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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清朝末期黑暗腐败，一些革命志士遂开展起义反抗。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火种席卷全国，短短两个月内就有湘、粤、苏等十五余省宣告独立。在袁世凯的逼迫下，隆裕太后和溥仪这对“孤儿寡母”只能同意清室逊位，从此不问宫外之事，中国也由此进入民国时代。不过这场时代变革是不彻底的，不仅“皇帝”尊号依旧保留，就连满清贵族们也是复辟之心不死，企图割地自立，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多罗特·升允。他曾拒不承认宣统退位诏书，还以“勤王”之名亲率大军攻打西安，试图占据关中，以拥立逊帝复辟。
▲前排左一为升允
多罗特·升允，字吉甫，出身于蒙古镶黄旗，因功被清廷特赐多罗特公。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多罗特·升允出京为官，历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因其为官清廉、性情刚直，为民多谋福祉，后升任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与陕甘总督等地方要职。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为稳定各地秩序，清廷开始立宪，命各省组建谘议局，以行宪政。身为保皇派骨干的多罗特·升允自然是对此种举动极为反对，手握陕西军政大权的他，屡次阻止陕西谘议局的成立，后来陕西士绅将其恶行上报清廷，清廷遂以妨碍新政之罪将其革职。
▲武昌起义雕像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启用多罗特·升允为陕甘总督，总理陕甘一切军政事宜，以保西北不失。谁知起义如同燎原之火，很快就影响到了陕西，新军起义后迅速占据西安，陕西巡抚钱能训出逃，守将文瑞自杀谢罪，身为陕甘总督的多罗特·升允也被迫逃往甘肃避难。为争取多罗特·升允这位封疆大吏的支持，新军顾问雷恒炎单骑闯营，前去劝说清军易帜。
▲袁世凯民国时期戎装剧照
进入甘军大营后，他向升允表明来意，但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多罗特·升允下令斩首。随后，升允树起“勤王”大旗，率领精锐甘军击败了正群龙无首的陕西新军。一时之间，甘军势如破竹，连下二十余城，很快就到达西安城下，袁世凯见状急命北洋军精锐驰援陕西。宣统逊位的消息传来后，甘军上下虽然深知清室大势已去，主将升允也成了山穷水尽的孑然孤臣，但全体将士仍然不敢违抗升允下达的攻城命令。
▲清帝退位诏书
占领西安后，见己方将士弹尽粮绝，敌我力量悬殊，升允痛哭流涕之余，但仍不忘痛骂袁项城欺君犯上：“我已无君可事，唯有一死以报圣恩。”就在其准备自刎殉国之时，陕西新军请来两位关中大儒对其进行劝降。于是经过一番会谈，升允做出让步，表示只要袁世凯答应授予自己陕西都督一职，并将圣上与两宫安顿于西安，由他照料，便缴械归降。袁世凯对此要求自然不会应允，在各地援军赶到后，甘军拒绝升允的出战命令，升允就此兵败。
▲清末蒙古王公旧照
回到北京后，升允一直不忘复辟大业，屡次拉拢蒙古王公大臣，进行复辟活动，这些逆时代潮流的行为也都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满清孤臣多罗特·升允病逝于天津，享年73岁，溥仪得知后，追谥其为“文忠”，以褒奖这个一辈子都忠心清室的孤臣。升允女婿、国画大师溥儒更是在《神道碑》中将升允复辟不果喻为“武侯尽瘁，天道可知；申胥空还，臣力尽矣”。可谓无耻至极。
《啸亭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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