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文字狱，层出不穷。古代帝王的专制集权统治，为了能确保其政权的稳定，便加强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帝王为了维护其集权专制统治，不惜大兴文字狱，暴政滥杀，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这些禁锢思想的“文字狱”，往往带来许多的冤假错案；成为政敌打击报复的“有力武器”。对于个人而言，文字狱的结果是导致了生命、财产、荣誉的丧失；而对于社会与国家来说，则是束缚了思想进步的步伐，阻碍了文明的发展，滞后了历史、文化的演变。
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有文字狱的记录，最早的当以西汉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中之文字触怒汉宣帝而遭腰斩开始，文字狱在中国封建专制时期从未停止过。“文字狱”，《汉语大词典》将其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
自西汉杨恽案之后，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的历个封建王朝朝都时有发生，以清朝最为严重，其中又以乾隆年间尤烈，顾颉刚曾评价：“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清代大施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族人的民族独立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文化凋敝，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文字狱因为多发生于读书人之间，所以往往很容易被意见向左者利用，成为政客、门阀、用来诋毁、诬陷对手的工具。北宋大儒张载说过，读书人一定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所以才有了“东林党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读圣贤书，报忧国之心，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中国历史上，但凡有作为的“明君”，无不是广纳万言，悉听民声。邹忌能“讽”齐威王，而使齐威王“纳谏”悟政，励精图治，齐国方能成战国首“雄”；汉武帝能悟己身错，而下“罪己诏”，检讨天下，告得失；唐太宗能告诫百官，“君有违失，臣须直言”，才有了直言进谏的魏征，成就了唐初的“贞观盛世”。“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所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茶境
《汉书》记载，西汉后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而这个杨恽说来也挺有意思，因“告密”而升，却也因告密而“终”。不过，司马迁的《史记》，能得以存世流传，没被汉武缴获焚毁，还得得益于杨氏一族。因为杨恽的父亲杨敞就是司马迁的女婿，杨恽的母亲司马英，便是司马迁的女儿。为了保护父亲一生的心血之作不毁，司马英将《太史公书》也就后来的《史记》隐匿于杨府，到杨恽时，才得益于宣帝的信任，将《史记》公开于天下。
司马迁生前，一直防着《史记》被汉武帝焚毁。《报任安书》里说，《史记》写完之后，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司马迁考虑到《史记》的内容有批判性，很有可能被汉武帝焚毁，就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藏之于山，方可流传于后世；或让自己的后人，“通邑大都”，将其流入民间，这样，就不可能被禁得彻底。《汉书》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足见《史记》是在司马迁去世后多年，才稍微流传于世。《史记》得以广泛流传，的确是由于杨恽入仕后的不懈努力。
杨恽是因告密发迹的。杨恽因告发霍光子孙谋反，被汉宣帝封平通侯，升中郎将，位至光禄勋，深得宣帝信任。但“恽自负而好揭人阴私，每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人多怨恨“。后果被人反告密，杨恽因与太仆戴长乐失和，被戴长乐检举：“以主上为戏（拿皇帝开玩笑），语近悖逆”。使得汉宣帝无法淡定，便下旨将杨恽下狱，后免为庶人。杨恽未能悔改，频发牢骚，最终惹来杀身之祸，就因为《报孙会宗书》。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斗酒自劳……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度。不知其不可也”，《报孙会宗书》里的这些话语，彻底惹怒了汉宣帝，当即下令逮捕杨恽。
汉宣帝看完杨恽的《报孙会宗书》之所以会大怒，是因为杨恽的话太无视宣帝的存在。他自认为被贬官三年，对皇帝已经尽忠道，从此两不相欠。但让宣帝无法接受的是，杨恽居然将自己和死掉的父亲相提并论，皇帝自然大怒。判杨恽大逆不道罪，令腰斩。杨恽的妻儿被流放到酒泉郡。而作为劝谏者的孙会宗，也因此受到牵连，被罢官。杨恽因告密发家，又以告密身败。这便是中国历史上首开“文字狱”的先河。
茶境
之后，历朝历代皆有“文字狱”案件发生。曹魏末年，嵇康因《与山巨源绝交书》，令权臣司马昭“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太武帝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宋代文字狱较多，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几乎尽人皆知。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苏轼自觉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苏轼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后又分别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职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作法等，苏轼都极为反感，于是便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
当时变法已经成为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而把苏轼的诗，作为罪证告密的人却是我们熟知的北宋科学家，沈括，确实让人意想不到。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上呈神宗，但是当时他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其中写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其”为自称，“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
秋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弹劾的导火索正是上表中的这两句话。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为恼火。后来由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
当时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交情深厚，秘密遣人告诉当时任南京幕官的苏辙，苏辙立马派人往湖州告知苏轼。当时皇甫僎快马如飞，但是由于儿子生病在润州停留半日。故苏辙人马先到，苏轼提前知道消息后立即告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皇甫僎到达湖州后，态度十分强硬的将苏轼押解赴京。
起先，苏轼只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后来，经严酷审问，才表明《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戏子由》诗，是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
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面对起起伏伏的人生，终于能够风轻云淡的说出：“也无风雨也无晴。”
“乌台诗案”受贬后的苏轼
元朝时思想管制较松，基本无文字狱记录。仅有个例，有人告发南宋遗民梁栋的诗句“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梁栋被押往大都审讯，坚决不服，后礼部官决定：“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便将其无罪释放。
考之中国三千年封建历史，并非每朝每代都有残酷的“文字狱”，汉唐封建盛世基本上没有大“文字狱”，宋代虽以苏东坡“乌台诗案”开了“文字狱”先河，不过是贬官三级 ，下放黄州流放琼崖而已；直到明代衰弱的万历皇帝，才创造了“中国第一思想犯”——将只是“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 非”的李卓吾，以“敢倡乱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诏狱，逼其自刎。
清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文字狱”多由“汉人互相攻讦”而起；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 多起，其中不少为“亲自揭发”，“亲自审讯”；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更有意思的是，有些文字狱是因为拍马屁不当反而自作死。乾隆时的文字狱，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因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文字狱”的盛行，使得百姓说话都要万分小心，生怕说错一句话，触犯到文字狱而受到“牢狱之灾”。人心是非恍惚，个人生活都提心吊胆，说话成了普通人最恐惧的一件事情。正是因为文字狱的发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滞后了清廷的发展，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历史的进化
閱讀更多 小紅聊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