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社会，特别是西周时代，政府官职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基本是DNA说了算。这种体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遭受到有力冲击，这是由于兼并过程中要解决人才问题。秦在这一过程中对在DNA基础上构建的世卿世禄制的否定最有成效，使得它终于得以统一全国，使郡县制随后在全国确立。
秦汉时期，因职务不同，工作内容、方式有不同，但官与吏没有什么区分。虽然汉以后，士人进入政府会被称之为官，庶人进入政府被称之为吏（所谓“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可是因吏而入官者并不在少数。
如前所述，汉代的许多官员都是从政权底层的吏一路打拼上来的；更不用说汉朝的开创者刘邦乃是秦朝根本不入流的小小“亭长”，既不是官，而且连吏都不是，属于胥徒，不过却管着两个地位更低的胥徒：亭父、求盗。至于追随刘邦的这批人，未战死者皆成为开国元勋的大多或吏或胥出身，如萧何是沛县主吏，司马迁说 “（萧）何于秦时为刀笔之吏”，曹参是狱掾，夏侯婴是厩驺（管一县之车马）等等，无一不是来自社会最底层，故有“布衣将相”之说。
如前所述，汉与秦一样官与吏仍旧相通。然而，在政府做事，不论是官也好，吏也好，都是有一定文化的人。没文化当然不可能做官，无文化也承担不了大量的案牍文字工作。只不过比较起来，对吏的文化程度相对要求低一些。秦朝“以吏为师”说明官与吏是合一的，同时也都是有文化的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盛行，入仕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到东晋时完全固化。做官尚且分上品下品，就愈加不屑为吏。这种情况下，吏的地位更加低下，官与吏的区分明显了。
在官的眼中，吏役属于同类，受到轻视。但由于吏与役的分工明确，“服役吏”（衙役）地位日益低贱，与从事文牍之吏的距离也随之迅速拉开了。
隋唐时期，官与吏开始分途。区分二者之间的一条界线就是“流”。流就是品类、等级，所谓“不入流”“三教九流”就是此意。有流内之说当然也就有流外之说。“流外”之说出现在南北朝时期，但在当时还未形成与有品级的流内官相对应的完善体系。隋炀帝推行科举取士，九品中正制逐渐退出选官舞台，唐朝继承了科举取士，并加以完善制度化。
这使得在官制上形成了流内与流外官的区分。这是秦汉以来第一次在官吏制度上明确官员与吏员的区分。由于科举的盛行，使得吏的社会地位为士子所轻视。唐代明文规定，“流外出身人今后勿授刺史、县令、录事参军”。
官吏虽逐渐分途，但吏通过积累年资，总有不在少数的吏能入“官”，成为低品（八品九品，少数七品甚至更高品级）官员。更由于唐代贞观遗韵，重视选用能官干吏，一批胥吏出身的人才得以进入政府，有的渐成为高官。
宋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未出现过梁唐晋汉周这样的局面，这是宋朝强化皇权与中央集权的结果。宋太祖、宋太宗为了消除有枪杆子就有地盘的五代割据，强干弱枝，同时不惜从中央到地方广设官职，政府机构叠床架屋，官员之间相互监视，相互牵制，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官冗官滥。有官则有吏，吏又往往是官的多倍。据学者研究，唐代中央政府有吏3000——4000人上下，地方政府有吏近10万人。
宋代中央政府有吏在5000人上下，地方衙门有胥吏约22万。宋朝胥吏，包括中央机构如省、曹、寺、监和地方行政机构诸路监司、州县的各类僚属，名称繁多。《云麓漫钞》卷一：“下至胥吏，则有通行官、专知官、孔目官、直省官；走卒则有散从官；流外有梓官、阴阳官；军校有辇官、天武官之号。”常见的还有曹司、令史、书吏、掌库、典库、吏人、役人、公人、录事、守当官，等等。
宋代胥吏最初无俸，遂靠索贿为生，办事必先行贿，“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此后，朝廷不得不更弦易张，给吏俸禄，而且与官员俸禄一样优厚有加，一个极端跳到另一极端。在朝为官的右司谏王岩叟说：“三省胥吏，岁累优秩，日给肉食，月享厚禄，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使令得管卒，郊礼沾赐赉，又许引有服亲为吏，如士大夫任子无异。”可惜的是这种优厚待遇并没有“尽禄天下吏人”，而是将天下胥吏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取俸禄的，称“重禄公人”；一类仍是没有俸禄的，称“无禄公人”。唯有中央各部门胥吏享受到最优厚待遇。“无禄公人”要生存要养家糊口，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索贿，不给钱不办事。
宋朝科举受重视。宋朝科举共进行118次，取进士42577人，平均每次约361人。倘若加上落榜士子，这是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自从有了科举取士制度后，政府官员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科举出身者。其次则是恩荫制的推行，中高级官员子弟纷纷得以进入官场。这就导致一个问题，进入政府机构的这两类人，原先只习经书、诗赋，基本不熟悉典章刑律，不谙行政事务。但法律、条例又是处理日常事务的基本遵循，恰恰这是吏的强项，于是官员们不得不依靠胥吏，形成宋朝特有的官弱吏强的行政局面。顾炎武评论说：“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
与宋并存的金朝，因有史料记载，使我们得知，金代吏员是有俸禄的。中央各部门的吏员皆有俸给，最高的可以支正六品俸，每月计有“钱粟二十五贯石，麦五石，绢各十七匹，绵七十两”；最低的是胥徒，如驼马牛羊群子、挤酪人，仅有钱粟三贯石而已。中央吏员出差另有补贴，而且规定的比较详细，便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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