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五幸：工分，不堪回首的歷史印記（隨筆）原創
說到工分，現在的青年人象聽“天書”，不知其然，更不曉得所以然。
而對經歷過曾經的人而言，卻是記憶猶新，別有滋味在心頭。
工分，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公社化”時的產物。那時候“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公社、大隊管的只是方向路線方面的大事。而生產隊是獨立核算單位，自負盈虧，自主分配。
生產隊社員做活不發工資，只是記工分。到年終根據收成、收入按總投工數計算出工值對各戶進行決分。“秋後算帳”成語用此可能最為貼切妥當，是貫徹“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體現。
我是市57中學初中69級畢業生（那陣兒沒高中），70年回鄉時就掙的工分。青壯男勞乾重活、技術活一天10分工，婦女、老漢一天是8分工，象我這樣的學生娃類似工廠裡的學徒，幹一天則是6分工。其中也有計件工分的，如推土、拉糞、起圈、割麥、挖包穀杆等這樣的活路，就是“記回回”“算畝畝”上工分。
“農民就是憑工分吃飯”。父親高富榮給我講起了工分的重要性，“工分記到本本就是錢，年底決分兌現。勞力多的、乾的好的能分上錢，娃娃多的、缺勞的就是“透支戶”，蝸蝸牛又是一年白受苦，只有盼著娃長大、來年好年景還帳了……”。
“太陽從東山背到西山，掙不下一盒寶成煙”（那時一毛九一盒寶成煙），就是那個年代收入的真實寫照。
儘管工分不值錢，但在那個時候人們把工分看的比較重，畢竟”透支戶"是件不光彩的事。我家有祖母、父親和我們五個”光葫蘆”七口人，在我和哥哥未回鄉之前，父親一個勞力養活七個人透支的結果是肯定的。當時回隊聽父親說家裡透支隊上近三百，看到我和大哥回來，他信心滿滿，“咱們父子三人一條心，今年出去到明年把帳扎清，就成了分錢的主了”！
父親的話鼓舞著我，為了多掙點工分，我不在滿足與老漢、婆娘為伍，掙那每天的六分工，而喜歡去幹“計件工”，不受時間約束。拉糞、打胡基、挖包穀杆、起牛圈……，只要與定額著嘴的活路我就去幹。
至今讓我記憶猶新是在村南油坊地裡挖包穀杆。定額挖一畝包穀杆是十分工，我年輕好盛，仗著腰軟，頭一天就挖了畝半，掙了15分工，相當日子工的兩天半。睡一覺醒來，骨頭卻象散了架，渾身軟綿綿地，沒一點點勁，這才知道了喇叭是銅鍋是鐵。父親心疼我，勸我歇一天。我嘴上“嗯嗯”應承，卻硬掙的爬起來，洗過臉，又去包穀地裡挖開了。
時值仲秋，無風，太陽火辣辣的，汗水流在被玉米葉子刷紅的臉和胳膊上，燒灼的難受，狗日的玉米蟲也興風作浪，蟄咬得我奇癢，那個滋味至死我都難以忘記！我一手抓著包穀杆，一手掄起小挖撅，憑著心勁，一根一根吃力的挖著，終於把一擺子玉米杆放倒了，熬到了地頭。
坐在地頭喝著涼開水，望著未挖的包穀杆，一個個張牙舞爪的，在向我挑釁。但我想到了工分，能替家裡掙工分拽一股繩，收穫喜悅的同時，心裡卻不免為自己的前途隱隱的擔憂，難道就這樣走父兄們的路，挖一輩子包穀杆嗎？
世上沒有什麼救世主，只有自己解放自己。人到了困苦田地，事出逼家，就會變得堅強。從那以後，我在地裡勞動的時候，口袋裡便多了一樣東西，閒時就翻翻，看看，看著看著，心大了起來，眼睛不再是小小的新寺村，而是多了對外面的花花世界的神往。看著看著，我心裡就有了寫的想法，把村上的好人好事編成快板，當時還不知道這還是個創作，只是自娛自樂，籍以打發無聊的生活。
秋季曬棉花，晚上要看場，這是有婆娘有娃的長者不願意乾的活。我想，在那兒睡覺都一樣，睡覺還能掙五分工，自告奮勇，便承攬了這一好差事。到年底，我這個半勞竟掙了快全勞的工分。
"經濟要翻身，單靠農業不行，還需要搞副業！”隊長高德義（我叫爺）在動員去西安治金建築學院“做工”的動員會如是說。隊上抽出三十個男勞去“做工”，木瓦大工2塊4毛2，小工1塊7毛2。給隊上交1塊錢記1個工。
我清楚的記得那幾年，新寺南村幾十號人在冶院做工，有一年決分後，村裡推回了八輛“飛鴿”，從商縣為年齡大的、家境不好的“剩男”，一下子娶回了九個“花不楞登”，使新寺村的人出門說話變得硬氣起來。
社會在不斷的向前發展，往事不堪回首，生產隊實行"工分"的那個年代，有著曾經過往的歷史印記，有著老一輩奮鬥拼搏的身影足跡，更有著現在讓人依戀和懷念的東西……。
作者簡歷
高五幸，筆名：高五星，初中文化，西安市灞橋區新築街道新寺村人。自幼酷愛文學，曾經在新築公社、鄉鎮企業、灞橋區土地管理局工作過，現在新城區康復路市管所打工。20歲從寫新聞報導開始，創作的劇本“席筒相親”（與王韶之合著）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省市主流媒體先後發表新聞稿件數百篇，曾經是中共灞橋區委中心通訊組成員，西安晚報通訊員，被西安晩報，中共灞橋區委評為優秀通訊員。陝西農村報網專欄鄉村作家、陝西省農民詩歌學會會員，法制文萃西部網特邀作家，灞橋區詩詞楹聯學會常務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