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慶曆四年秋（1044年），正值京都開封城內各官署的祠神之日，監進奏院事的集賢校理蘇舜欽，循照往年的慣例，將衙署內的舊廢紙張發賣，換得錢財，邀請王益柔、江休復、刁約等十餘同僚在賽神會後一同宴飲。
大宋的士大夫宴飲，席上向來有歌妓作陪，這次同僚會自然也不例外。酒酣耳熱，席間放浪形骸自不用多提。
末了年少才高的王益柔，即席賦《傲歌》一首助興，其詩中有云：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
這是何等灑脫快意，盡顯士子風流傲骨，引來席上同僚敲杯擊盞喝彩。
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進奏院同僚席間種種，還是被御史中丞王拱辰查訪得知，欣喜若狂，忙命屬下魚周詢、劉元瑜上劄子彈劾蘇舜欽、王益柔、江休復、刁約等十餘人。
御史臺奏稱蘇舜欽以公錢私用，召妓開席；江休復、刁約等尚在服喪，飲酒嬉樂，有乖禮制；王益柔誹周謗孔，並對官家有大不敬之語。
這封彈劾皆有實指，一個罪名比一個罪名大，尤其最後的大不敬，那可是殺頭重罪！
詩以言志，文字獄雖髒，卻最致命，由不得仁宗皇帝不重視。
果不其然，御史臺的劄子剛上，宋仁宗就命開封府將進奏院參加祠神之日宴飲的官吏，全數下獄審訊，一時間大宋京都內風雲變色。
慶曆新政
景佑五年（1038年），割據西北的党項人，在其首領--原被大宋朝廷賜國姓，封西平王的趙元昊帶領下，正式宣告脫離大宋藩屬，自建國號為"大夏"，稱帝西北，公然反叛。
面對改名為嵬曩霄的趙元昊，咄咄逼人要求大宋"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的挑釁，仁宗皇帝趙禎大為憤慨，在朝堂之上直斥其罔顧君恩，悖逆若斯！
彼時的大宋自"檀淵之盟"之後，內外安定，物阜民豐，軍力龐大，僅禁軍帶甲者就滿八十萬，討伐西夏這樣的跳樑小醜似乎不在話下。
可現實的殘酷，狠狠打了年輕的官家一連耳光。
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場大戰，均以宋軍慘敗告終。大宋朝野上下為之驚怖，仁宗皇帝宵衣旰食，夜不能寐，軍國大事何以糜爛如此？
好在有臨危受命的范仲淹、韓琦等人的苦心經營，陝西頹敗的戰局才漸漸有所改觀，宋軍逐漸掌握戰事的主動，幾經受挫的嵬曩霄，不得不正視內外困頓局面，有意遣使乞和。
慶曆三年，西北戰局明朗，邊事稍寧，宋夏和議已成定局，經此之戰，官家已然看清太平盛世下的種種積弊，有心振作，於是當年三月，仁宗皇帝手詔范仲淹、韓琦回朝出任樞密副使，諸賢在朝，銳意變革。
八月時，深孚天下眾望的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正式揭開變革序幕，史稱"慶曆新政"。
誠如范仲淹所言，大宋"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為了達到"宗社靈長，天下蒙福"的目的，范仲淹於九月上十事疏，提出為政主張：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范仲淹的革新之舉，受宰相杜衍支持，樞密副使韓琦、富弼也從旁襄助，新政甫一落地就引起天下關注，大有一掃百年積弊的勢頭。
而新政的重心在於刷新吏治，裁汰冗官，范仲淹劍鋒直指，切中要害，要拿暮氣沉沉，腐朽不堪的官僚階層開刀。
是年年末，范仲淹選派幹練的按察使，考核各路官吏優劣，旦有貪官、庸宦，政事不修，一概報送京師，全數黜落。
看著范仲淹不留情面的將花名冊內的官員勾掉，富弼無不憂慮道：十二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耶！
就這麼輕輕一筆就斷送了官員仕途，豈不知這背後可是一家人抱頭痛哭！
范仲淹看著貪官名錄不為所動：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這些貪官、庸官身後關係一路百姓的生計，豈能為了貪碌之輩，至萬千百姓生死於不顧？
范仲淹嚴明磨勘，制定考成法，辣手整頓官吏，雖讓百姓拍手稱慶，但卻鬧得官不聊生，朝廷上下很快就抱團反攻，反對新政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
君子有朋
慶曆三年四月，大宋朝堂中如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群賢畢集，人品卑劣如夏竦被彈劾貶斥。國子監直講石介興高采烈作《慶曆聖德詩》：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
石介國朝名士，此文一出，士林矚目，坊間巷裡，皆在稱讚范仲淹賢名同時，對大奸之輩的夏竦不留情面的批駁，這讓夏竦顏面盡失，懷恨在心，視新政眾臣為仇讎。
慶曆四年初，夏竦私下串聯反對新政的官僚，攻訐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互為朋黨。宦官藍元震也在夏竦的授意下上疏官家，誹謗范仲淹等人，朋比為黨，互相舉薦提攜，不出兩三年，大宋官場將盡是范仲淹等人的門生，到時誤朝迷國，恣意妄為，官家必受矇蔽。
這話字字誅心，饒是仁宗皇帝再英明仁厚，也不免心生顧慮，隨即召來范仲淹詢問道：君子和小人都朋黨嗎？
這是皇帝對范仲淹的試探，在天子心中，百官無論賢否，都不應有黨，家國天下終歸是他趙家的，這便是帝王的私天下之心。
可范仲淹一心為國，事事但論公心坦蕩，如何能明白仁宗皇帝言外之意？他對答道：只要能為朝廷，能為百姓做實事，行好事，結黨有何不可？
此話一出，基本坐實了改革派結黨的事實，仁宗皇帝再怎麼想要變革成法，重振大宋，也不能放心任用威脅皇權的改革派官僚。
而之後歐陽修洋洋灑灑一篇《朋黨論》，直言不諱道：君子有朋，君子有黨。
封建專制下，焉有政黨政治的生存土壤？如此論調，登時將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推向了眾矢之的。
到了當年六月，夏竦指使家中工於書畫的女奴，臨摹石介字跡，偽造書信，將石介寫給富弼的私信中，責其以行尹、周之事（如伊尹、周公一樣輔佐皇帝），改成行尹、霍之事（伊尹和霍光曾廢帝），如此該信便堂而皇之的成為了《廢立詔草》，大逆不道之言。
夏竦將此事飛報官家，仁宗皇帝儘管不信，可心裡邊難免如鯁在喉，仍令追查，雖事不了了之，但面對京城之內四起的流言，范仲淹、富弼等人開始不自安，畢竟以周公之賢，尚且恐懼人言，何況他們呢？
於是改革派重臣紛紛請出朝巡邊，躲避嫌疑，范仲淹以參知政事，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則宣撫河北，剛剛實施不久的新政大受挫折。
皇權至上
時間到了慶曆四年秋，蘇舜欽、王益柔等人因在祠神之日的宴飲中狎妓、作大不敬詩詞，遭御史臺彈劾，被仁宗皇帝下獄勘問。
蘇舜欽、王益柔等進奏院的官員，大多都是范仲淹舉薦的名士，目的是為了更張庶事，刷新政治，可以說都是新派中堅力量，這次全數下獄受審，令守舊勢力喜不自勝，繼續造勢喊打，勢要將其一網打盡。
朝廷的定罪很快下來，蘇舜欽、王益柔等十餘人皆被趕出京都，改革派在朝中的力量幾乎貶謫殆盡。
御史中丞王拱辰無不得意道：吾一舉網，盡矣！
慶曆四年十一月，仁宗皇帝下了一道意味深長的詔書，言辭間充滿了訓誡味道：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君明臣哲，垂榮無極，何其德之盛也……
官家不許朝臣結黨，哪怕是所謂的君子之黨，聯想到前不久被趕出朝堂的蘇舜欽等人，指向性非常明確，就是為了敲打范仲淹等改革派官僚。
仁宗皇帝把話說到這份上，范仲淹等執政重臣心灰意冷，認清了官家仁厚之外的狠決，哪有面目待在朝堂，一時紛紛上疏請辭執政官，外任地方。
慶曆五年正月，仁宗皇帝罷范仲淹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知邠州；罷富弼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罷平章事、樞密使杜衍為尚書左丞，知兗州。二月，罷韓琦樞密副使，出知揚州。八月，歐陽修也被貶知滁州。
慶曆新政徹底宣告失敗。
先天下而憂的范仲淹沒能領導新政成功，敗在何處？
兩個字——朋黨。
大宋的朋黨肇起於景祐年間，當時呂夷簡執政，新進官員皆出在其門下，這讓范仲淹忍不住發聲彈劾，隨後范仲淹被貶，由此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派，朋黨之論驟起。
雖然在范仲淹等人眼裡，作為反派存在的呂夷簡最終下臺，可登臺執政的范仲淹也難逃朋黨的魔咒。
論語有云：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在儒家觀念中結黨是小人行徑，為正直之士排斥，但宋朝以來，這種觀念發生變化，有作為的士大夫們，都認為志向相投，有心社稷的君子們也可以為朋黨，這樣無論對國家，還是百姓都是有益的。
他們希望君主聖明，能夠明辨是非，進君子之黨，而退小人之黨。
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
歷代王朝統治者無不是皇權至上，皇權的自私性、排他性，註定了皇帝的首要任務不是治國平天下，而是防範臣下結黨營私，以免威脅到家天下的統治。
所以當新黨志士們高喊"君子有朋，君子有黨"時，仁宗皇帝革除積弊的雄心也只能先放一放，而猜忌之心卻不由的躍居到第一位，再有舉朝守舊勢力的群起而攻，新政失敗也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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