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拜这个政治符号的覆灭，客观上也加强了康熙中央集权的统治，所谓杀一儆百。鳌拜在位时，朝廷内就说他不把康熙当回事，其他官员看在眼里，现在鳌拜被铲除了，其他官员自然也看在眼里。其实，康熙亲政后，头疼的人和事远远不止鳌拜一个人，三藩割据势力，以及文字狱的兴起，都是接下来康熙的几个重手笔。
尤其是文字狱，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史无前例。中国的文字狱古已有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但是到了清朝，几乎到达了“变态”的程度。
文字狱，《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文字狱”并非清朝发明，自古以来，将相王侯都玩过这一招，只是到了清朝，将文字狱用到了新高潮，尤其是乾隆朝，更是高潮中的高高潮。
意识形态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不过“意识形态”这四个字也没有那么玄乎，说白了就是“官者行政、百姓生活的指导思想”，清代皇帝之所以大施文字狱，说到底就是极度文化不自信，文化自信和不自信都是有理由的，满清政府的文化不自信是有渊源的。
当年，努尔哈赤时期的山海关外，满清的前身女真部落还是原始社会，除了“烧烤”和“皮草”之外，女真部落没有任何文化积淀，入关后，为了压制汉族人的民族独立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清政府大肆兴起“文字狱”，“文字狱”的字面意思不难理解，因为文字而下狱，只要说了不该说的，写了不该写的，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当然，什么样的文字为“不该”，最终解释权归清政府。
插播：四大名著，三部出在明朝是有道理的。相对于明朝的文化繁荣、百花齐放，大家可以想一想，清朝有什么样的好文字千古流芳的，你指定想不起多少，因为，很多历史文献就断定在了清朝。
清政府履行“文字狱”的结果是，造成社会恐怖，文化凋敝，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是清朝，尤其是“康乾盛世”对后人的“贡献”之一。
文字狱说白了就是满清政府在全国规定“不允许说我不好，隐射也不行，玩文字游戏也不行，我认为你说了不利于我的话更不行”。清初，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主要的精力在打天下，顺治之后基本上主要精力是巩固江山。因此，巩固江山的机构建设工作，包括思想文化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顺治朝后，一直到嘉庆朝，基本上一直都在忙这件事，实践证明，一个民族可以通过武力征服另一个民族，但是文化不能，文化的顺从和反抗都是内在的，都是由内而外的，这一点，汉人知道，满人也知道，满人也知道汉人知道。
其实，两个人的相处，就跟两个民族相处一样，日常生活中，我们或许会遇到自己不喜欢，甚至极其不喜欢的人，有的是“朋友”关系，有的是利益关系，有的是隶属关系，社会经验要求我们不能把一些不良情绪和表情放在脸上和嘴上，但是，即便伪装的再好，从心底里的那种“不认同感”却时常涌上心头。当时的满汉，也是这种情况。
常规套路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怀柔，对于愿意屈从的，封官加爵；一手来硬的，对于不愿意屈从，并怀念前朝的，杀，无赦。
康熙朝第一文字狱案，要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
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邀请了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尚贼”、“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此后，康熙五年黄培诗案、康熙十九年朱方旦案、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皆为类似“大案要案”，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朝有影响的“文字狱”案共7起、雍正朝7起、乾隆朝更是多达23起。和其他冤案不同，文字狱针对的基本都是一些思想者、思考者。
前两天，我在历史学家曲波、清馨编著的《大清十二帝》一书中看到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书中说到：“对于满清来说，文字狱最大的作用是，让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进入集体无意识、无思考状态”。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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