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赫家族常年占据全球最富家族榜前几名，其所拥有的科氏工业集团涉足从化工燃料到生活用品等多领域，在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雇佣十余万名员工，年收入超千亿美元。
科赫家族不仅因此成为总身家逾千亿美元的巨贾，亦得以将权力触角伸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家族主心骨查理·科赫的自由主义理念带领下，科氏工业集团成了美国实力最雄厚的游说机构之一，规模大到被外界戏称为“Kochtopus”（Koch和“章鱼”一词octopus的组合）。
矛盾的是，虽然查理自诩自由主义者，但科氏工业是典型的在裙带资本主义环境下蓬勃发展的企业。他们通过雇佣庞大的律师和说客队伍，在一个与政府补贴和监管密切相关的垄断行业只手遮天。
“科赫家族系列文章”将按照家庭、商业、政界三个主题分别展开，本文主要写科赫家族的政界网络。
1
科赫家族政治观念的形成，要从赚到家庭第一桶金的弗雷德（Fred Koch）讲起。20世纪30年代，为寻找新商机，他曾与纳粹德国有过间接生意往来。1934年，他的温克勒-科赫工程公司（Winkler-Koch Engineering Company）曾为位于德国汉堡的一个大型炼油厂提供工程计划，并监督其建设。
（弗雷德·科赫）
该炼油厂的负责人是一个叫戴维斯（William Rhodes Davis）的美国人，他与希特勒有广泛商业往来，而这个炼油厂的“客户”正是德军。弗雷德那些年常去德国出差，他对纳粹统治下的德国评价极高。
这就是弗雷德、乃至后来整个科赫家族政治观念的矛盾之处：他既欣赏德国纳粹的高压统治，又极力反对美国政府对公民的生活施加任何影响。尤其是当这种影响涉及到他的生意的时候。
1958年，弗雷德成了极右翼组织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的创始人之一。他时常发表充满阴谋论的文章，认为苏联人渗透了美国政坛，同时对墨索里尼的所作所为大加赞赏。弗雷德也尝试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投入资金，如印发宣传册、购买报纸广告、资助政坛右翼候选人等等，不过成效不大。
（约翰·伯奇协会）
弗雷德自然也不断对四个儿子灌输“政府无用论”，连在饭桌上都要抨击税收政策。为了少交遗产税，弗雷德像许多富豪那样建立了基金，这也是科赫家族“慈善捐赠”事业的开端和原动力：不向政府交税。
弗雷德的二儿子查理（Charles Koch）对这些观念尤其认可，不过这其中存在讨好爸爸的成分。弗雷德去世第二年，查理就退出了约翰·伯奇协会，因为他受不了该协会内部盛行的阴谋论。
（查理·科赫）
查理真正认可的理论另有其处。他在60年代初参加了由信奉自由主义的商人勒菲弗（Robert LeFevre）创办的自由学校（Freedom School）。勒菲弗是个极端反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还曾当过FBI的线人。查理不仅学完了课程，毕业后还成了该校管理层的一员。
（勒菲弗）
查理对自由学校的资助，是他打造庞大科赫政治世界的第一步，而在打造帝国之路上，查理对员工、甚至对亲兄弟，采取的都是铁腕手段。为了让哥哥小弗（Frederick Koch）彻底退出遗产争夺战，他贿赂了小弗住所的物业人员后，带着弟弟大卫一同潜入小弗家中，翻找有关小弗性取向的证据，以便用来威胁他。
（小弗·科赫）
1967年弗雷德去世时，身家在堪萨斯州数一数二，而查理如愿以偿地成了家族生意的唯一掌舵人。他以无可争议的经营能力，将整合后的科氏工业带入了一段高速扩张的时期。而他的管理风格，可以从曾任职科氏研究院的克莱顿（Clayton Coppin）的描述中窥见一二：“查理的目标是实现完全控制，直到弗雷德去世，他才摆脱了父亲的统治。自那以后，查理竭尽全力确保任何人都不能挑战他对公司的控制。”
这种性格也加深了他对政府的强烈仇恨，因为这是世上为数不多的能束缚他的东西了：科氏因违反定价规定、瞒报开采数据、隐瞒员工体检报告、更新设备不及时等等原因，在几十年里多次被政府指控。这也使得他开始资助一些支持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并在1978年发文鼓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发动可以摧毁国家主义范式的运动。他还系统分析了约翰·伯奇协会的优缺点，号召同仁以秘密方式推动组织化的政治议程。
查理的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皮尔森（George Pearson）在自己的文章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补充说明：以模棱两可的名称、模糊的议程，掩盖捐赠人的真实目的，才可真正施加影响。这也是科赫家族在后来所有政治行动中采用的方法。
卡托研究所的诞生，便很典型：
1977年，他和号称20世纪美国自由主义运动中心人物的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以及时任自由党党主席的克兰（Edward Crane III）共同创办了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
1976年起，查理成了自由党的大金主。1979年，因当时《联邦竞选法案》允许候选人为自己的竞选无限制地出资，自由党总统竞选人克拉克（Ed Clark）邀请查理成为其竞选搭档。低调的查理推荐了弟弟大卫。那次竞选中，科赫家族投入了200万美元，占整个竞选费用的六成。
（1980年总统竞选徽章）
不过这场竞选堪称灾难，自由党只得到1%的选票。科赫兄弟自此也决定全面撤退到幕后，他们认为政客是表演剧本的演员，而科赫家族只需出资即可，无需抛头露面。
2
20世纪70年代，美国诞生了一批新型“智库”，这些机构致力于向政客和公众兜售“金主”的意识形态，而不进行学术研究。以科赫家族为代表的富豪，自那时起向这些机构捐赠了总额大到难以统计的款项。以1973年成立的保守派基金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为例，该基金收到了安利、波音、美孚、辉瑞、宝洁、通用等等大量知名企业的捐赠。
（传统基金会）
这些保守派资金的持续涌入自然带来了变化。70年代初开始，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持续下降，到了80年代，美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首次超过了对企业的不信任。1978年共和党横扫中期选举、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亦可作为佐证。传统基金会则是唯一一个可以参与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核心会议的外部机构。
不过，科赫家族投入得越多，其所追求的“自由主义”的本质就越明显。查理强烈反对裙带资本主义，但科氏工业却从一系列联邦政府的补贴中获益，另外它还出售800万桶原油补充政府战略石油储备、向伊朗出售数百万美元石化设备等等。然而在查理看来，科氏的任何行为都没有问题，问题是约束它的法律制度。
因此，在受到一连串来自政府的诉讼后，查理开始调整他的政治策略，力图以战略性的参与方式向政坛输送资金。在这一阶段，查理最器重的助手是他在70年代认识的自由派学者芬克（Richard Fink）。
（芬克）
到了80年代时，芬克已成为查理最主要的政治副手，因为他不仅对学术感兴趣，更对钻研权力感兴趣。芬克针对查理的政治野心，提出了三个阶段目标：首先，对知识分子进行投资，他们的思想将成为科氏的“原料”；其次，对智库进行投资，以便将“原料”转化为可落地的市场政策；最后，对各类团体和组织进行投资，他们会向政客施压、要求政客执行这些政策。
按照该计划，科赫兄弟向乔治梅森大学、布朗大学、西弗吉尼亚大学为代表的高等学府和学术机构大力捐款。另外在芬克的帮助下，查理的“华盛顿游戏”开始变得更加务实，并在90年代成为共和党的重要捐款人，进入了“体制内”，许多保守派政客，开始像当年的芬克一样，主动带着自己的提案去拜访科赫兄弟。
90年代初，科赫兄弟的钱流入了华盛顿的几乎所有自由派智库和机构中。查理的弟弟大卫曾在1992年将科氏的政治策略，比喻成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总体理念是将政府的作用最小化，将私营经济和个人自由最大化。通过支持不同的非营利组织，来达到实现目标方式的多样化。就像一个投资于各类公司的投资者，不仅在多样性上实现平衡，还两面下注。”
（大卫·科赫）
这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树状图，追根溯源后，发现都指向科赫家族。且由于科赫兄弟的大部分资金都分散在错综复杂的非营利组织里，因此想完整追溯他们投入了多少钱几乎不可能。
3
完成“芬克计划”的前两步后，科赫兄弟开始为各类组织和活动输送资金。为隐匿身份，他们的一切活动都秘密进行，在台前充当组织门面的另有其人。这种掩盖真实资助人的行为甚至有个专有名词“草根营销”（Astroturfing）。
1984年，科赫兄弟成立了名为“健全经济公民”（Citizens for a Sound Economy，简称CSE）的组织，并为其大量投入资金。几年内，CSE的影响力便到达26个州，他们呼吁减税、政府项目私有化、否认环境问题，并很快开始代理除科氏以外的数十家其他美国大企业。微软在处理反垄断诉讼期间，就曾向CSE捐款。
（健全经济公民）
克林顿任职总统期间，CSE成了有组织反对派的中坚力量。1993年，CSE成功地发动了一次针对克林顿政府提出的能源税的反击，他们熟练地发广告、办集会、动员媒体和民众，展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最终该法案未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2004年，CSE因内讧分裂成两个组织：科赫兄弟资助的“美国繁荣”（Americans for Prosperity，简称AFP），和其他人组成的“自由运作”（FreedomWorks）。多年后，后者重新被并入科氏政治网络。
（美国繁荣）
科赫家族为AFP聘请的负责人，是强硬派南方浸信会教徒、组织草根政治活动的专家菲利普斯（Tim Phillips）。2003年科赫兄弟举办他们的第一次捐赠峰会时，出席者不足20人，但有了菲利普斯之后，科赫兄弟的政治影响力开始有了质的提升。2009年席卷美国的“茶党运动”，就是典型的例子。
（菲利普斯）
由于奥巴马上任时正逢美国经济极为糟糕的时候，因此他公开表态要加强监管、不偏袒富人。这毫无疑问是查理为代表的美国保守派最不想听到的话。科赫兄弟旗下的机构发起过多轮攻击，但无甚成效。
2009年2月19日，CNBC记者桑特利（Rick Santelli）公开喊话奥巴马，并声称要组织芝加哥茶党。此为“茶党运动”的导火索。科赫兄弟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刻意地塑造、控制、引导、利用了这股民粹主义情绪。
（CNBC记者桑特利喊话奥巴马）
新闻发生几小时后，一个名为TaxDayTeaParty.com的网站便成立了，域名注册人叫奥多姆（Eric Odom），他为名叫萨姆亚当斯联盟（Sam Adams Alliance）的组织长期工作，而该组织的CEO亚当斯（Sam Adams）与科赫家族有长期合作关系。
不仅如此，萨姆亚当斯联盟在2月19日前后都利用网络阵地不断煽风点火，为2月27日的首次茶党抗议集会造势。而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AFP、自由运作等组织，为这些集会提供了演讲人、演讲内容、新闻通稿、后勤支持。由于活动进展过于顺利、美国东西海岸都被瞬间点燃，导致许多记者此时已开始质疑茶党运动背后有人推动。
此外，科赫家族也找到了从另一条“战线”攻击奥巴马政府的路线。科赫家族的重要捐赠者、亿万富豪肯德里克（Ken Kendrick）的妻子兰迪（Randy Kendrick）强烈反对奥巴马医改。科赫兄弟对医改原本毫无兴趣，但鉴于这可以打击奥巴马，因此欣然与兰迪结为联盟。
（兰迪）
兰迪和她的私人政治顾问诺布（Sean Noble）在2009年4月16日成立了保护病人权利中心（Center to Protect Patient Rights，简称CPPR）。到那年年底时，CPPR已收到1300万美元的捐款，其中约1000万美元很快转移给了AFP等组织。到了2010年年底，CPPR收到的捐款总额已近62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科赫家族的募款网络而来的。
（诺布）
CPPR还低调聘请了共和党民意测验专家伦茨（Frank Luntz）来寻找攻击奥巴马医改政策的最佳途径。伦茨根据调查，写出一份28页的备忘录，得出结论：要让美国公众厌恶医改，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贴上“政府接管”的标签。伦茨的办法很有效，这个标签并不准确，但有许多被忽悠的民众因此加入了茶党运动。
（伦茨）
另外，虽然CPPR本身已经是草根营销机构，但他们还与另一个专业草根营销集团DCI进行了合作。DCI的客户包括埃克森美孚、缅甸军政府等等，在业内极有经验。
为给反医改运动造势，AFP建立了病人联合（Patients United Now）的机构，并组织了300多场相关集会。这些运动无疑起了作用，据《纽约时报》报道，茶党运动在巅峰时期吸引了美国18%的人口加入，到2009年年底，奥巴马的支持率急速下降。
奥巴马的各项环保议程，也是科赫兄弟急需铲除的问题，毕竟煤炭、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巨头构成了捐赠网络的核心。他们在这方面的活动也早已有之，在2005年至2008年间，仅科氏一家企业，就向几十个对抗气候改革的组织捐赠了2500万美元。学者布鲁勒（Robert Brulle）就此做过一项调查，2003年至2010年间，有一百多个非营利组织收受了超5亿美元资金，用于“操纵和误导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威胁的认知”。
因此，茶党运动发生后，环保问题自然也成了靶子。美国商会、美国石油协会等行业代表成立了名叫能源公民（Energy Citizens）的草根营销组织，为各类抗议活动造势。拥有全美最大私人煤炭储备的富商科尔宾（Corbin Robertson）斥重金投放广告、资助前沿组织。
（科尔宾）
其中引起最大反响的是“气候门”事件。2009年11月，由科赫兄弟资助的黑客组织窃取了气象学家曼恩（Michael E. Mann）的邮箱，通过张冠李戴、删除上下文的方式，将气候变化论抹黑为骗局。曼恩本人收到死亡威胁，媒体、法律界、学术界对他发起攻击，这其中自然少不了科赫兄弟的资金助力。
（曼恩）
4
2011年1月5日博纳（John Boehner）的上任众议院议长，被视为科赫家族的第一个重大政治胜利。为了将博纳送到这个位置，整个科赫政治网络花费了至少1.307亿美元。
（博纳）
科赫兄弟的政治副手菲利普斯，当天就拜访了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替保守派富豪阻挠奥巴马的环保议程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其中22名共和党成员和5名民主党成员，都背负着科赫兄弟的竞选“债务”。
这些人中包括蓬佩奥（Mike Pompeo），他是科赫兄弟的堪萨斯州老乡，2010年起便受后者资助，也因此被戏称为“科氏的议员”。蓬佩奥为科赫家族奔前跑后至今。
（蓬佩奥）
2011年，科赫兄弟花在游说国会上的费用超800万美元。那年的立法会议开始时，整个美国国会共有156名议员签署了科赫兄弟的“不征收气候税”承诺。
科赫兄弟对2012年的总统竞选极为重视，他们在2011年6月召集了其政治网的核心人员召开会议，并将即将到来的竞选战命名为“战争之母”（Mother ofAll Wars），足见其决心。
在本次竞选战中，除照例使用庞大竞选网络募集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外，科赫兄弟采用了更隐蔽的资助方式：他们改为成立和使用符合联邦税法501(c)(6)的商业联盟进行草根营销，因为此类企业的捐赠税费更优惠、资金动向更隐蔽。自由合伙人（Freedom Partners）应运而生，该机构很快收到了超2.5亿美元的资金，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陆续将其分发给科赫政治网络的其他机构。
（自由合伙人）
数据战也被提上议程：
科赫兄弟对这个情况作出了应对。他们资助了一个名叫Themis信托的选民数据库，收购了选民数据挖掘公司 i360。
更重要的是，经过数年耕耘后，科赫兄弟已从当年不得要领的圈外人，成了可以与共和党建制派争锋的权势人物。他们雇佣顶级工作人员，有自己的选民数据库，可进行最先进的民调，可发动所有形式的活动，且在美国最富有的保守派富豪中具有强势号召力，资金走向涵盖枪支组织、退休人员、退伍军人、反工会组织、反税收组织、基督教组织等等。科赫兄弟相当于建立了自己的政党。
因此，虽然科赫家族政治网在2012年竞选中花了4.07亿美元，且未能取得胜利，但他们依然带来了深刻影响和重要转折：外部团体的费用支出极可能首次超过了直接参加竞选活动的政党。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科赫兄弟通过持续砸钱打下的底子出现了明显结果。
5
奥巴马医疗法案通过后的两年里，保守派投入到反对该法案的广告商的资金达到2.35亿美元，其中包括科赫兄弟在2013年支出的550万美元。他们依旧没有放弃接下来的各类大小选战，大卫·科赫接受《福布斯》的采访时表示：“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会战斗到底。”
他们很快便迎来了接连的胜利。为迎战2014年中期选举，科赫政治网设定了史无前例的2.9亿美元筹款目标。与此同时，为防止引起外界争议，他们对外一直给自己塑造政界新手的形象。
通过复盘2012年的失败，科赫兄弟对共和党极为失望，通过高速的学习和扩张，到了2014年时，科赫政治网在许多方面的能力已超越了共和党，麦康纳（Mitch McConnell）等重量级共和党人也主动向他们示好。他们的投资，在那年年底的选举结果里得到了回报，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保守派富豪迎来重大胜利。
（麦康纳）
科赫兄弟对这个结果无疑非常满意，在近年的一次采访中，查理表示：“在过去5年，我们取得了比过去50年更大的进步。我们现在拥有的能力，可以将我们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