長達四十餘年的在位時間，排在同行們的前列。
他之前，在位時間超過四十年的皇帝，最著名的是漢武帝。
漢武帝在位長達五十四年。
某種程度上來說，他與宋仁宗的境遇有些相像。
都是十幾歲即位，且都面臨太后/太皇太后的垂簾掣肘，一方面父祖積累下大量的財富，另一方面也飽嘗來自塞外的壓力和恥辱。
不過漢武帝最終用“天下戶口減半”的代價，開疆拓土，掃蕩匈奴；宋仁宗卻未能實現類似的成果。
從漢武帝往後，幾乎每個正統王朝內部都有一個或明或暗想要成為“漢武帝”的帝王。
學他的強勢、學他的開邊、學他的“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
在魏有魏明帝、在隋有隋煬帝，在唐有唐玄宗，在明有明成祖，在清有乾隆帝……
至於宋朝的“趙官家”們，宋仁宗趙禎若想要對標漢武帝的話，本也是無可厚非之事，畢竟兩人還是有如此多的共同之處。
然而宋仁宗所表現出的氣質卻與漢武帝大相徑庭。
在他之後，變法且屢對西夏用兵的宋神宗、宋哲宗，任用新黨而一度收復河湟燕雲的宋徽宗倒都有向漢武帝看齊的勁頭。
尤其是宋徽宗。
然而他與隋煬帝、唐玄宗一起都成為欲效仿漢武帝而翻車的帝王。
宋仁宗御宇四十多年，天下腹地大致太平。
這很有可能是沾了他自己性格的光。
漢書唐詩一杯酒
當然不是，宋仁宗的“偉大”，是他後宋朝的政治鬥爭中，舊黨營造的一個虛擬偶像。
據《北宋仁宗朝變亂研究》提供的數據，北宋存在的167年時間裡，共發生民間”變亂“142起，平均每年0.85起。而仁宗在位的42年則是個高潮，有60起，平均每年是1.43起。歐陽修當時說: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不可憂!”
所以仁宗時代，宋代百姓過得並不好，百姓和群臣的感覺是"時代在變壞“。
很多人拿出來證明仁宗偉大的例子是當時的文人筆記。但文人筆記往往是有政治立場的，尤其是北宋後期那個政治紛爭已經完全罔顧事實的時代。
如《邵氏聞見後錄》記載，仁宗趙禎去世後訃告送至遼國，時為遼國君主的遼道宗耶律洪基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宋仁宗的仁德居然連敵國都能感動？
其實，自從澶淵之盟開始，宋遼兩國君主在國葬時互致哀悼，在訃告時掉幾滴眼淚本就是外交慣例，要說這裡有什麼真情實感就太天真了。如仁宗的父親宋真宗，崩逝消息傳到遼國，遼聖宗同樣是：
“集蕃漢大臣舉哀，后妃以下皆為沾涕。”同樣的，遼聖宗去世，仁宗接到訃告也是下令：綴朝七日，汴梁城中禁止娛樂，百官穿喪服哀悼，因為宋遼至少在名義上還是兄弟之邦。
宜特輟視朝七日。兼禁在京音樂七日。輟視朝日為始。其河北河東沿邊州軍。宜令轉運司遍牒。限指揮到。亦禁樂七日。擇日備禮樂舉哀成服。宜令太常寺詳定以聞。然後遼帝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這話話細想也有問題。仁宗在位確實是42年，但宋遼之間沒打仗的時間可不是42年，如果從澶淵之盟開始算應該是59年了。
在這59年裡，兩國邊境上也不是那麼安定，特別在仁宗在位期間，由於西夏叛亂獨立，遼國趁火打劫，對宋朝發出戰爭威脅，逼著仁宗把歲幣增加了六成。
而仁宗也不可能對遼國有好感，為了防備遼國，不得不全國大擴軍，僅在河北就增兵20萬。從而造成了嚴重的亢兵亢費問題，即使是在和平時期，宋朝政府財政支出的八成也用於軍隊，到而這其中的大頭，無疑都是用來應對遼國。
如此現實冷酷的宋遼關係背景下，遼國皇帝會為宋仁宗去世流淚？恐怕瞭解內情的宋朝士大夫自己也不信吧。
所以這種文人筆記，我們現代人看要多一個心眼。後世美化仁宗的文字很多，但我們追究下去，會發現作者多半有個共同點：反對熙豐變法。
如《邵氏聞見後錄》主要信息來源是邵伯溫，邵伯溫本人和反變法的司馬光有交情。在書中他完全站在反變法一派說話。後世多認為他的書有很多紀事不實甚至是惡意誹謗之處。
像《邵氏聞見後錄》這類美化仁宗的書，在熙豐變法時期出現了很多，大量美化仁宗的事蹟就此流傳，原因很簡單：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熙豐變法，針對的就是仁宗在位42年期間的弊政，而反變法派為了打擊變法，就必須美化仁宗在位時期的政策。
仁宗在世的時候，其實在大臣中的評價並不高，北宋的三大弊端:“冗官冗兵冗費”都和他脫不了關係。
如蔡襄曾說他“寬仁少斷’“選人但無過疚，無不轉官。官冗如此”
蘇舜欽則上書指責他執政無方亂花錢，三司計度經費比以前增加了二十多倍而“用度不明”到仁宗駕崩時，國庫幾乎耗盡。連國葬都捉襟見肘。
司馬光則直接指責，宋朝“冗兵”就是仁宗造成的，仁宗中期為了應對西夏和遼國的軍事壓力，大舉募兵，結果軍隊規模雖然擴大，但卻多而不精，戰鬥力反而下降。
可等到宋仁宗去世，變法開始，這批舊黨士大夫的態度馬上來了個180度大轉彎。
1069年，舊黨範純仁不滿宋神宗驅逐反對變法的 臺官劉琦，拿宋仁宗來說事，說宋仁宗是個好榜樣，有“納諫“的美德，言下之意要神宗學習。
可如果我們翻出1061年，歐陽修上的摺子，就會發現當時仁宗對不合心意的諫臣同樣不手軟。
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佑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範師道言宰相劉沆，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舊黨成員張方平更是睜眼說瞎話，為了勸阻神宗不要用兵西夏，說仁宗時期雖然打西夏失敗，喪師數萬，但海內宴然，民無怨言，因為滿天下知道仁宗愛好和平，鬼神也體諒皇帝的不好戰之心。
他似乎全然忘記了當年歐陽修是怎樣描述被西夏荼毒後的河東，陝西慘狀的。“骨肉流離，田園蕩盡”。
司馬光對仁宗的一個有名的評價是：身雖節儉而好施於人。意思是自己過的儉樸，但對身邊的宮人和親近大臣賞賜很厚到了沒原則的程度，說白了就是婦人之仁-------他的仁厚僅限於身邊人，對自己看不到的則沒有什麼同情心。
聞耆舊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仿此……竊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但另一方面，宋朝軍民卻沒從仁宗的慷慨中得到什麼好處，幾十年後宋神宗特意提到仁宗時對宋夏戰爭中流血功臣的軍人賞賜太薄，受重傷也只給2000錢實在太過分了。
“慶曆中,西方用兵,劉平、葛懷敏失律,士卒死傷數萬,方贈官,超絕推恩,子孫至及二十人者;士卒用命被重傷才得錢二千,何其薄也!”宋仁宗去世後，他的諡號最早是“神文聖武明孝”，第一字“神"的含義是”一民無為。這或許在隱晦的說他”無所作為“。
仁宗作為一個普通人，應該是個好人，耳根軟，對身邊人寬容。但他也有普通人的弱點，就是缺乏大局觀，只要慘事不是發生在自己身邊，就不加理睬，所以作為皇帝來說，稱不上是明君，最多算是幹得不太成功的守成之君而已。
閉家鎖的紅楓
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劉太后去世，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御史中丞蔡齊和諫官范仲淹都上疏指出皇帝剛親政，豈能讓女後相繼稱制。於是刪去遺詔中“同議軍國事”的內容，宋仁宗開始親政，他親政以後的第一個年號是景祐。
明道二年四月，宋仁宗組成了親政以後第一屆宰執班子，體現了試圖消除太后影響的意圖。舊相張士遜留任，他是宋仁宗東官老師。宋仁宗先與另ー舊相呂夷簡討論班底，準備把原為太后信任的執政張耆、夏竦和晏殊等都罷政出朝，不料宋仁宗把這一打算洩露給郭皇后聽，郭皇后說了一句:“夷簡就獨獨不趨附太后嗎?不過機巧善變異了。”宋仁宗立即改變了對呂夷簡的看法，把呂夷簡的相位也給罷免了。
取代呂夷簡為相的是李迪，太后垂簾的十餘年中，他一直出守地方，未獲重用，再次人相倒也堪稱人選。執政中參知政事薛奎是留任的，他在天聖七年就入政府，議論從不迎合迴避，倘若所論不被採納，歸宅就嗟収不食，家人笑他，他說:“我仰慚古人俯愧後世啊!”新任命的執政還有參知政事王隨、樞密副使李諮和籤書樞密院事王德用。呂夷簡被出乎意料地罷相，就託內侍閻文應打聽，才知底裡。但他不動聲色，半年以後，宋仁宗感到張士遜在朝政上不能有所建明，思念呂夷簡，又召他為相。
親政之初，有人抓住宋仁宗非劉太后親生的空子，在皇太后垂簾聽政上大做詆譭的文章。范仲淹向宋仁宗指出太后保護陛下十餘年，今天應掩蓋其小過失，保全其大恩德。”宋仁宗聽了既感動，又慚愧，表示自己也不忍心聽這些詆譭，便下詔不許再議論皇太后垂簾聽政時的事情。
其後范仲淹提出八項建議，呂夷簡也上書指出朝廷的八種積弊，請求改革弊政的呼聲十分強烈。宋仁宗也有振衰起弊一新政治的良好願望。但宋仁宗親政還沒有改元，刷新朝政尚未著手，就發生了廢后風波。在宋仁宗的婚姻上，劉太后也是強行貫徹自己的意志。宋仁宗最先醉心於姿色絕世的王蒙正的女兒，劉太后卻認為她妖豔太甚不利少主，把她改配給自己的侄兒。
在正式選後時，宋仁宗屬意於大將張美的曾孫女，但劉後堅持立另一大將郭崇的孫女為皇后。宋仁宗對硬塞給他的郭皇后並不喜歡，而郭皇后卻仗著太后之勢非常驕縱，使宋仁宗難得親近其他妃嬪，仁宗早就了一肚子的氣。
太后去世後，宋仁宗就追冊已死的張美人為皇后，既還張美人的舊情，也報劉太后的宿怨。而郭皇后卻不時與宋仁宗寵愛的尚、楊兩美人爭寵奪愛。一次，尚氏當著宋仁宗譏刺她，氣得她跳起來打尚氏的耳光，宋仁宗庇護尚氏，一掌落在宋仁宗的脖子上。
一怒之下，宋仁宗決定廢黜郭後，與宰執近臣商量。宰相呂夷簡對前不久因郭後一句話而罷相出朝，一直耿耿於懷，當然不會放過這一報復的機會。他在表示贊同時，還提供了兩條強有力的廢后理由一是皇后九年無子，二是漢唐自有故事。十二月，廢后詔書一公佈，立即引起軒然大波。
由於呂夷簡的指示，臺諫官反對廢后的奏疏也無法轉達給宋仁宗。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率領范仲淹等十名臺諫官進殿面奏，認為皇后不應輕率廢黜，要求宋仁宗接見，當面進諫。但呂夷簡早有佈置，殿門緊閉不開。孔道輔拍打門環，大呼:“皇后被廢這種大事，奈何不聽臺諫入言?”
宋仁宗命宰相向臺諫官說明皇后當廢的情況，在辯論中，孔道輔和范仲淹等臺諫官佔據著道義的制高點，逼得呂夷簡無話可說，只得讓他們明天直接向皇帝進諫回去後，呂夷簡對宋仁宗說臺諫官這樣請對非太平美事，便讓宋仁宗早作準備。
孔道輔正準備上朝留百官一起與宰相當廷辯論，卻聽到了宋仁宗關於臺諫即日起不許相率請對的詔書，同時接到了處罰臺諫官的詔書，道輔、范仲淹出知州郡，其他臺諫官分別罰金。
景祐元年(1034年)，被廢的郭後出居瑤華宮，而尚、楊二美人越發得寵。但宋仁宗不久一場大病，數日不省人事。朝臣們私下議論，認為都是二美人“每夕侍上寢”的緣故。內侍閻文應不斷勸說宋仁宗，宋仁宗不耐煩地略一點頭，閻文應就把二美人送出了後宮。次日，傳出詔旨:尚美人出為道士，楊美人安置別宅。九月，曹彬的孫女立為皇后。
後來宋仁宗頗思郭氏，派密使召她入宮，郭氏表示:若再受召，必須百官立班受冊。閻文應一向在宋仁宗面前說郭氏的壞話，擔心郭氏人宮對己不利。恰巧郭氏得病，宋仁宗讓他帶醫生前去治病，郭氏不久暴卒，人們都懷疑是閻文應下的毒手。
宋仁宗親政當年，改變太后垂簾以來單日上朝的慣例，恢復每日上朝問政的祖宗舊制。對百官章奏，無論大事小事，宋仁宗都親自批覽，以至呂夷簡也勸他抓大放小，不要每事躬親。
其餘的精力，宋仁宗則投入了大內後宮。於是，關於宋仁宗日居深宮好近女色的傳言不僅流佈道路，也在一些朝臣的上書裡委婉地出現。諫官滕宗諒形容宋仁宗“臨朝則多贏形倦色，決事如不掛聖懷”，宋仁宗怒不可遏，以言宮闈事不實，將他貶官出朝。
景祐二年(1034年)，宰相呂夷簡也編了一部中書行政法規，名為《中書總例》，煌煌四百十九冊。他得意地聲稱“讓一個庸夫拿著這書，也可以做宰相”。作為一個能臣，他是頗想大權獨攬，有所作為的。這年年初，宰相李迪的姻親範諷被御史龐籍參劾，李迪將龐籍遷官以為祖護。不料龐籍要求追査，呂夷簡抓住契機窮追不捨，使得政敵李迪因庇護姻親而罷相出朝，自已當上了首相。
代替李迪為相的是王曾，他在上一年重入政府任樞密使。王曾在天聖間任相七年，呂夷簡作為參知政事曾是他的副手，對王曾相當尊重，王曾因而力薦他為相。呂夷簡在王曾罷相後連任五年宰相，在宋仁宗親政初雖一度罷相出朝，但不久依然回朝做他的首相。
也許為了報答提攜之恩，也為了排擠李迪，呂夷簡力請他回朝擔任樞密使。范仲淹與王曾相處很好，這年也被召入朝擔任天章閣待制，依舊直言無隱。他認為郭皇后之死與閻文應有關，就上書揭發閻文應終於貶逐嶺南，死在路上。事關郭皇后之死，呂夷簡有點彆扭，就遞話過來:“待制乃是侍從，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讓他閉嘴。
范仲淹反擊道:“向皇帝進言，正是侍從所應做的!”呂夷簡就讓他去權知開封府，指望以事繁任重讓仲淹無暇議論朝政，也希望他在繁忙的公務中犯錯誤，好有將他調離出京的把柄。豈料范仲淹到任僅一個月，就使素稱難治的開封府“肅然稱治”，以至當地人稱讚他“朝廷無憂有範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范仲淹對倖進之徒奔競於呂夷簡門下深為不滿，繪製了幅《百官圖》進獻給宋仁宗，指明近年升遷的官員中，哪些是正常遷轉，哪些有宰相私心，還提醒宋仁宗說:“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他還援引漢成帝過分信任張禹，導致王莽專政的歷史教訓鋒芒直指夷簡道:“恐怕今目朝廷也有張禹破壞陛下家法!”呂夷簡聽說大怒，在宋仁宗面前逐一辮駁，指控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將他貶知饒州。
呂夷簡還讓宋仁宗在朝堂張貼所謂的“朋黨榜”，戒飭百官越職言事。呂夷簡一手遮天、窮治朋黨的做法，引起正直之士的強烈不滿。秘書丞、集賢校理餘靖上書宋仁宗，請求追改貶黜范仲淹的詔命。館閣校勘尹洙自願要求列名范仲淹的“朋黨”，不願再在京師呆下去。
歐陽修也在館閣校勘的任上，他致信右司諫高若訥批評他身為言官，不敢說話，有何臉面見士大夫。高若訥把信交給了宋仁宗，於是歐陽修與餘靖、尹洙都被貶官出朝。另一個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記這一事件，四賢指范仲淹、餘靖尹洙和歐陽修，一不肖指高若訥，一時洛陽紙貴，爭相傳抄，公道人心在范仲淹這邊。而宋仁宗在這場風波中，聽任呂夷簡為所欲為，與親政之初廣求直言的做法大相徑庭。
王曾這時還是宰相，范仲淹曾當面批評他:“譽揚人才，是宰相的責任。您的盛德，惟獨這一方面還有欠缺。”王曾回答說：“倘若當政者，恩欲歸己，怨將歸誰?”范仲淹深為歎服。王曾與呂夷簡併相以後，見他獨斷專行，許多問題上政見分歧，搞不到一塊兒，矛盾再也無法掩蓋。
宋仁宗問王曾有什麼不滿，他便把所聽到的呂夷簡招權市恩收受賄賂的傳聞說了出來。宋仁宗問呂夷簡，他就與王曾在宋仁宗面前對質。王曾的話難免有點過頭，受賄之類指控又難以立即坐實。參知政事宋綬倒向呂夷簡，樞密副使蔡齊則敬重王曾，宰執分為兩派經常在宋仁宗面前爭吵個不停。景祐四年，宋仁宗一怒之下，把呂夷簡與王曾，連同追隨他們的宋綬和蔡齊都給罷免了
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屬党項政權首領李元昊脫宋自立，自稱皇帝，去宋封號，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宋仁宗明道二年（1039年），西夏景宗李元昊寫信通知宋廷，希望他們承認這一事實。可是宋朝大多數官員主張立刻出兵討伐西夏，興師問罪。於是宋仁宗於當年六月下詔削去元昊官爵，並懸賞捉拿。從此，長達三年之久的宋夏戰爭全面爆發。
北宋與西夏之間發生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等3次大規模戰役，都以宋軍失敗而告終，史稱“鎮戎三敗”。雖宋在屢敗之餘揚言要重整決戰，但實際上想與西夏握手言和。西夏雖屢勝，但所掠奪所獲卻抵償不住戰爭中的消耗，與先前依照和約及通過宋夏民間貿易所的的物資相比，實在是得不償失。
此外，由於西夏景宗元昊好大喜功，四處征戰，國庫空空如也、民間貿易中斷後，西夏貨幣上漲，百姓十分困苦，四處怨聲載道以及西夏與遼出現矛盾等各種主觀原因，使西夏不得不與宋廷和談，因此，西夏天授禮法延祚五年（1042年）六月，元昊派遣西夏皇族李文貴前往東京議和，宋仁宗表示願意接受西夏議和建議，並將談判的全權交給左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事、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龐籍。雙方自第二年開始進行正式談判。
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北宋與西夏達成協議。史稱“慶曆和議”。
宋夏戰爭結束結束後，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進行改革。范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經驗，於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摺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贊同，並頒發全國。
新政強調澄清吏治，對官吏和商人構成威脅，守舊派朝臣習於苟安，攻擊范仲淹等人結黨營私。夏竦刻意製造朋黨的流言，更偽造一封石介生前寫給富弼的密信，信裡說要廢掉仁宗，並造謠說石介是詐死，早已經逃往契丹。對此宋仁宗半信半疑，搖擺不定。最後仁宗對於改革失去信心，新政在一年四個月後就偃旗息鼓，范仲淹被迫罷參知政事。慶曆新政最終以失敗收場。慶曆新政的失敗更影響日後的熙寧變法，王安石在執行上改以“理財為方今先急”，不再以裁減冗官為訴求。
范仲淹提出的十事，大多以詔令的形式頒行全國，在罷黜了一批官吏之後，“論者藉藉”，富弼說：“範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卻說：“一家哭何若一路哭？”由於官僚集團受到極大震動，史稱“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由於“新政”限制了權貴、官僚的既得利益，招致了猛烈的攻擊。不久范仲淹被貶，象徵新政的失敗收場。
宋仁宗三十四歲前生過三個兒子，都天折了;其後，雖生到第十三女，卻未有兒子出生。他在位四十二年，多次“不豫”(皇帝病危的代名詞)，一不豫就人事不知，胡言亂語，這種病狀在太宗長子趙元佐、三子真宗和南宋光宗身上，一再重現，似乎是趙宋宗室的家族病。
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再次“不豫”＂，長達二十日，多虧宰相文彥博把持大局，才渡過了危機。這種局面令朝廷大臣們意識到確立皇位繼承人已迫在眉睫。當年五月，知諫院範鎮率先奏請立太子。在當時，立儲問題是最為敏感的朝廷大事，即便是宰相也不敢妄議，以免疑忌於君主而身敗名裂。
範鎮的奏議，引起朝廷震動。宰相文彥博責備他事先不與執政商量，範鎮說:“我做好必死的準備，才敢上奏。與執政商議，若以為不可，我難道終止嗎?”司馬光在幷州通判任上，鼓勵範鎮義無反顧，以死相爭，並與御史趙抔先後上疏支持他。
仁宗把範鎮先後送呈的十九道奏章交給中書，就是不表態，中書宰執也只得不置可否。朝廷升任範鎮為侍御史知雜事，他以進言不用居家待罪百餘日，鬚髮盡白。仁宗被他所感動，流淚請他再等三二年，還指望能自生龍種。嘉祐三年，張堯佐去世，仁宗發牢騷:“臺諫官總以為我用張堯佐，就像唐明皇用楊國忠那樣，會招來播遷之禍。我看也不見得。”
一旁的戶部員外郎唐介接口說:“陛下一旦有播遷之禍，恐怕還不如唐明皇。明皇還有兒子肅宗興復社稷，陛下靠誰?”仁宗氣得臉色驟變，卻無反駁理由，沉默良久才說:“立子之事，與韓琦已商量好久了。”
韓琦這時正與富弼並相。他容貌凝重，令人望而生畏，但與人相交卻渾厚溫恭，說到小人忘恩負義傾陷自己時，也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慶曆年間，他與范仲淹、富弼同為執政，上朝爭事議論，下殿不失和氣。
為相以後，用人只據公議，所用之人未必謀面，甚至也不知道是他所薦。嘉祐三年，他任相不久，就向仁宗進言:應該吸取前代儲君不立引起禍亂的教訓，選擇宗室子弟中的賢能者立為太子。仁宗因後宮有孕而遷延不定，但生下來的仍是皇女。
嘉祐六年閏八月，知諫院司馬光也上了立儲札，仁宗讓他把奏疏交給中書，司馬光請仁宗自己宣渝宰相。當天韓琦知道後讓人傳言司馬光，爭取把建言立儲的奏札送到中書，否則，他作為宰相，欲發此議，無從說起。次月，司馬光舊事重提，列舉了相關的歷史教訓，仁宗叫他將所奏立即直送中書
司馬光遵旨照辦，並對韓琦說:“諸公倘若不及時議定大事有一天，禁中夜半拿出一張紙，說立某人為嗣，那時天下誰也不敢吭聲了。”韓琦等宰執同聲應道:“敢不盡力!”司馬光為此已先後七次上書。十月初，仁宗讓韓琦看了司馬光和呂誨的奏章，問宗室中誰最合適。韓琦趁機說:“這不是臣下所敢議論的，應出自聖斷。”
仁宗曾在宮中撫養過兩個宗室子弟，其一是濮安懿王的十三子，名叫宗實。濮安懿王是真宗的侄子，仁宗的堂兄。宗實四歲進宮，八歲時，因仁宗次子出生，被送回王府。其間，仁宗曹皇后也在宮中撫養了自己的外甥女，姓高，名叫滔滔。
倆人年齡相傷，頗有點青梅竹馬的味道。慶曆末年，仁宗無子，對曹皇后說我們過去收養過的宗實和滔滔都大了，我們為他倆主婚，如何?”於是仁宗的養子宗實娶了曹皇后的外甥女(就是後來元祐更化時垂簾聽政的高太后)，很是熱鬧了一番，宮中盛傳“天子娶婦，皇后嫁女”的說法。
如今從宗室子弟中確定皇位繼承人的問題，已經刻不容緩，仁宗自然傾向於宗實。當時宗實正在為父親濮安懿王守喪，朝廷命他起復，授以知宗正寺，以便為立儲作準備。不料他先以父喪、後以生病相推託，不肯上任。
韓琦向仁宗建議:“任命知宗正寺，外人認為就是皇子，現在不如立即為其正名。＂八月，仁宗正式立宗實為皇子改名趙曙。為了政權的穩定、天下的安寧，範鎮、司馬光等一大批朝臣，忠於信念，勇於犧牲，一再犯顏極諫非臣子所宜言的皇位繼承人問題，而韓琦作為宰相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次年三月末的夜裡，仁宗突然去世，時距皇子之立僅隔半年。曹皇后制止了內侍出宮報喪，派人悄悄通知韓琦等宰執黎明入宮。韓琦趕到，即請曹皇后宣趙曙入宮即位。趙曙到場，連說“我不敢做，我不敢做”，轉身就走。韓琦等將他抱住，七手八腳為他穿上黃袍。
然後將翰林學士王珪找來草擬遺詔，他一時間驚恐得不知如何下筆，韓琦臨變不驚，吩咐他按自己說的寫。四月一日早朝，韓琦宣讀遺詔，宣佈仁宗駕崩，新皇帝已在昨日登基。這位新皇帝就是宋英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