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能夠長治久安，這與他的國防安全分不開，所謂的“國防強則國強”，縱觀歷朝歷代，清朝之前，我國的國防無不以北方和西部邊境為主，尤其是對北方遊牧民族的防禦，因此，這一時期國防策略以陸地為主，但是到了近代卻忽略了“海防”，但是我國處於亞洲東部邊沿，海岸線綿延不斷。
十八世紀以來，隨著世界各國聯繫緊密貿易往來頻繁，再加上殖民主義的出現，中國也面臨著海上的諸多威脅，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的國防策略急需調整，然而，清政府對於國防戰略不能痛下決定，隨即展開了半年之久的大討論！
從明朝開始，中國一直奉行海禁政策，不論是出於何種目的，這種自我封閉既阻礙了同西方國家的交往，也阻斷了東南沿海的發展之路，從而也導致海防的落後。
滿清入關後，一方面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另一方面還自我感覺良好，因此繼續實施海禁的政策，雖然後來有廣東十三行的貿易管理機構，但是真實的作用還是為了加強對海上的管控，而達爾文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同樣適用於各個國家之間。
1840年鴉片戰爭從海上打開了清政府的大門，清政府戰敗，充分地說明了清政府當時的海防落後。
1871年12月，琉球的60幾個人漂流到了臺灣，這些人中的幾十個人不知怎麼就被臺灣當地人給殺了，琉球的人在臺灣被殺，日本自然是要過問的，在中日交涉後未果，日本於1874年攻打臺灣，日本這一突然的舉動，使得清政府是把注意力轉向了海上。
在經歷了臺灣的這件事情之後，恭親王奕訴反思了同治以來舉辦的新政：英法聯軍之役結束時，人人有自強之心，人人也都說自強之言，而迄今仍並無自強之實，更有甚者，許多應辦的新政卻因為意見不合，或經費不足，而半途而廢，沒有奏效，以致“敵警催來，倉皇無備”。
於是他們強烈呼籲請大力進行海防整頓，在朝中，大學士文祥上奏請求把國家不需要的費用全部調撥到海防上，並且授意總理衙門制定了《海防亟宜切籌武備必求實際疏》五條，然後又在此基礎上，修訂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六條。同時，軍機處又把這些策略秘密寄給沿海沿江各督撫，要求詳細議復實施辦法，之後，大學士文祥又提出應該置辦鐵甲艦和水炮臺，以應付海上之敵。
丁日昌通過廣東巡撫張兆棟代為呈送所擬海洋水師章程六條，對於總理衙門整頓海防作出積極反應，他還提議建設北洋、南洋、粵洋三大海軍；此外，署山東巡撫文彬、盛京將軍都興阿、升任兩廣總督英翰和安徽巡撫裕祿、浙江巡撫楊昌潛、福建巡撫王凱泰等，也都針對整頓海防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上面這些人的意見都可以不考慮，但是北洋的老大李鴻章的意見不得不重視起來，李鴻章上奏，提出六點建議：
- 01，對陸軍改造，然後進行西洋式的操練；
- 02，添購機器，開辦工廠，製造西式槍炮；
- 03，購辦鐵甲艦，換掉舊式艇船；
- 04，暫棄新疆，劃界自守，調撥其經費作為海防經費，並撥海關稅收興利開礦；
- 05，改革考試製度，加開洋務科，設洋學局；
- 06，稍加變動現有制度，從洋務事業中選用人才。
另在附奏中預言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抱有企圖，並贊同文祥關於購辦鐵甲艦的奏議。他在詳細論述了關於暫棄新疆的理由時，古今的國防重點有所不同，古時備邊多在西北，如今東南沿海各國雲集，四處活動，而海防與京師安危又密切相關，一旦有事，京師動搖；新疆縱使失去亦難危及京師。他形象地比喻說：“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
在李鴻章之後又有許多人繼續上奏強調國防應該以海防為重。這些人主要有兩江總督李宗羲、閩浙總督李鶴年、江西巡撫劉坤一、山西巡撫鮑源深、湖廣總督李潮章等人。其中湖廣總督李潮章在奏摺中明確指出：“統計關外軍月輸，歲以數百萬計，東南各省財力，半耗於此，刻下創辦海防……應裁無益之兵”，主張用西征經費接濟海防。鮑源深也說，如今國庫空虛，應暫停西征，等到以後財力充足時，再進行西征也不遲，這些人被稱為“海防論”者。
然而除“海防論”的觀點外，也出現了另一種觀點，湖南巡撫王文韶就是其中的一人。作為清朝的子民，他並不反對整頓海防，但是他理性地分析過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海疆的戰亂是有原因的，而西部邊疆的防守則是需要時刻注意敵人的一舉一動，需長久堅持，西部邊疆防守決定著邊防的成敗，如果能迅速收復新疆，迫使俄人不能在西北侵擾，則各國也不能再在東南挑釁。因此，他認為目前應更加重視西征並強調說，西征並不代表要忽視海防，這正是為整頓海防而先安定後方。
隨後，山東巡撫丁寶植也上奏，他認為，現在東南海防，應該先放一放，俄軍入侵才是我們的心腹大患，首先應加強東北與西北的邊防。這兩位主張先安定西北邊防的人被稱為“塞防論”者。
如此一來，一場關於海防的大討論逐漸演變為，在財力缺乏時“海防”與“塞防”哪個更重要的問題，清政府歷史上第一次“真理大討論”就要展開。
光緒元年，1875年1月28日，清廷命令各親王、郡王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討論“海防”與“塞防”關係問題，這一次，清政府把“海防”與“塞防”的問題正式交給大臣討論。
軍機大臣沈桂芬和總理衙門大臣董間傾向於塞防，他們說，日本對中國進攻與否是看中俄關系的疏密與否，應避免與俄失和，這又與“塞防論”的主張有所不同。當日討論仍沒有定論，於是，第二天清廷又令沿海督撫再議“海防”與“塞防”的問題。
之後，李鴻章再次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強調新疆處於俄國、英屬印度以及波斯的交界地帶，是敏感的地區，而中國目前力量難以兼顧，不如令西征軍各路統帥對邊界進行嚴格把守，並適量撤回已經出塞及尚未出塞的各軍，並把西征的軍餉撥過來作為海防經費。軍機處將這個奏摺寄給左宗棠，要他妥善處理此事，積極籌備，並具體上奏他的意見。
而此時，左宗棠遠在陝甘，但是也通過奏摺傳遞了他的主張。他認為東西防守都重要，在東面實行海防，在西面則實行塞防。後來，他又進一步分析說，海防與塞防根本就不矛盾，只要“相機緩急應之”，就可達到兩全其美，這一說法與湖南巡撫王文韶的不謀而合。
他強調新疆問題關係到蒙古、陝西、山西、甘肅乃至京師的安危，必須收復。他分析到從目前的情形來看，列強還不至於在沿海挑起戰爭，而收復新疆卻是迫在眉睫，即使論軍費，海防本來就有日常經費，而塞防經費少而又少，各省幾年來拖欠軍餉已達三千數百萬兩，有時一年之內只能下發一兩個月的餉銀，所以，把西部軍餉調過來，撥給海防，對海防沒有大的幫助，而對塞防則是極大損失。
然後到了左宗棠針對李鴻章批評他執意用兵西北是不顧國家安危，辯解道：本人受恩深重，如今深居高官顯位，怎麼會不知報答皇恩呢？乃仍“引邊荒艱鉅為己任”，實在是因為西北局勢已十分危急，絕對不是考慮一己私利。
在軍機處總結這次海防與塞防之爭時，軍機大臣文祥力排眾議，堅決支持左宗棠意見。他說，如果對阿古柏勢力置之不理，任其強大，到時候他們毀關而入，則陝甘不保，而且他們還會去北方破壞蒙古各部，那時京師就會失去屏障，假設再遇海防緊急，必然背腹兩面受敵。
最終，軍機處報奏慈禧，慈禧決定“海防”與“塞防”共同重視
，當下之急先收復新疆，以防備英俄入侵，這才是長遠之計。1875年3月28日，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主持新疆軍務；任命金順為烏魯木齊都統，協助其收復新疆。
13天后，李鴻章幕僚薛福成應詔上奏“海防密議十條”，四月二十六日，清廷任沈葆禎為兩江總督，負責處理南洋海防事宜，命李鴻章任直隸總督負責督辦北洋海防事宜。
此次“海防”與“塞防”之爭，經歷個月，最後清廷確認同時並重，這才算是暫時收場。也正是這樣的大討論，可能是清政府歷史上第一次進行的“真理大討論”。
閱讀更多 南山居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