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历经了东汉一朝以后，佛教在华夏大地得到了最大化的传播。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更是达到了历史上第一个顶峰。那就著名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把佛教的辉煌描绘得淋漓尽致。但是也正是最辉煌的时候，佛教遇到了它传入中国以后的第一个危机。
北魏太武帝灭佛运动：危急统治的佛门子弟
公元426年，鲜卑拓拔人拓拔焘统帅的北魏大军，终于结束了北方自西晋末年开始的16国乱世，统一了黄河流域，完成了自己的霸业。这个由鲜卑人建立起来的政权，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让占少数的鲜卑人统治占多数的汉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拓拔焘将目光投放到了中原地区广为流传的佛教身上，想要凭借佛教的来教化百姓，思想上统治老百姓。
在北魏太武帝拓拔焘的支持下，佛教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致于后来佛教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甚至可以跟中央政府对抗。
公元445年，盖吴为反抗太武帝的统治，在古城长安起义。在这场起义当中居然出现了大量的僧侣。本来就因为佛教传播过快而准备压制佛教的北魏太武帝拓拔焘，看到了这么多僧侣参与叛乱更加生气。
恰逢平叛的将士在长安城的寺庙中发现了大量藏匿的武器弓箭和刀枪, 在一些寺庙中还发现了和尚与民间女子淫乱的密室和大量的钱财珠宝。当太武帝得知这一情况，龙颜大怒，随即颁布了一道灭佛诏令：“先尽诛天下沙门，毁诸佛像。今后再敢言佛者，一律满门抄斩！”
北周武帝灭佛运动：影响国家实力的佛教活动
整个南北时期，大部分时期佛教的推广都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物极必反，到了公元561年，宇文邕继位为北周武帝。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一心想着如何让国家发达、强大起来。面对兴盛的佛教，宇文邕认为：老百姓信佛，供养出家人会不专心於生产；出家人没有财产，不从事物质生产不用交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在宇文邕看来佛教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北周的发展，影响着自己的宏图伟业。为了能够打击佛教，宇文邕专门在朝堂之上举办了一场论战，论战的结果是“佛门不净”。遂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僧尼）道士，并令还民。”
等到了北周灭掉北齐之后，宇文邕又把废除佛教的政策推广到北齐境内，下令在原北齐国境内灭佛。为了劝谏宇文邕不要“灭佛”，当时得道高僧慧远和尚厉声抗辩说：“陛下今恃王力，破坏三宝（指佛、法、僧），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论贵贱，陛下安得不怖？”武帝听后大怒，眼睛直瞪着慧远：“只要百姓得乐，我也不怕入地狱！”
唐武宗灭佛运动：目中无人的佛门僧侣、富可敌国的佛教财产
唐朝中后期，佛教的发展屹然是超越国家的存在。佛教势力的影响十分强大，全国大中型寺院将近5000座，小型庙宇更是多达40000余座，僧尼近 30 万人，寺院奴隶达 15 万人。
如果仅仅是寺院数量多之后，或许还不会引起唐武宗的反感。问题是这些寺院还占有良田数十万亩，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手中。僧尼们极少耕种，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得以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可以说这些寺庙的主持都成了一个个土皇帝，天下财富有七八分都流入了佛门当中。
权力则是这场灭佛运动的另一个爆发源，当时的朝廷内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有的甚至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这群由僧侣队伍形成的政治势力，正不断冲击着常的国家政治秩序。当佛教势力如此强大之时，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投入佛门，使得国家兵源日趋紧张，财税收入日益减少。
为了解决佛教带来的问题，唐武宗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次年又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 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5至30人不等。其他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
纵观历史上的这三次灭佛运动，不难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佛教过于兴盛，它的日常活动已经影响到中央政府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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