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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某个文学网站上无意看到一篇近年来很时髦的“穿越文”，小说的女主人公“倒穿”去了唐朝，和“大司马”白居易产生了诸多有趣的互动，女主人公更假借“大司马”的权威，作出了一番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大事业。这位作者在写“穿越文”时恐怕仅仅假借了白居易的姓名和时代，并没细看有关白居易的传记，甚至可能连白居易长诗《琵琶行》都没有细看。因为《琵琶行》中最后一句明明白白写着“江州司马青衫湿”，也就是说，白居易的官职是“司马”，不是“大司马”，而“司马”和“大司马”间的区别，可比“马”和“白马”间的区别要大多了。
《琵琶行》
唐代其实并没有“大司马”的正式官职，但习惯上将已变成加官的太尉尊称为“大司马”，太尉相当于正一品。唐代正式职官编制中没有正一品，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公”地位在从一品的“三孤”即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之上，兵部尚书则是正三品，在唐代属于可以穿紫袍的高官。而“司马”呢？唐代的“司马”有大都督府司马、大都护府司马、亲王府司马官阶从四品下；中都督府司马、上都护府司马，正五品下；下都督府、上州司马，从五品下；中州司马正六品下，下州司马从六品上唐代的州是按人口多少分为上、中、下不同等级的，江州在当时有三千户以上的人口，属于上州，因此白居易的“江州司马”为从五品下。
兵部尚书
唐代从三品以上为显官，官员可以穿紫色衣服；正四品上至从五品下为高官，可以穿红色；六、七品为卑官，可以穿绿色；七品以下为微员，只能穿青色，庶人则只能穿浅黄色。“江州司马”虽勉强挤进“高干”行列，但离兵部尚书已差了八级，离太尉更差了十二级之多。但如果追根溯源，把“大司马”和“司马”相混淆并非误读，因为在周代时他们原本就是一回事。《尚书》中规定的“六官”，就提到“下官司马”，意思是说设立司马一职掌管兵权，周代王室和各诸侯国都有司马，“司马”有时也称“大司马”，彼此间并没有特别的区分，比如《左传》《战国策》中都说楚国有左、中、右三个军，其中中军由“大司马”或“司马”掌管，可见是同一个职位。
《尚书》
《左传》中记载，鲁襄公廿五年（公元前548年），郑国打败了陈国，迫使后者投降，陈国“司马致节”，即由掌管兵权的司马向胜利者交出象征军队指挥权的“节”。可见此时的“司马”就是“大司马”。春秋末年，齐国有名将田穰苴，他有时被称为“大司马”，有时称“司马”，其实同样是担任相同的职位。但到了战国时代，“大司马”和“司马”间开始出现差别，《尉缭子》记载战国时魏国的军队编制是“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司马”仅仅是指挥一千人的武官，和负责指挥全军（大多数诸侯国）或主力军（楚国）的“大司马”间“拉开了档次”。
《左传》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春秋时诸侯国大多只有一军（少数大国有二军、三军甚至五六军），因此指挥层级比较简单，“司马”可以直接指挥到军；而战国时各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军队编制也扩大了，因此先在“司马”下设立了“将军”，又在将军下设立了次于将军的“司马”，为了区别“两种司马”，一些国家将原本只是“司马”尊称的“大司马”当作“高级版司马”的专称，而“低级版司马”就只称“司马”，还有一些国家则将“低级版司马”改称“都尉”。不过随着战事的日益扩大，军队编制更加复杂原本设立“都尉”的国家也增设了“司马”，作为都尉的副职或下属。
诸侯割据
大战国时代的终结者和胜利者——秦国，恰好最后采用了“司马”——“都尉“——“司马”的编制体系，这一体系也随之被沿用到秦、汉，甚至更后的时代。汉魏军队的编制，五人为伍，两伍为什五什为队，两队为屯，两屯为曲，两曲为部，五部为营，最高编制“营”有2000人，长官为将军或校尉，“部”则有400人，长官为“部司马”或“别部司马”，简称“司马”。除了“部司马”“别部司马”，汉魏之际还出现了将军府司马即持节开府的高级将军可以置“司马”一人，作为自己的高级幕僚这个“司马”通常是文人，这也开创了唐代以后在州府设立文人担任的州司马之先河。
秦国地图
那么“大司马”呢？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汉朝将最高武官的职位定为大司马，和丞相改称的“大司徒”、御史大夫改称的“大司空”合并成为“三公”，是最高官职，秩万石，地位在百官之上；公元51年，为了压抑高官的权势，皇帝下令去掉“三公”头衔里的“大”字， “大司徒、大司空”改称司徒、司空唯独大司马”被改称为“大尉”。唐代的各种司马已经不掌兵权——事实上什么权也不掌，往往被用于安置够级别做官的大闲人，或者被排挤、贬抑的官员。王文事件后被一股脑扔到外地的刘禹锡、柳宗元、程异等八个“同党”，就都被挂上了州司马的头衔），时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是白居易一生中最倒霉的时光，又何来“威风”一说。
《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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