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藝福
大家好，我是 ，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他在位41年，是在位時間最長的宋代皇帝。他生性寬厚、以仁治國，雖然他改革弊政的行動失敗了，但在他在位期間是知識分子最活躍的時期，也是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黃金時期。總體來說，宋仁宗勤政愛民，是一位明君。
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元·脫脫《宋史》
無力抵抗西夏，加供納稅
1038年10月，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權後，派使者出使宋朝，要求宋朝承認西夏政權，卻遭到宋朝統治者的拒絕。第二年，李元昊率軍襲擊宋朝邊境，宋夏戰爭爆發。宋仁宗派韓琦、范仲淹率軍抵抗，經過兩年的持久戰，雙方互有勝敗，但都無力再戰。於是宋朝向西夏求和，向西夏繳納鉅額歲幣，遼國也趁火打劫要求宋朝增加歲幣。宋朝損失了大量財富，鉅額財富進一步增加了百姓負擔。
新政失敗，宋朝開始積貧積弱
宋仁宗一生節儉，善於用人，以“仁”治國，只是寬仁過度導致了一些弊端。宋仁宗廣開仕路，增加科舉取仕人數，每屆科舉就要錄取幾千人，結果僅僅他在位的40年，官員人數就增加了一倍，造成“冗官”的現象。
為了抵抗西夏，宋仁宗又大量徵兵，使士兵數量日益龐大，形成“冗兵”局面。冗官、冗兵的局面加上沉重的歲幣，使宋朝財政越來越緊張，宋仁宗只好給百姓增加賦稅，使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
為了改變現狀，裁汰冗員，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等有志之士，進行以改革吏治為中心的“慶曆新政”。只是新政損害了豪強貴族的利益，遭到守舊派和豪強貴族的破壞，很多政令都沒有得到真正實行，也未使百姓真正受益。於是宋仁宗向守舊派妥協了，貶謫改革領袖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宋朝積貧積弱越來越嚴重。
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黃金時期
宋仁宗重用賢才，知人善用，提拔了大量有識之士，這一時期是文人的黃金時代。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洵、蘇轍、曾鞏)都出現在仁宗時期。
宋仁宗時期還活躍著一大批名臣:歐陽修、王安石、文彥博、司馬光、梅堯臣、狄青……
宋仁宗時期還是文化科技發展的全盛期。中華文化的明珠宋詞在這一時期大放異彩；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都在這一時期得到完成或改善:大科學家沈括發明了航海“指南針”並寫成著名科學鉅著《夢溪筆談》；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火藥開始運用於戰爭。這三大發明把整個世界推向了近代化。
仁宗時期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是貨幣史上的重大飛躍。
綜上所述，宋仁宗雖然出現“冗官冗兵冗費”的現象，給宋朝埋下積貧積弱的隱患。但宋仁宗重用人才，是當時的科技文化高度發展，對整個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他是當之無愧的明君。
漫談文史八卦
這個問題，釀松山閣舊主來回答
宋仁宗當然算是一代明君。
他在位的時期，號稱“仁宗盛世”，國家總體安享太平，經濟、文化、科技等各個方面均取得長遠發展，有評價說“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可以說，趙宋江山能延續三百年，並且經歷“靖康之變”還能讓趙構據半壁江山，其根源還是仁宗鞏固奠定的統治基礎。
任何人被人認識，肯定是多方面的，所以對仁宗的評價也有很多，都有不同的側重點。
官方評價：
《宋史•仁宗本紀》：
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這個評價比較公允，仁宗執政時期有弊政，但總體大環境向好向上發展，所以他在古代第一個能得到“仁”的廟號，成為人君的榜樣模範。
歷朝人物評價
蘇軾：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仁宗在位時期，是宋朝興起以來的極盛，天下太平，百姓富足而知教化。
周正夫：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宋仁宗其他方面能力可能一般，但是當皇帝真是專業的。
王夫之：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仁宗盛世，到現在（明清之際）還讓人羨慕，皇帝溫厚寬仁，宰輔諫臣和侍從都是正人君子，所以才能達到盛世。
其他評價
他的對手遼道宗耶律洪基：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侯耳。
他還說過，願來世成為一個宋人。
當然，也有人說，仁宗能得到歷代文人的高評價，是因為性格是個老好人，只會和稀泥，只能算是個一般的守成之主。
並且除了文治正常發揮，武功全廢，西夏獨立，遼國增歲幣，連嶺南都讓儂智高鬧翻了天。
然後本來在范仲淹主導下想弄個“慶曆新政”來改革下，還能力挽狂瀾，但是魄力不夠導致無疾而終，最後加劇了宋朝的冗兵冗官冗費，為宋朝的積貧積弱埋下了禍根。
然而，宋仁宗就是這樣一個當之無愧的明君
他的英明，不在於有開國定基的能力，也不在於有開疆拓土的魄力，也不在於有力挽狂瀾的偉力。他的突出，就在於仁厚，身為一個帝王，這樣的品質難能可貴，他委屈自己處處為人著想，所以才換來了臣民對他的無比擁戴，對手對他的衷心傾慕。
並且，他的執政能力並不弱。
人口增長。封建時代，人口就代表國家力量，宋仁宗特地讓包拯包大人統計過歷朝人口數量，得到的結果是，仁宗之世遠邁漢唐，唐朝貞觀年間人口三百多萬，開元極盛時八百多萬，而宋仁宗時達到了一千多萬。
經濟發展。仁宗繼位之初，因為他老爸真宗的揮霍，朝廷財政虧空4225萬貫，這些錢，當然是父債子還。仁宗不僅很快平了虧空，他在位時的財政收入，還達到了唐朝的四倍以上。
雖然“慶曆新政”最終夭折，但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舉措有一些還是得到了保留，並且其中也提現了仁宗“以仁治國”的施政理念。
如果這樣的帝王都算不上明君，那整個封建社會又有幾人可以當之無愧？
釀松山閣舊主
仁宗是一個好人，也是一位好皇帝。他是仁君，卻不算是一個合格的皇帝，更非明君。
宋仁宗，歷史上少有的，廟號中帶有“仁”的皇帝。仁，在古代，它是儒家所認定的道德規範的最高準則，是儒家思想中最為核心的體系。“仁”的最初定義是指人與人的一種親善關係，天地相愛有生即為“仁”字，《說文》載：“仁，親也。”，《禮記·經解》亦載：“上下相親謂之仁”。而後，儒家聖人孔子將“仁”字定義為“愛人”，其解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認為“仁”是人類的普世價值，所有的人都應該為“仁”的實現而獻身，即“殺身以成仁”。
因此，如若按照儒家對於“仁”的定義來說，普通人能被稱為“仁”已是十分不容易，而而皇帝被稱為“仁”則是更加不容易。之所以如此，蓋因為普通人面對的人極少，只要他能對身邊的人好，就能稱仁，而皇帝乃是萬民之主，是天下人的父親，只要對他們都好，才可稱仁。
可以說，對於儒家而言，若皇帝能被稱“仁”，那他必定就是一位仁愛孝順的賢主。
對於宋仁宗而言，也確是如此，他的所作所為，確是能擔當的起“仁”字。
首先，他對臣子“仁”。終仁宗一朝，宋仁宗沒有處死一位臣子進諫的臣子，只要是進諫，無論是對是錯，無論是否言行得當，仁宗都一概不予追究，即使是如包拯那般，進諫時連口水都噴到他臉上，他都一概忍受。當年蘇轍參加科舉考試，他在試卷中這樣寫道：“我聽人說，宮中美女無數，皇上終日夜夜笙歌，紙醉金迷，是既不關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們商量治國安邦的大計” 。考官看後認為蘇轍是無中生有、惡意誹謗，於是上奏仁宗，希望將其治罪。
但是，宋仁宗看後，他並不惱火蘇轍的胡說八道，他說道：“朕設立科舉考試，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一個小官，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與功名”。
其次，他對奴僕“仁”。宋仁宗的仁，不看地位，也不看身份，他的仁是對天下所有人而言的。有一次用餐時，仁宗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齒一陣劇痛，他是趕忙將他吐出來。但是，此時的仁宗想的並不是找人治罪，而是對著陪侍的宮女說道：
“千萬別聲張我曾吃到沙子，要是被人知道，廚子可就是死罪啊！”。想想看，對待奴僕的過失，仁宗首先考慮的不是自己的感受，而是擔心奴僕因此會帶來的罪責，由此可見他的仁慈。最後，他對百姓“仁”。宋仁宗作為北宋有名的仁君，他對百姓的仁，是被史書所認可的。為了不增加百姓的負擔，仁宗可以忍受自己的私慾。某一天，宋仁宗處理事務到深夜，是又累又餓，非常想吃一碗羊肉熱湯，但是卻是始終忍著飢餓沒有說出來。第二天，曹皇后知道了，就與他說道：“皇上日夜操勞，千萬要保重龍體，想吃羊肉湯，就御廚準備就是，怎能忍飢，讓皇上龍體有恙呢？”，這時仁宗卻與皇后說道：“我半夜突然讓御廚準備羊肉湯，這會讓宮中人看成慣例，今後御廚就會夜夜宰殺，如此算下來一年就要數百隻，而後，若是形成定例，日後宰殺之數更是會不計其算。因此，為朕一碗飲食，創此惡例，且又傷生害物，又勞民傷財，實在於心不忍，因此朕寧願忍一時之餓”。
總的說，仁宗確是能擔當的起“仁”字，他確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仁君。
但是，仁宗雖仁，可他卻並非是一位合格的皇帝，更不是一位明君。
仁宗一朝，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三冗”問題，所謂“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費”。首先“冗官”，就是官員多，至宋仁宗時期，宋朝中央內外屬官員的數量就突破萬人，達一萬七千人，而要知道疆域遼闊的唐朝，其官員的數量鼎盛時期也才一萬七千三百餘人，此時北宋的疆土僅為唐疆域的二分之一，可官員的數量卻與唐朝相當，由此可見宋朝“冗官”的嚴重性。其次“冗兵”，就是兵士多，仁宗在位時，北宋的冗兵現象特別嚴重，全國軍隊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其軍費支出佔全國賦稅十分之七。最後“冗費”，就是錢花的多，仁宗朝各種祭祀活動、修建佛寺宮觀以及各種賞賜等等的開支都十分多。
“三冗”問題，歸根結底就是錢的問題，“冗官”、“冗兵”、“冗費”所需的錢財，無疑是掏空了北宋的國庫。因此，此時仁宗在位，他最應該，也是最急需解決的事情，無疑就是儘快解決“三冗”問題，若不解決，則勢必會造成國不穩，民不寧的局面。
而最初，仁宗也的確在想辦法去解決這些問題，這點從他支持范仲淹實行“慶曆新政”，就可得知。但是，如上文所說，仁宗雖是仁君，卻並非是明君，他仁厚，但卻也是優柔寡斷，在治國上，他並沒有特別卓越的表現，這點從“慶曆新政”亦可看出。當時，慶曆新政雖存在著種種問題，但若是君臣一心，卻是大有可為。本來，若是仁宗皇帝能夠堅定的支持范仲淹，堅行新法、針除時弊，北宋尚有復興的可能。可是，仁宗皇帝卻並沒有那麼長遠的眼光，他推行新政根本目的不在於百姓，而在於穩定北宋的統治，此時他見朝中多數臣子皆反對新政，並有了動搖北宋統治的威脅，仁宗就決然的放棄了新政，放棄了范仲淹，去繼續實行那迂腐的祖宗之法。
試想，如若仁宗是明君，他斷然不會那麼短見，就因為那些保守派官員的反對，就因為新政威脅到權貴階級的利益，就放棄新政。要知道，慶曆新政若能成功推行，於國於民皆是大為有利的，於國而言，國家能夠因此煥然一新，走向更為繁榮昌盛的時代；於民而言，百姓的負擔就能減輕，他們就能更加的安居樂業。可是，無奈的是仁宗就是一個短見的皇帝，他雖仁，但並不明，在天下和祖宗基業面前？他選擇了祖宗基業。
而後，因改革的失敗，仁宗的頑固不化，北宋的三冗問題是越發的嚴重，北宋國庫入不敷出。此後，為了填補國庫的空虛，及維持龐大的開支，仁宗只得是從百姓的手中掠奪財富，如慶曆時期，主管財政的三司使張方平所言：“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此時北宋的賦稅是越發的繁重。此外，因宋仁宗對官員無底線的縱容，偏以概全，無論是誰，仁宗都講求仁，致使民間的土地兼併問題也是越發的嚴重，“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後“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越來越多的百姓陷入家破人亡的境地。
簡單的說，若仁宗真是明君，他就不會縱容官員去兼併土地，就不會眼睜睜的看著百姓家破人亡，就不會放棄讓國家再次富強的機會，就不會為了暫時的安穩去放棄整個天下百姓。總的說，仁宗的“仁”，說實話只是小仁，並非是大仁，他的仁，只是建立在祖宗基業的安穩上，而非天下百姓的富強身上，只有在祖宗基業不受損的情況下，他才會講“仁”，若祖宗基業受損，仁宗斷然是不會講“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