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有明清、民國的歷史故事、秘聞、深度分析等文章，歡迎關注“劍雄品評文史經濟”
民國史學家繆鳳林曾盛讚左宗棠，“自唐太宗以來，左宗棠是保衛國家主權領土功勞最大的人。”
粗略一看，頗覺繆鳳林此言不太合理。自唐宋以來，名將如林，燦若宵漢；民國以前，開疆拓土，不勝枚舉。千餘年的王朝歷史，為什麼偏偏僅突出左宗棠一人，又為何以歷史的高度，來凸顯他收復新疆之事呢？
且看“劍雄品評”以下的分析。
古訓曰，“站高望遠”。咱們儘量少糾纏於歷史的細節，多站在決定社會發展方向的國際間文化衝突的高度，以求撥雲見日、釐清前因。
西域少民屬遊牧部落，居無定所、後援難繼，其遊牧習性所造就的馭民之法，與中央集權管理府縣的方式，不是一個路數。遊牧部落，除了借騎術導致的突擊力較中原為強外，固守和植根於被征服土地的能力，近乎於無。
遊牧部落在管理人、地的實力是很弱的，無法在爭奪西域中，與中原王朝相抗衡。
總體來說，中原王朝很少有歷史性的，為爭奪西域邊地成敗的擔憂（請不要急於反詰，先耐心地看下去），當然，局部時期防衛的擔憂，在每個王朝中，都是存在的。
中原王朝在邊地開疆拓土，盪開防衛空間後，無非就是執行丟了，就打回來，奪回來，可能又會再失去，再失了，就再打回來的辦法，如此而已。
以農耕社會的標準，在唐朝，像河西走廊之類邊地的經濟價值，在中原統治者的眼中是非常低的。河西除了沙漠和戈壁灘，就是草原，適合形成穩定成熟的郡縣管治的地兒實在很少。
因為不宜常住，無法形成以宗族為紐帶的漢民居住地，即便是強制遷徙漢民，也無法形成中原那樣網絡級的郡縣之治。
大家知道，郡縣之治是中央集權制的靈魂。沒有了靈魂，要皮囊何用？
不過棄地而已！
這種“中原中心主義”治國的價值觀，根深蒂固得保鮮到晚清時期的士大夫階層、乃至熔鑄於某些晚清、民國革命者的基因之中，而千年永壽，實在令人對中國文化穩定的傳承，而歎服不已。
比如譚嗣同等人，因“重中原、輕邊地”的觀念所限，為達成變法或革命，完成國家近代化的目的，不惜以出售新疆和西藏等地的空想，來換取變法或革命的資金。
譚氏寫給其師歐陽中鵠信中說：“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為二國垂涎，一旦宋爭，度我之力，終不能守。不如及今出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
李鴻章上奏慈禧的《籌議海防折》之部分所言，則代表封建士大夫，幾千年未變的“中原中心主義”治國理念。其中無視塞防，自度西域邊地之貧瘠苦寒，且耗費錢糧之偏頗，躍然紙上。
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間始歸版圖，無論開闢之難，即無事時，歲需兵費尚三百餘萬。徒收數千裡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為不值；……即勉圖恢復，將來斷不能久守。……而論中國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一面招撫伊犁、烏魯木齊、喀什噶爾等回首，準其自為部落，如雲、貴、粵、蜀之苗瑤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可矣。……況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防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敦重敦輕，必有能辨之者。此議果定，則已經出塞及尚未出塞各軍，似須略加核減，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
“劍雄品評”抽出其奏章中之要義，以明晰之。
1.新疆貧瘠遼遠，取之不能守，枉費錢糧，頗為不值。
2.招撫新疆各地少民首領，准許新疆以越南、朝鮮那樣，以藩籬而奉中國。
3.新疆不收復，不過是肢體之傷，於國家正身無妨；而海防不舉，勢成國家之心腹大患。
孰輕孰重、何去何從，老夫就提個建議，太后，國家是您的，您老看著辦吧。
綿裡藏針，幽林驚雷。
此時，大清的朝堂之上，“海防、塞防”之爭已漸入膠著的狀態。
“海、塞防”之爭的背景是，1874年日本以琉球貢員漂流至臺灣，被臺灣原住民殺害為由，悍然以弱旅出兵臺灣，清廷派船政大臣沈葆楨赴臺增援。後兵敗，與日簽訂《臺事專條》，賠款50萬兩，加以承認琉球是日本藩屬，日方才撤離臺灣。
此戰引起了大清舉國震動。特別是日本原來也是君主制的國家，明治維新運動尚在實行，便使日本在東亞脫穎而出。
實際上，真正展現明治維新成果和威力的，是二十年後1894年的甲午戰爭。那場原本勢均力敵的戰爭，被打成了一邊倒之慘狀。讓所有的中國人心如刀剜、淚眼婆娑了一個多世紀。
百年恥辱！
在日本踞東洋威脅我國土安全之際，不能說李鴻章此議無理，但於此議的偏頗之責，中堂卻是逃不掉的。
在晚清士大夫的階層，率先睜眼看世界的大臣之中，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都可算晚清時代的頭部人物。洋務方面，李甚至還獨佔鰲頭，但論起看世界的格局，卻又未必了。此刻，西北的情勢如上文之所列。
如何算定國家財力和戰略的投注方向？即到底是“重海防”，還是“重塞防”，抑或是“海塞並重”，將成為考驗洋務派重臣，睜眼看世界後的視野及格局大小，妥妥的試金石。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經常劫掠、騷擾中原的各個遊牧民族，也不是鐵板一塊。往往由多個勢力所組成。彼此之間由於文化、制度發展的不同，也經常互伐亂戰，自我消耗。
歷史證明，遊牧民族缺乏中原王朝成熟的文化和制度，不可能形成統一的帝國。這無疑降低了歷朝的中原統治者，在失去邊地後的戰略性焦慮。
收復邊地，在中原王朝統治者的眼裡，只剩下防衛緩衝方面的需要了。
以中央集權制的高度來看，邊地的收復，綜合價值是不高的。反擊，部份是遲疑被動的，也是缺乏澎湃動力的，這又進一步降低了中原統治者對失地的戰略性焦慮，造成了收復邊地歷史價值的同步貶值。
於是，有些有前瞻性的中原帝王，如朱元璋，會在開國初，主動發起對邊地的攻擊行動；而一般的統治者，往往寄託于堅固的長城及“和親”的行為，來被動地防禦遊牧民族所發動的，令人討厭的對中原的無數次侵襲。
穩定，國人都特別喜歡，但它的另一面，卻是沒有了光彩四射的活力。
這種穩定、被動的現象，其本質是由儒家文化以“禮制”，來硬性約束內部各階層之間達到和諧的結果所造成的。
中國文化脫胎於農耕社會，對應於小農環境。而且，它也沒有近代西方政治理論上的“國家”的概念，只有類似的“天下”之說。
普天之下，以中原為上國，環列藩籬、夷狄之邦。上國和藩籬，兩者也不是“外交”關係，只有貢賞之系。
這便是儒家的“禮制”，對“天下”萬邦的等級劃分（還有“禮制”對人的等級劃分）。
說到底，中原王朝從來沒誕生過近代西方理論上的“國家政治”概念，徒有儒家的“家國文化”之道延續至今。
至於中原帝王常用的“內剿外撫”施政方式，恰恰不是出於我們素常理解的，晚清應有的“
家國的自卑”，反而是自詡“中原上國”，外邦不過是“夷狄藩屬”，並由這份“儒家的高傲”所引起的。究其實質，滿清王朝是兩千年來，不斷延續的中央集權政府合法的繼承者。而古代中原王朝的冶國理念，無不是囿於農耕社會的範疇，以自給自足，穩定和諧為終極目標。
外邦只要沒有能力，取代上國王朝的統冶，大可以等閒視之，或以羈糜之策應之即可。在王朝皇帝的心中，閉關自鎖，過自己的日子是第一位的。
推及至民間交際，國人對內會優選內耗選項，對外卻又是極講面子的。這是不是與帝王的“內剿外撫”施政方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當然，這有點扯遠了。
請相信，這一切，都是由偉大的儒家“禮制”的核心——等級和秩序所造成的。
不過，這個“偉大”的定語，是沒有揶揄性的。
畢竟這種文化，凝聚了中華民族長達二千年之久，沒有任何一種地球文化，能讓如此龐大的人群，互不相棄達如此之久。看看彼時歐洲的四分五裂吧，地球上至今沒有任何一種文化，能望儒家文化的凝聚力之項背。
然而，偉大並不意味著時刻完美，甚至不意味著永佔鰲頭。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後，這種東方儒家的“等級”文化，受到西方基督的“平民”文化強有力的挑戰。
14至16世紀，在歐洲興起的文藝復興運動，給西方的科學與藝術解鎖，並揭開了近、現代歐洲歷史的序幕。
1543年哥白尼的《天體的革命》，終於使老態龍鍾的托勒密系統（古希臘天文學家，主張“地心說”）當機；1628年，英國的哈維發表“心血運動論”，宣佈發現血液循環；1665年，英國的虎克製成顯微鏡，觀察到了植物細胞，並提出了細胞的概念；1776年，瓦特發明了蒸汽機，造就了第一次西方的工業革命。
世界是瑣碎的，又是聯繫的。上述每一次瑣碎的科技的脈動，終會互聯成強大的技術實力。
西方文化終於有了足夠的技術實力鳳凰涅槃、蝶變飛舞。
由於天文學、數學，航海學、生物學、醫學、化學、機械製造等科技和實務技術的發展，西方列強完成了向工業化的升維轉變，已經有實力突破海洋的阻隔，去試探神秘的東方大國的實力，以及傾銷自己的工業成品，積累國家的財富。
好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局，以及道、同、光時期被迫屈服簽訂的各種不平等的條約就不多說了，大家都知道這些歷史的進程。
這一系列繁瑣的歷史細節，湊成了一個殘酷的事實。西方列強對西域邊地的圖謀，完全是千餘年來，在域外不斷攻擊中原的遊牧部落所無法比擬的。
但這個本質，晚清的大部分臣民並沒有看懂。
這一點，持“外須和戎，內務變法”李中堂在《籌議海防折》中，雖失之偏頗卻洞若觀火，而林則徐、左宗棠更是門兒清。
新疆是康、雍、乾時期，滿清王朝戰勝準噶爾部落武裝後，方納入中國版圖的。
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難。
由於清廷在西域實行的是軍府制和伯克（少民頭領）制並存的治理方式。換句話說，朝庭只管軍政，放棄節制民政，民政全由少民頭領的“伯克”們去管制。
這種管制方式，使西域民眾的一生，全仰仗在“伯克”們的鼻息中生存。這樣，民心離誰更近，實在是一目瞭然。
此種“抓大頭”的管制方法，清廷看似得了便宜，卻賣不了乖，距離既產生了美，也產生了模糊。
日後，新疆內部的各割據分裂集團，為什麼會一呼百應，而進行叛亂，也就因為此近似藩籬的管制方法。
而且，俄羅斯經彼得大帝的引導下，猝然覺醒，向歐洲一陣得猛學，步入了列強的行列。英國在殖民地印度一帶，對西域也是一頓垂涎。
這是兩個世界級的工業化列強在中華之榻側，對西域是一陣又一陣的念念不忘。
以工業化列強的實力，打過來的土地也好，談過來的土地也好，以我大清帝國農業化國家的能力，再打回來，怕是比上天摘星星還要難。
1865年至1877年，塔吉克族人，“中亞屠夫”阿古柏率兵侵入中國新疆，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哲德沙汗兒國”，後改為“畢杜勒特汗國”，自封埃米爾，史稱“阿古柏之亂”。
左宗棠在平捻、平甘肅回亂後，敏銳地發覺，這個外來落後的勢力後面，始終站著兩個巨人，那就是英、俄兩國列強。
這個阿古柏尚可以以千年之舊套路，去收拾他，一次打不下，下次等待時機可以再打。但背後的英、俄卻決不是以前的遊牧部落可比。
大清在東邊與他們切磋了良久，始終只有在地上，被切、被磋的份。左宗棠開始理解工業國與農業國維度之差的兇險了。
不行，新疆被英俄掠走，百餘年內，絕對打不回來。
左宗棠在《統籌新疆全局疏》向慈禧提出了，“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安眠之日”的奏議。
針對李鴻章的“海防為重論”的“況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防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敦重敦輕，必有能辨之者。”之偏頗，
左宗棠在《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中駁斥道，“海疆之患不能無因而至，視西陲之成敗以為動靜。……俄人不能逞志於西北，各國必不致構釁於東南。其於海防情勢言之甚明，而於邊塞情勢容有未審。”
上述加粗字體的前兩句，真真是力透紙背，醍醐灌頂，一行真言，頂萬千妄語！一下子在迷茫中撥雲見日，點出了在如此複雜的形勢之下，大清國力投放的最優選擇。
左宗棠其格局之宏大，視野之開闊，遠非熟稔洋務的李鴻章可比肩。
同時，清廷也看到西域危機處置不當後的萬劫不復。急調伊犁將軍、烏魯木齊提督成祿，哈密幫辦大臣景康速赴西域，要求俄軍退出伊犁，然而所託非人，卵並卵！
最後，老妖婆慈禧太后，以其政治家老練的大局觀，從大臣們的眾說紛紜、情勢的紛繁複雜之中，明智的選擇了打壓“海防“派，堅定的支持左宗棠“海塞並重”的提議，並當即落下了“塞防優先”的關鍵一子。
不久，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命“速籌進兵，節節掃蕩”。大清帝國的國防資源和洶湧澎湃的現金流（包括洋人銀行的貸款）源源不斷的向新疆的外圍集結。帝國的雄鷹——左宗棠，攜湘軍數戰之勇，傲然掠地起飛。
通過對那段歷史的覆盤，不得不承認妖后慈禧，此刻處理國政眼光的老辣和睿智，絕對的實力派政治家！沒有她的首肯和支持，帝國的雄鷹，將無論如何，都無法粉碎阿古柏對祖國版圖的分裂。
但慈禧依然會被繼續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只不過允許她拔掉一顆釘子，稍稍透透氣兒。
鷹擊長空，魚翔淺底，智者的路數就是多。
一方面，左宗棠轟轟烈烈的抬棺進疆，造成“決克回疆”之氣勢；另一方面，以“先遲後速，緩進急戰”的八字方針為指引，先易後難，先奪南疆，後陷北疆，一舉殲滅了阿古柏、白彥虎等內外敵人。
同時設計連克英俄外部勢力，令其在阿古柏的背後再怎麼用力，其吞疆美夢也終究功敗垂成。
隨後，左宗棠馬上要求朝廷在新疆建立行省，將新疆真正的納入中央政府直接管制之下。不給英俄勢力以任何介入的機會。
由於晚清面對的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的局面，遠非唐宋以來、明朝以前，中原王朝與遊牧部落，爭奪西域邊地的攻守收失之態可類比。
所以，“劍雄品評”肯定而堅持的認為，左宗棠擔當得起“自唐太宗以來，保衛國家主權領土功勞最大”之美譽，是空前的，絕無僅有的民族英雄、國家英雄。
本文所有圖片均來自互聯網，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閱讀更多 劍雄品評文史經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