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農村農民生活還不富裕。以人民公社和集體經濟為主體的生產經營管理模式，讓廣大農村的社員們在計劃經濟的引領下，依靠集體勞動，統一按照勞動工分計酬，年底統一結算分紅分口糧。這樣的分配方式對於一個勞動力富足的家庭，不但可以年底有分紅，而且日子也會過得比較舒心幸福。我們家六口人，五個是未成年的孩子，僅靠我母親一人勞動掙工分，可以想象而知生活會是怎樣的一個狀況。那個時候，在農村青壯男勞力一天出全勤，最多也就掙個10——12工分，而女性勞動力一天出勤最高工分不會超過8分。
在農村還沒有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之前，家家戶戶只有那麼一點點“自留地”可供自由支配。我們家當時分了大概七分自留地，除了一年種小麥玉米外，還兼種棉花，豆子等。我們家因為沒有足夠的勞動力，每年生產隊年底分紅，村裡其他人家基本都能分到百八十塊錢的現金，而我們家則每到年底結算時都是欠生產隊一百多塊錢。為了抵消虧欠生產隊的債務，我父親每到年底或者通過關係給生產隊拉一車煤折算現金，或者直接用現錢支付。我的父親雖然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但是在七十年代每個月工資收入也不過百元。
在農村，生產隊分糧也是按照工分進行折算的，工分高的可以多分一些細糧，工分少的，則主要分的是粗糧。在我開始記事後，我們家一年口糧基本都是玉米和紅薯，除了節假日能吃幾頓白麵。即便是以粗糧為主，一年的口糧也還不夠吃，因為我們幾個未成年的孩子正在長身體，飯量都比較大。為了能讓我們兄弟姐妹吃飽，父親母親就跑到十里之外的吝店，固市，下吉黑市上買一些玉米來彌補缺口。當時就算你有錢，也不一定可以買到糧食，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隨父親買糧食，還是農民把糧食用自行車帶到吝店南邊那條灌溉渠路上進行交易的。為了能讓我們吃好，母親常常把粗糧變著花樣給我們五個孩子做著吃。母親通過向村民請教，學會了做紅薯面餄絡，做玉米麵攪團和魚魚。至今我還特別懷念母親當年給我們做的玉米麵餅子和蒸的玉米麵發糕。白色的玉米麵餅子烙熟後，散發著誘人的香氣，用刀從中間劈開，再夾一些醃製的青辣椒紅辣椒，那個香噴噴的味道別提多麼好吃了。如今閉上眼睛，我彷彿還能看到嗅到金黃色香噴噴的玉米麵餅子。
在農村幹活拼的是誰家的勞動力多，分東西同樣拼的也是誰家勞動力多。每年生產隊分糧食除了小麥，豆子，穀子等是在生產隊的麥場上，統一碾好曬好分給社員之外，像玉米紅薯類的糧食都是在田地裡直接分給社員，而且是按照每家每戶幾口人進行分配的。分配的方式就是從田地這頭開始到田地另一頭，你家三行，他家四行。玉米自己去掰，紅薯自己去挖，自己想辦法運回家裡。我們家就是媽媽一個人是成年人，我爸爸又在距離家一百多公里的外地工作，又加之那個時候我們家還沒有買架子車，因此，每到糧食分到田地裡，對我的母親還有我們五個兄弟姐妹來說都是一種嚴峻的體力考驗。我們一顆顆的在玉米地裡掰玉米，一窩窩地用小鋤頭在地裡挖紅薯，又一小籃子一小籃子把這些糧食搬運回家。經常是相鄰的村民半天就完成的活，我們家常常是幾天才忙完。
有一年的秋季，生產隊分給了我們家幾行紅薯在地裡，當時正趕上幾年不遇的連陰雨天氣，全生產隊家家戶戶都已經把分到地裡的紅薯挖完搬運回了家，可是我們家的紅薯在地裡只挖到三分之一處。天上下著小雨，紅薯地裡泥濘不堪。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和媽媽每挖出一課紅薯都要費很大的力氣。紅薯挖出來後，都看不到本色，全成了泥蛋蛋。我們一點一點來回奔走在地裡家裡的路上，靠一個小籃子搬運著泥蛋蛋。細雨，烏雲，寒風，無助在考驗著我們，我們必須堅強的面對。在我們挖紅薯到第三天時，忽然生產隊長帶著幾十名社員拿著工具，拉著架子車來到了我們家分的這片紅薯地裡，開始幫我們義務挖紅薯了。這個場景我至今在腦海裡都揮之不去。社員們挖的挖，搬運的搬運，從上午一直忙到傍晚，終於幫我們家把地裡的紅薯全部搶運回來的，而我們家卻連一頓飯也沒有給他們吃，甚至連一口氣也沒有讓他們喝。
在農村的那些年裡，許多村民用他們最樸實最善良最真誠的行動幫助我們家度過了艱難的歲月。他們教會我的母親還有我們幾個孩子種各種農作物，教會我們做各種雜糧佳餚。在我們困難時借給我們糧食，借給我們無償使用他們的架子車和農具，有時做點好吃的送給我們幾個孩子吃。
在我讀小學的時候，我的老師王維成親自給我理過發，剪過指甲。我的老師屈巧雲親自給我縫上衣服上掉落的紐扣。當我們家住的房子在遭遇幾十年不遇的連陰雨後，滿屋子到處漏水時，是當時的大隊老支書帶人連夜幫我們家把漏水的房屋屋頂修繕好……
雙樓屈村每一家社員，每一戶村民對我們家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給予的任何一個幫助，任何一聲關愛與溫暖，都在我幼小的心靈裡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象，必將伴隨著銘記一生。同時，也讓我們全家在感恩的同時，去傳遞這份人間正能量，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