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當地時間4月30日），特朗普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建議對中國徵收更多的貿易關稅。隨後引發市場對新一輪貿易戰即將到來的恐慌，VIX恐慌指數快速上升，全球股市則暴跌。我們翻看之前（1月20日）的分析，發現一般美國大選時期中美關係容易緊張，而此次特朗普重提貿易戰似乎印證這一歷史規律。這裡我們再次分享之前的分析，您會知道美國大選為什麼會導致中美關係緊張，以及投資上要如何應對措施。
原文題目為《經濟週期特點：短期美國大選週期，長期康波蕭條期，中美關係和國際局勢將緊張，利好黃金》（詳見“立義宏觀對沖”公眾號），這裡略有改動。
一、當前經濟特點：美國大選週期，中美關係將緊張
隨著美國大選的臨近，目前在進行的是黨內出現，從兩黨候選人的言論我們可以總結出中美關係的走向。恆大研究院認為美國兩黨對華遏制已達成共識，無論是特朗普連任、彭斯繼任後當選或是民主黨三強上臺，均不會改變這一局面。
共和黨方面，彭斯作為極端鷹派人員，曾多次對中國南海、“一帶一路”倡議等方面提出質疑，同時彭斯作為自由貿易的擁護者，並不贊成貿易壁壘和隨意加徵關稅，因此若其接任總統，其對印度、墨西哥等國加徵的關稅可能會部分取消、縮小貿易摩擦範圍，但對華批評將從貿易層面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中美貿易摩擦將從關稅打擊轉向意識形態對抗等非關稅手段，彭斯或將進一步施壓中國，要求中方遵守多項不合理、不公平、高標準的貿易條款，貿易協定或難以達成。
民主黨方面，儘管拜登反對貿易關稅、認為損害農民和工人利益，但自2019年6月以來其對中國態度逐步強硬，目前是對華理性鷹派，認為美國“正在與中國競爭”、“需要對中國強硬”，計劃通過多邊外交聯合盟國打擊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
另外，學者和機構也在關注美國大選期間的中美關係，認為2020年中美關係將緊張，是全球主要風險之一。南加州大學中美關係學院學者杜克雷表示，民主黨和共和黨候選人在經濟和貿易上對中國施壓，因此不管是誰當選都會導致中美關係緊張。以後中美關係可能更加嚴峻。全球最大的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1月發佈全球十大風險，該公司把中美關係列為全球第三大風險，而美國國內政治風險首次成為全球第一大風險。該機構認為，隨著中美科技脫鉤的發生，中美在國家安全、影響力和價值觀方面可能將出現更明顯的衝突。中美競爭的核心是美國遏制中國崛起，並不像冷戰那樣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貿易摩擦已經中止，但仍未結束，美國外交政策側重於如何遏制中國而非如何與中國競爭。抨擊中國將成為2020美國大選中的重要話題。美國將對中國採取嚴厲措施，對特定官員和技術進行控制，以及限制美國對華投資。如果認為特朗普很重視貿易、但對安全問題興趣不大，那這種想法是危險的。
二、經濟週期解釋（這裡指的是短週期）
當前美國生產週期見底，疊加美國大選週期，中美關係將緊張，國際局勢將更加嚴峻。其中一個解釋是，冷戰結束後，在美國的歷次大選中，美國的各種利益集團和政治勢力出於各種各樣的目的挑起爭論，給中美關係的發展帶來諸多消極影響。另一個解釋是，美國民眾在嚴峻的經濟和就業形勢下擔憂自身生活狀況，迫切希望下任總統可以帶領美國走出經濟蕭條的困境，而以中美關係為主的對外政策是下任總統的重要議題。研究也表明，除突發大事件外，中美兩國關係發展呈現有規律的週期性波動，這種週期波動與美國總統選舉有相當緊密的關係。每當臨近大選或者大選當年，美國對華政策都會成為美國國內政治鬥爭的焦點，其後果往往是引起中美關係的波動，甚至使中美關係成為競選的犧牲品。
回顧歷史同期，2009年1月美國生產週期見底，滯後於美國大選的時間，主要受到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2008年美國大選三位候選人都不同程度展現了其對華的強硬態度。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與奧巴馬在經貿和人權問題上不斷拋出“豪言壯語”，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則在傳統安全方面“大放厥詞”。這些或多或少都會對中美關係產生不利影響。（摘自《2008年美國大選對中美關係影響及啟示》）。另外，國際局勢緊張，2009年7月，在聯合國譴責朝鮮進行地下核試驗之後，朝方宣佈退出六方會談，導致半島局勢緊張。2012年9月美國生產週期見底，早於美國大選時間。
2012年美國大選，無論是奧巴馬還是羅姆尼都多次拿“中國議題”來換取關注。與冷戰結束後前幾次大選中的中國議題側重政治和安全問題不同的是，本次大選有關中國議題更多聚焦於經濟貿易問題並與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相聯繫，且中國議題始終貫穿於大選的全過程。另外，國際局勢緊張，菲律賓、越南試圖將將南海主權爭議寫入東盟會議聯合公報，日本則發起購島事件，朝鮮再次發射火箭。
2016年1月美國生產週期見底，早於美國大選時間。2016年美國大選，從兩黨候選人的觀點來看，民主黨上臺後雖然會延續甚至深化包括氣候變化合作在內的現有中美合作項目，但在人權與意識形態方面會持有更多偏見；而共和黨上臺將嚴重影響中美氣候合作，但是否會延續傳統共和黨人關於強化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投入的路線，或者特朗普主張的減少在亞太地區介入的“內向化”趨勢，以及會否迴歸傳統的重商路線，從而與中國擴展經貿合作，都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另外，美國加大介入南海問題，不顧中方反對在朝鮮半島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等。
目前，美國生產週期也已經見底，早於美國大選時間。2020年美國大選，從兩黨候選人的觀點來看，美國兩黨對華遏制已達成共識，中美關係將趨緊，對全球經濟和貿易產生重大影響。國際局勢方面，2020年1月，美國對伊朗極限施壓，空襲炸死伊朗高級將領，並實施新一輪制裁，而伊朗則宣佈退出伊核協議，國際局勢驟然上升。
三、從長週期來看，康波週期進入蕭條階段，有利於黃金
前海開源：這一時間節點還是技術創新週期進入蕭條的轉折點（對進入蕭條期的時間判斷各機構觀點不同，比如中信建投認為是2015年）。事實上，我們目前看到的消費電子，電動汽車，移動互聯網等產業無一不是得益於本輪技術創新週期之初的成果，近年來常見的所謂顛覆式創新也均是模式的創新，本質上是改善協作方式，提高協作效率，而不是挖掘新的需求。下一個經濟增長點來自哪裡呢？目前看不清，可能是能源，醫藥或者計算機領域，但是還需要等待。這種等待可能10年，可能15年甚至更久，其時間不容易判斷。
歷史上看，缺乏新技術創新的全球經濟通常會經歷痛苦，比如1970年代，1930年代，因為他通常帶來幾個後果。首先原有的國際分工和利益格局會被打破，因為蛋糕小了，摩擦大了。這通常會造成國際局勢緊張，以及戰爭。而同時，央行們會竭盡全力的維持增長，手段沒有太多新意，就是貨幣政策，降息，擴表，負利率等。無論哪個結果，都有利於黃金。
所以從資產表現上，最確定能夠受益的可能就是黃金。以1973-1982年為例，股票基本10年沒有上漲，黃金價格上漲4倍多。這一現象在未來可能會再現，只不過形式不同。具體來說，70年代的黃金價格上漲主要通過美元與黃金的脫鉤來實現，但至今美元依然是黃金的計價貨幣，是國際收支的主要結算貨幣。未來10年，我們將會看到主流非美貨幣對美元的脫鉤，即國際支付中美元的佔比將大幅下降。這點從2019年12月日本與伊朗的石油磋商，到德國與俄羅斯的“北溪2號”項目，諸多線索已經初露端倪。我們會看到美國越發頻繁的對棄用美元的項目方與國家進行制裁，但是這應該不會改變結果。越是通過制裁和武力來維持，越說明這個信用已經鬆動。而一旦美元逐步遭到棄用，美元將對非美貨幣以及黃金出現趨勢性的貶值。非美貨幣一般也會對黃金貶值，只不過貶值程度會小於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