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安小童
孔子的政治思想十分豐富，大抵是以德治為基礎的仁政。仁政從本質上說是一種以禮治為基礎的人治。在人治環境下，政治的清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統治者以及統治集團的道德水平和管理能力。孔子觀察從唐虞到西周的政治形態，推崇一種上行下效，無為而治的政治理念。他反對濫用刑罰，更反對輕易殺人，主張用道德教化百姓，用禮儀規範民眾。他的政治思想是基於理想的政治模型建構的，與現實的政治生態有著不小的距離，因而孔子對於“為政”始終保持必要的剋制。這一方面是對現實政治的黑暗有所警惕，另一方面是對個人“為政”的道德水平與從政能力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
孔子處在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他所處的魯國政局混亂，權柄不在國君，而是旁落到大夫甚至大夫的家臣手中，正所謂“陪臣執國命”。當時的執政者多為“斗筲之人”。在這樣的時局下，正人君子難以有所作為，或者被環境所裹挾，依附於權貴；或者“不得其死”。處在時代的困局中，孔子常常懷有出世的情懷，期盼“乘桴浮於海”的逍遙自在，嚮往春遊沐浴，迎風歌詠的悠閒生活。後世學者常常不解一向“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孔子何以公開向弟子宣揚一種超然世外的處世方式，但這恰巧是孔子的智慧。《中庸》說“居易以俟命”，“居易”是要君子安於所處的環境，以端正而舒適的姿態完成自己所在位置上的任務，做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俟命”源於孔子對西周禮樂文明懷有的極高的文化自信與制度自信，堅信天命不喪“斯文”，後人必然會從對西周禮樂文明的學習中找到濟世安邦的知識源泉。作為西周禮樂文明續命人的孔子及其弟子不能和光同塵，讓西周禮樂文明的講學屈從於現實，被曲解與庸俗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與黑暗的政治現實保持距離，將美好的文化傳統保存下來，等待社會變遷的召喚。這種深邃的歷史眼光，超出在一時一地當中“仕”與“不仕”的簡單對立。另外，即使處江湖之遠，孔子依然能在政治上起到積極的作用。通觀《論語》，多有權貴來向孔子問政，孔子款款而談，以正道喻之，通過道德的感召力和知識的權威性影響當政者，這當然也是參與政治。但在這裡，孔子對“為政”的理解是泛化的，可以看成是聖人在時局不允的境況下為了達到理想而做的折衷。
另一方面，以復興西周禮樂文明、安邦濟世為理想的儒者又不能不對政治保持關注，一旦時機適宜就需要勇敢嘗試，所以孔門弟子多有參與政治事務者。參與政事需要具備一定的道德水平與辦事能力，比如果敢、質樸、正直、謙遜，懂得察言觀色，善於言談等。這些要求並非難以企及，孔子就常評價門下的某些弟子足以勝任政事。但這些評判是基於理想的社會狀況做出的，現實卻是，以善於從政聞名的冉有、子路均不得善果。因而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參與政治，同時保持自身人格的高潔與生命的安全需要高超的智慧。孔子十分警惕門人弟子對從政的自我定位過高，他更欣賞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的謹慎態度。孔子重視對出仕邦國的甄選，甚至居住的地方都要慎重對待，遠離那些“無道”的國家，遠離動盪與戰亂。在政治昏暗的邦國，孔子主張“危行言孫”，即果敢做事，謹慎說話，甚至可以裝傻充愣保全自己，在政治迷局中以不犧牲自己為前提，為匡扶正道出一份力。
在《為政》中，孔子又強調了“孝”。“孝”在孔子的思想中處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學而》的導讀中我們已經談了“仁”與“孝”的關係問題，“孝”是“仁”的本源。在孔子看來“孝”更是一切美德、善行的根本，敦行孝道是君子的本務，也是聞達於社會的基本條件。孔子在為政說，做到“孝慈”就能讓百姓為他人盡心竭力，就能影響施政者，改善政治。《荀子·儒效》說“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講的正是這個道理。孔子關於孝道的思想到漢代得到進一步發展，演變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後漢書·韋彪傳》）的觀念。漢朝官員的人才選拔依靠的是“舉孝廉”，這是儒家孝道思想在政治層面的運用。
孔子在禮崩樂壞時代推崇理想化的道德人格、德性倫理與德治，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庸俗的道德觀念和行為規範。《左傳·昭公元年》說“國之大節有五”，其中之一就是“養其親”，可見在那個時代能夠贍養父母就已經可以算作是道德合格了。但孔子的要求不止於此，只是贍養父母，遠遠夠不上孝道。要改造庸俗的孝道，需要補上兩個方面，一是敬愛，二是禮制。
敬愛是孝行的核心精神。對雙親的愛是最質樸、最真實的道德情感，是孝行的源頭活水。拋開愛來談孝，那就只是聊盡人事，做做表面功夫，算不得盡孝。孝子憂心父母的疾病，侍奉父母總能保持和顏悅色，都是對父母之愛的本真流露。對長輩的“敬”，是踐行這種道德情感的基本態度。因為對親長的愛和對妻子、兒女的愛有所不同，“敬”能在實踐上將盡孝與其他道德實踐區分開來。往更深層講，“敬”是對父母的尊重，包括對父母的言行、名譽、事業的尊重，表現在行為上是順從。子女與父母在觀念以及行為習慣上可能存在差異。尊重差異，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父母，是孝道對子女提出的要求。哪怕父母的行為有違善道，也應溫和勸諫。如果父母不採納，也沒有怨言，仍然恭順地侍奉父母，再另外找合適的機會勸諫。孝子不可宣揚父母的過失，而是要儘可能掩飾，再設法補救。父母的事業要繼承與發揚，不可輕易譭棄，所以應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且“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當然，順從父母也不是無條件的服從。孔子講孝慈並舉，即所謂“父父，子子”，是義務對等的關係。孔子特別推崇舜的孝行，反對愚孝。《說苑》記載“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大棰則走，以逃暴怒也”，意思是面對父母的惡行，不要助長，當父母要傷害自己的時候，能跑就跑，這樣才能保存自身侍奉父母，不會陷父母於不義。
枕月拾星
《論語·為政》裡四章問孝內容相對集中，不是隨意編排，而是有其深意的。
中國文化經常講孝道，尤其儒家更是如此。那麼在儒家看來什麼樣子才是孝呢？愛父母、愛家庭是小孝，愛社會、愛國家是大孝（後來又專門起個名字叫“忠”）。為政者不懂孝，自己不孝，選的官員也不孝，讓這樣的人去治理國家，為人民服務，可能嗎？只會“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爾”。
孔子在這裡是在教育為政者要想把國家治理好，需在孝上做好文章。
國君或諸侯王要有孝心，才能愛國家，愛社會，才會負責任 ，才有可能想方設法把國家治理好。國君以孝治天下，上樑正了，下樑不歪。魏晉以後的國君學得更聰明瞭，明告天下“聖朝以孝治天下”，雖然做的不咋地，沒人敢不這樣說。
選任大臣要有孝心，一旦國家有難，他們才會為國盡忠。“慷慨捐身易，從容就義難。”街上小混混打架，脾氣一上來，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一點也不含糊。事後後悔得一塌糊塗，因為他們做事憑的不是愛心、孝心。忠臣義士就不一樣了，他們對國家和人民有真正的感情，明知道自己的選擇就是死路一條，尤其是需要慢慢堅持等待死亡，先烈們仍然義無反顧，沒有堅定的忠孝信念是做不到的。所以唐宋之後就強調“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其實不光《為政》裡內容是一個整體，就是《論語》二十篇也是一個整體，不信你就去看看!
秀雲涵天
孝道是慣穿儒家思想始終的核心內容，懂得孝道的人才能成大事，才能成大業。
《論語》為政篇問孝的內容有四處之多。這四處對孔子對學生關孝的回答說明瞭關於孝的四個層次。
首先是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問什麼是孝，孔子回答說：“孝就是不要違背禮。”後來樊遲給孔子駕車，孔子告訴他：“孟孫問我什麼是孝，我回答他說不要違背禮。”樊遲說：“不要違背禮是什麼意思呢？”孔子說：“父母活著的時候，要按禮侍奉他們；父母去世後，要按禮埋葬他們、祭祀他們。”無違，即不要違背禮是孝的第一層次。
二是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問什麼是孝。孔子回答說“父母會為子女的疾患擔憂，那做子女的就要愛護好自己的身體，不讓父母為自己的健康而擔憂就是孝。這是孝的第二層次。
三是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 以別乎？”
子游問孔子什麼是孝，孔子回答說：”如今所謂的孝，只是說能夠養活父母。然 而，就是犬馬都能夠得到飼養。如果沒有發自內心的尊敬，那麼贍養父母與飼 養犬馬又有何異呢?”要敬才是孝，這是孝的第三層次。
四是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子夏問什麼是孝，孔子說：“當子女的要盡到孝，最不容易的就是對父母和顏悅色，僅僅是有了事情，兒女需要替父母去做，有了酒飯，讓父母吃，難道能認為這樣就可以算是孝了嗎？”色難是孝的第四層次，也是做兒女最難做到的。
回到所問，為什麼在論語的為政篇中集中四章關於孝的內容，這樣的編排的確有著深刻內涵。
一個懂得孝道並知行合一的人才能做一個好官，才能理好政。所以，要想長大做好官，先從小學會盡孝開始。
一個懂得孝道並知行合一的人才能事君忠誠。
一個懂得孝道並知行合一的人才能不會忘祖，才能愛家、愛企、愛國。
現在一些有錢人常常忘記了關於孝的傳承與培養，孩子從小就送到國外，去一味追求物質享受，遠離父母，遠離祖國，長大後很難認祖歸宗、愛國、孝敬父母。
一個懂得孝道並知行合一的人才能與朋友交，言而守信。一個不盡孝道的人不足以為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