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北京面臨著一場鼠疫的襲擊，並因此展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傳染病的首次防控。
鼠疫又稱作黑死病，是一種由鼠疫桿菌所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它傳播性強、發病快、病死率高。14世紀歐洲發生的鼠疫造成2500萬人死亡，佔當時總人口的四分之一。1912年，我國東北的大鼠疫導致20多萬人死亡。北京靠近東北、內蒙古等傳統的鼠疫疫源地，在歷史上也多次遭受鼠疫的侵襲。
鼠疫發生、來勢洶洶
1949年開國大典後不久，人們還沉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喜悅中，一場來自內蒙古的鼠疫已開始蔓延，並嚴重威脅著北京的安全。
1949年8月，位於張家口市以北200公里的察北專區發現了第一起鼠疫病例。由於當地牧民缺乏防疫知識，鼠疫迅速傳播。到10月18日，已發病19戶，患者34人，全部死亡。到11月初，已有患者69人，其中66人死亡。
隨著時間的推移，鼠疫很快蔓延到張家口。由於北京與張家口相鄰，且兩地之間有火車直達，人員往來頻繁，鼠疫已直接威脅到北京的安全。10月26日，北京到張家口的火車停運。相關消息傳到北京城內，引起有些人驚恐不安，並極有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為此，中共中央華北局在10月27日發出緊急通知，強調包括北京在內的各地機關“應在思想上、組織上和醫療上均做有效準備，以保衛首都不被鼠疫侵入”。
而與嚴重疫情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北京極為薄弱的防控基礎。當時距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1個月，距離北京和平解放也僅9個多月，傳染病防控力量的建設尚未全面展開，尤其是基本的防控資源嚴重不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北京“全市每千人口占有0.8張病床”。而“公私立醫院，都以營利為主，看病收費十分昂貴”，普通民眾根本看不起病。如此薄弱且不均衡的醫療力量，連絕大多數人的基本健康需求都不能滿足，更不必說預防大型傳染病了。1949年初，北京“城區人口患傳染病死亡的人數佔全部死亡數的4.36％”。
而更令局面雪上加霜的則是民眾防疫知識的缺乏，以及因此所導致的各種極端反應。在鼠疫的消息傳來後，民眾有的麻木不仁，有的則是驚慌失措。更有許多人因此而盲目行動，導致社會秩序混亂。如在張家口發生鼠疫後，北京有許多人因為怕傳染而四處逃亡。有的學校中流傳新生因鼠疫死亡的謠言，其他人便紛紛開始覺得身體不舒服。這些情況的存在，對於疾病的防控十分不利，也令新生的人民政權立刻行動起來。
1948年科教片《預防鼠疫》中疫情期間接種鼠疫疫苗的場景
建立機構、統籌協調
傳染病防控工作千頭萬緒、條塊眾多，如果沒有專門的機構予以領導，很難有效展開。因此，當時所面臨的首要任務是迅速建立相關機構、積極整合防控資源。在接到華北局10月27日發出的通知後，北京市人民政府立刻在10月29日成立北京市防疫委員會。該委員會以市長聶榮臻為主任、副市長張友漁及衛生局局長張文奇為副主任，另有其他市主要領導20餘人任委員。同時，委員會內又設立由正、副主任合計11人組成的常委會，以便對各種日常及突發情況作出及時反應。此外，為了確保分工明確、責任到人，還下設防疫、宣傳、封鎖、總務4科。防疫科下面再設清潔、材料、統計、情報4個股和1個防疫大隊、1個傳染病院、1個化驗室，宣傳科下設宣傳、民運和編審3個股，封鎖科下設第1、第2兩個股，總務科下設文書、庶務、會計3個股。
為了將防控活動向基層推進，各城區和郊區也分別對口成立了防疫委員會分會。到了區以下，按照派出所所管轄的行政區域，設立了支分會。支分會下以每10戶居民為1個單位，分別成立衛生小組，並在工廠、機關、學校等人員較密集的單位建立防疫組織。到11月初，一個龐大而細緻的疾病防控網絡就建立起來了，從而為採取各種具體的防控措施奠定了基礎。
專業掛帥、攻防並舉
傳染病防控是一項專業性要求很高的工作。因此，相關部門堅持以專家意見為主，在專業掛帥的前提下采取各種技術手段，防控鼠疫的蔓延。北京市防疫委員會成立後，很快召開會議。在會上，北京市衛生局提出了以宣傳教育、捕鼠滅鼠、隔離治療等為主要內容的一系列計劃。但是，醫學專家嚴鏡清認為這個計劃不符合實際。他認為“社會各方面尚未完全安定，如果宣傳有鼠疫威脅，易於引起群眾恐慌”。而且，“一般街道居民每天要上街買糧食買菜，連飲用水也要每天人力運送，小學生每天要上學，因此隔離檢疫事實上難於辦到”。嚴鏡清提出，在鼠疫尚未大規模到來的情況下，應先做好交通檢疫，“在主要通道上封鎖並斷絕交通”，在交通沿線“封鎖加強檢查”，從而“可以合理地斷絕從察北傳播來的傳染”。
因為該提議符合北京的實際情況，有關部門採納了嚴鏡清的主張，並很快從交通檢疫入手，採取各種專業的防控措施。10月29日，華北人民政府、華北軍區聯合發佈防疫命令，明確指出防止鼠疫蔓延必須進行交通封鎖，而且要以強制辦法執行。而北京市也制訂了具體的交通檢疫措施。如在鐵路交通方面，要求從疫區來的乘客必須在火車站內接受檢疫。確認沒有被感染後，才可以出火車站。而所有的外來旅客也必須在經過檢疫注射後才可以進城。隨後，又從察北疫區到北京郊區再到北京市區，依次設立三道封鎖線，展開交通檢疫；先後組織了6個檢疫組、8個檢疫站，以流動和固定相結合的方式展開檢疫。到12月7日，共檢疫近38萬人。其中， 28人被隔離在隔離所中， 16人被送往傳染病院。
然而，交通檢疫只是對疫情作被動圍堵，屬於防禦性質。與此同時，北京市防疫委員會還採取了主動出擊的辦法，對疫情的發生作提前預防。這主要包括兩方面。
首先，是動員各種社會性的醫療力量，進行普遍的疫苗注射。
具體而言，由“各區分會動員當地開業醫生組織注射小組”，同時“囑託了私人醫院，為市民進行注射工作”。而郊區的注射則“由防疫站結合當地醫生進行”。而市防疫委員會又“建立了若干機動注射組”，“以補助各區分會力量之不足”。由於採取了這種政府主管部門與社會性醫療力量相結合的辦法，注射的覆蓋面得到保障。原本的注射計劃為100萬人，但截止到12月7日已注射了172萬餘人，大大超過原定目標。
其次，是對人和物品進行消毒。
主要方法為噴灑苯酚液、DDT液，對可疑人員及其所攜帶的物品進行消毒。起初，車站等地對來往的旅客和行李統統消毒，否則不予放行。後來發現這種毫無選擇地消毒會造成物資的極大浪費，於是便改為針對可疑人員及物品進行消毒。而各家各戶也多用撒石灰、噴DDT、曬被子等方法消毒。至12月7日，合計用DDT粉噴射13萬餘人、物品4萬餘件、房間115間。用苯酚液噴射了2300餘間房間、1930個床位、1.2萬餘個物品。
發動群眾、築牢根基
傳染病的流行離不開人群之中的互相傳播。即使有了科學專業的防控手段，也需要群眾的配合，才能有牢固的根基加以實施。因此，廣泛發動群眾、使之參與到對鼠疫的防控中也不可或缺。
發動群眾的第一項工作便是積極展開宣傳教育，普及相關常識，打破群眾的恐懼心理。從1949年10月31日開始，北京新華廣播電臺每晚播出30分鐘特別節目，介紹防治鼠疫的知識、方法和消息。11月9日起，新華廣播電臺二臺也在每天中午加播特別節目，介紹防治鼠疫的相關問題。而各級防疫委員會的宣傳科也大量印發各種書籍、手冊、標語，並在街道懸掛橫幅，普及鼠疫防控常識。又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活報劇、歌詠、幻燈、相聲等形式宣傳鼠疫防控工作。
同時，防疫委員會還發布權威消息，避免不必要的恐慌。有關部門及時邀請專業人士撰寫文章介紹與鼠疫有關的知識，並告知群眾：張家口距離北京還有一定距離，而且兩地之間的交通已暫時斷絕，又有軍隊佈置成的4道防線，完全沒有必要恐慌。此外，還告誡大家一定要聽防疫委員會發布的官方消息，不要信謠、傳謠。而為了配合宣傳教育，使市民獲得的官方信息與自己的實際感受相一致，有關部門還通過各種手段穩定物價，防止市場的負面波動影響群眾對鼠疫防控的信心。如在實行了交通檢疫後，運糧通道有所堵塞，糧價開始上漲。於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便組織從東北、上海等地調來大批糧食，迅速平抑糧價。
經過一番宣傳教育，群眾逐漸打破了恐懼心理，並積極配合防控工作，使之收到良好效果。如進行疫苗注射時，許多民眾主動要求注射。如果因為疫苗不足而無法滿足注射要求，民眾還會表示不滿。
有了群眾的配合，展開大範圍清潔運動，以剷除鼠疫傳播的環境便成為可能。其中最主要的一項措施是捕殺老鼠和跳蚤。11月10日，北京市防疫委員會發布《捕鼠滅蚤須知》，指出“捕鼠和滅蚤是防疫的首要工作”，以消滅鼠疫傳播的根源和媒介，從而正式展開了捕殺老鼠和跳蚤的運動。全城各處大量設立收鼠站。群眾把抓到的老鼠燙死，再由衛生小組長集中把死鼠送收鼠站。收鼠站再把死鼠上交，最終由市防疫委員會派出的收鼠汽車，集中送到焚屍爐焚燬。到11月24日，已累計捕鼠4.2萬餘隻。同時，也以上文所提及的噴灑DDT、曬被子等方法動員群眾大量消滅跳蚤。
1949年北京市青少年在愛國衛生運動中捕殺老鼠，消滅鼠疫滋生環境
清潔運動的另一項內容便是發動群眾進行大掃除，清除積存的垃圾。市防疫委員會動員各機關、團體的公有車輛和大小商戶的私有車輛義務協助運送垃圾，駐軍則派出車輛予以配合。僅僅從11月7日到20日，就清除衛生死角的垃圾31875噸，從而營造了清新整潔的環境，有效地遏制了鼠疫疫情的發生。
取得勝利、積累經驗
1949年11月底，察北鼠疫得到有效控制，北京未發生任何病例。11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衛生戰線上一個偉大勝利》的短評，宣佈察北鼠疫的傳播已被遏止。這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北京對傳染病的首次防控取得了勝利。
在這次防控中，有關部門通過迅速建立基本組織機構、積極採取專業技術手段等方式有效減緩了鼠疫傳播的速度。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發動群眾參與防控，從而形成了組織嚴密、高效運轉的防控體系，最終確保了防控工作的成功。由此所建立的基層組織網絡等也為今後的防控工作提供了可以利用的資源，併成為各大型城市進行傳染病防控的重要起點。
選自 北京印跡 in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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