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元年（1875年）左宗棠上書《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建議收復新疆，認為海防和塞防必須有先後之分，以當時清朝的國力，建議先解決塞防，因為“
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於是新疆克復，代價就是之後中法、中日戰爭，福建、北洋水師覆沒。
面對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明嘉靖時期，同樣遭遇了這樣的兩難選擇。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兵部侍郎曾銑上《請復河套疏》提議收復河套之地，將韃靼勢力驅逐出去，還山西、陝西一片安寧。
但是，當時的東南沿海已不平靜，東來的葡萄牙人在屯門和西草灣遭遇失利，很快他們把目標轉移到了浙江舟山的雙嶼島上，聯合日本職業軍人和中國海盜，將這個海島建設成集軍港、走私中轉站、淄重倉庫於一身的據點，島上設有總督府、議會、法院等，葡萄牙人自稱這裡是“吾王陛下忠誠不渝的雙嶼鎮”。
明初為打擊張士誠勢力，曾實行海禁政策，但之後轉為官方勘合貿易，也就是明朝給一些友好國家發放貿易許可證，而事實上只要是正當商人其實都被歡迎來華貿易，許多廣東人、福建人跑到東南亞找當地國王封個官，就開開心心地拿著勘合回國做生意，這也是東南亞華人這麼多的原因，早年都是過去做生意的。永樂皇帝派鄭和下西洋，一個最大的目的其實就是剿滅東南亞的海盜，重新打通海上絲綢之路。
但是葡萄牙人的到來打破了這個潛規則，這些西方殖民者絕不是和平的商人，他們架著火炮，既貿易又搶掠，武力征服、坑蒙拐騙是他們的拿手好戲，馬克思說的很透徹“
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過程就是征服、奴役、掠奪、殺戮過程”。這這種無恥的行為惹怒了明朝當局，很快嘉靖皇帝下令，禁止與葡萄牙人進行貿易，老牌的陸上帝國用這種傳統的手段，試圖將這些野蠻的強盜圍堵在海上。
垂涎於明朝豐饒的物產和無可替代的中國商品，葡萄人很快找到了他的盟友——倭寇。
嘉靖之前（1425～1522年）近百年間的倭患記錄次數僅為17次，而這個數字到了嘉靖治下的四十五年間，猛增到628次，整整翻了近40倍，難道倭寇突然增殖了，還是他們的搶劫準備上市？
從朝鮮國王的一份報告中可以看出端倪，近來倭船火炮威力俱增，朝鮮水師竟不敵，以往倭寇並無像樣的火器，實數詫異。
不得不說朝鮮人打仗不怎麼樣，但調查能力還是過得去的：經查有大量中國走私販從福建沿海等地將優質鐵、火藥硫磺等物品轉運至日本。
鐵+火藥硫磺，所能聯想到的就是日本人在造火器。那麼是誰教日本人造這玩意呢，難不成日本突然誕生了愛迪生？
答案回到文章開頭雙嶼島，島上聚集了近三千人，其中三分之一便是葡萄牙人。明朝在與葡萄牙人的作戰中繳獲過佛郎機炮，而這些火炮與倭寇使用的火繩槍如出一轍。
我們不能推斷出這股不同以往的新倭的構成：葡萄牙人在背後提供火炮、鑄鐵、造船等技術，聯合日本封建主，由日本職業軍人做教官，訓練中國海盜，沿海士紳權貴作嚮導，瘋狂走私貨物，最後演變成直接劫掠城鎮，暴力攫取鉅額財富。
《明史》“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明史•日本志》“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 ”，客觀反映了日本武士直接現場參與了對中國沿海的侵略，而非一些觀點所說的部分無生計的漁民、手工業者叛亂。
面對“南倭北虜”的危局，即便是天天沉迷煉丹修道的嘉靖皇帝也必須拿定主意，先解決哪一個？
河套之地長期無人管轄，如今成了韃靼人放牧和犯邊的基地，收復河套需要用兵數萬，每年還要花費一百二十萬銀子移民、修築堡壘，還要面臨韃靼人繼續侵擾的風險，完全無利可圖。（只是萬萬沒想到長城防線如此脆弱，放棄河套之議兩年後，俺答汗率部直驅京師，燒殺搶掠十數日，製造了庚戌之變）
而東南是天下財富重心，明朝通過海外貿易可獲得源源不斷的白銀，貼補捉襟見肘的中央財政，現在不過是一群裝備精良的海盜阻礙，蕩平之即可重啟正常貿易，天下賦稅糧草皆可保證。
如此對比，嘉靖皇帝很實在，很快做出了選擇，就在曾銑提出河套之議的同年，嘉靖皇帝派遣右副都御史朱紈“改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 ”，打響了剿滅倭寇的第一仗，先後蕩平了雙嶼和烈港。
派嚴嵩的親信鄢懋卿巡視兩淮鹽政，截留鹽政收入每年40萬兩作為抗倭軍費，並批准胡宗憲總督浙江、南直隸和福建，有權調遣江南、江北、浙江多省兵力，協同抗倭。
就這樣，抗倭的人、財、兵都部署完畢，這場持續了16年的抗倭大戰是明朝面對西方殖民者陰謀下的第一次反擊，譚綸、戚繼光、俞大猷等將領以及百萬軍民用勇氣和智慧告訴洋人——中國不是美洲和非洲！
這裡再提一下朱紈，這位被嘉靖皇帝賦予掃清倭寇第一槍的英雄，在完成了他的使命後被通倭的官紳陷害至死，在此向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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