鰲拜這個政治符號的覆滅，客觀上也加強了康熙中央集權的統治，所謂殺一儆百。鰲拜在位時，朝廷內就說他不把康熙當回事，其他官員看在眼裡，現在鰲拜被剷除了，其他官員自然也看在眼裡。其實，康熙親政後，頭疼的人和事遠遠不止鰲拜一個人，三藩割據勢力，以及文字獄的興起，都是接下來康熙的幾個重手筆。
尤其是文字獄，可以說是血流成河，史無前例。中國的文字獄古已有之，歷朝歷代屢見不鮮。但是到了清朝，幾乎到達了“變態”的程度。
文字獄，《漢語大詞典》定義為“舊時統治者為迫害知識分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中國大百科全書》定義為“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文字獄”並非清朝發明，自古以來，將相王侯都玩過這一招，只是到了清朝，將文字獄用到了新高潮，尤其是乾隆朝，更是高潮中的高高潮。
意識形態工作是極其重要的，不過“意識形態”這四個字也沒有那麼玄乎，說白了就是“官者行政、百姓生活的指導思想”，清代皇帝之所以大施文字獄，說到底就是極度文化不自信，文化自信和不自信都是有理由的，滿清政府的文化不自信是有淵源的。
當年，努爾哈赤時期的山海關外，滿清的前身女真部落還是原始社會，除了“燒烤”和“皮草”之外，女真部落沒有任何文化積澱，入關後，為了壓制漢族人的民族獨立反抗意識，樹立清朝統治的權威，清政府大肆興起“文字獄”，“文字獄”的字面意思不難理解，因為文字而下獄，只要說了不該說的，寫了不該寫的，都可能面臨滅頂之災，當然，什麼樣的文字為“不該”，最終解釋權歸清政府。
插播：四大名著，三部出在明朝是有道理的。相對於明朝的文化繁榮、百花齊放，大家可以想一想，清朝有什麼樣的好文字千古流芳的，你指定想不起多少，因為，很多歷史文獻就斷定在了清朝。
清政府履行“文字獄”的結果是，造成社會恐怖，文化凋敝，從而禁錮了思想，摧殘了人才，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這是清朝，尤其是“康乾盛世”對後人的“貢獻”之一。
文字獄說白了就是滿清政府在全國規定“不允許說我不好，隱射也不行，玩文字遊戲也不行，我認為你說了不利於我的話更不行”。清初，努爾哈赤、皇太極時期主要的精力在打天下，順治之後基本上主要精力是鞏固江山。因此，鞏固江山的機構建設工作，包括思想文化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順治朝後，一直到嘉慶朝，基本上一直都在忙這件事，實踐證明，一個民族可以通過武力征服另一個民族，但是文化不能，文化的順從和反抗都是內在的，都是由內而外的，這一點，漢人知道，滿人也知道，滿人也知道漢人知道。
其實，兩個人的相處，就跟兩個民族相處一樣，日常生活中，我們或許會遇到自己不喜歡，甚至極其不喜歡的人，有的是“朋友”關係，有的是利益關係，有的是隸屬關係，社會經驗要求我們不能把一些不良情緒和表情放在臉上和嘴上，但是，即便偽裝的再好，從心底裡的那種“不認同感”卻時常湧上心頭。當時的滿漢，也是這種情況。
常規套路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手懷柔，對於願意屈從的，封官加爵；一手來硬的，對於不願意屈從，並懷念前朝的，殺，無赦。
康熙朝第一文字獄案，要從莊廷鑨明史案說起。
明熹宗天啟朝內閣首輔朱國禎受魏忠賢排擠，告病回到老家浙江烏程，編了一本《皇明史概》並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諸臣傳》。明亡後，浙江湖州有個叫莊廷鑨的富戶，他是個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傳世史作。但他自己並不通曉史事，於是出錢從朱國禎後人處買了史稿，並邀請了江南一帶有志於纂修明史的才子，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
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尊奉明朝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尚賊”、“耿賊”，寫清軍入關用了“夷寇”等等，這些都是清廷極為忌諱的。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麗的杭州城，清軍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餘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一時血濺人間天堂。“主犯”莊廷鑨剖棺戮屍，另有數百人受牽連發配充軍。
此後，康熙五年黃培詩案、康熙十九年朱方旦案、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皆為類似“大案要案”，據不完全統計，康熙朝有影響的“文字獄”案共7起、雍正朝7起、乾隆朝更是多達23起。和其他冤案不同，文字獄針對的基本都是一些思想者、思考者。
前兩天，我在歷史學家曲波、清馨編著的《大清十二帝》一書中看到一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書中說到：“對於滿清來說，文字獄最大的作用是，讓整個民族、整個國家進入集體無意識、無思考狀態”。我深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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