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肆掠的疫情依旧在全球蔓延，躲在家里继续啃着千年前的往事。史书有很多种读法，可以看帝王荣辱，可以学名臣风姿，可以在才子佳人的故事中寻找浪漫，也能够从金戈铁马中重燃斗志。
一直以来，读史书时都会有一种特别诡异的感觉，一个朝代所发生的事情，在另一个朝代之中似乎又一次重演。大多历史事件，只要换一换时间和人物，就能在“二十四史”中的任意一部书中找到翻版。这让人很困惑，时间在飞逝，就连孔老夫子也曾站在水边感概“逝者如逝夫”，为何历史却在不管不顾的执着于同样的剧本呢？这就是人性的力量。在历史奔流中，固执的将这条长河从“笔直前行”拧成了“螺旋上升”。
今天，就来谈一谈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极为相似的大事件：西汉初年的“七国之乱”与西晋初年的“八王之乱”。
一、汉、晋时期的宗室政策
宗室这个词汇经过历代演化，从最初的同宗之人的表述，慢慢变成对于皇族的特称，通常以与皇帝的父系血缘亲疏关系来确定是否列入宗室之列。正因如此，宗室也成为皇权最为亲密的力量。但是，皇权以宗室为基业，皇帝却不敢过于依赖宗室，原因就是对于皇帝来说，宗室亲族同样具有皇位继承权，权力膨胀的宗室甚至可以直接架空皇帝，逼迫“内禅”。因此，历朝历代在对于宗室问题上都是谨慎异常。
（1）汉朝宗室诸侯王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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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在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各路诸侯的联合劝进中登上帝位，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对于刘邦而言，作为开国君主，也是史上第一个出身平民阶层的皇帝，就其个人而言，如此功绩足以让他志得意满。
但是从秦末乱世走出的他，比任何人都懂得天下纷乱的恐怖。刘邦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击败项羽，其实就在于极大的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曾经呼啸天下的各路诸侯既然能够帮助自己会战垓下，逼死项羽，那么也绝对有能力逼死自己。因此，在西汉刚开始建立之时，对于功臣刘邦以封赏为主，他采取“郡国制”，即郡县和封国并存，在中央实行与秦朝相同的三公制，地方实行分封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刘邦此时虽然登基称帝，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除了汉朝直接统治区以及侯国之外，皇帝的命令并无足够权威。此时的汉王朝刚刚建立，社会经济凋敝，统治秩序尚待重建，面对这种情况，刘邦无法立马着手消除隐患，只能对诸侯王封地进行了部分调整，将这些异姓诸侯王从膏腴之地徙封到偏远地区，比如将齐王韩信封为楚王，希望用这种逐步改良的方式暂时维持稳定。
随着汉朝统治逐渐稳固，经济力量缓慢回升，刘邦开始向异姓诸侯王们举起了屠刀。经过数年，终于将全部威胁尽数拔出，只剩下势力弱小又懂得明哲保身的长沙国吴氏延续了五代，而张氏赵国虽然同样实力弱小，却被刘邦借口夺了封国，贬为宣平侯。
就这样，刘邦在剪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依照当时的条件，中央王朝对于偏远地区的辐射能力较弱，因此分封制在此时仍旧拥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刘邦而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历史教训让他时刻不敢忘记，除了后人总结的秦朝奉行严刑峻法的亡国原因之外，刘邦认为秦朝没有分封宗室，导致皇权势弱也是秦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压力之下，刘邦分封宗室子弟为王，让他们在异姓诸侯的废墟之上建立忠于刘氏皇权的统治。
在刘邦的宗室政策之下，以刘肥为齐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恒为代王、刘友为淮阳王、刘邦四弟刘交为楚王，侄子刘濞为吴王等等，建立了刘氏诸侯国统治体系。在刘邦的设想中，这些诸侯王平时可以为皇帝镇守疆土，而在国家发生危难之时，又是皇帝手中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
（2）西晋宗室诸侯王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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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成功篡位之后，借着世家资源和曹魏的基础成功的实现了统一天下的夙愿。与西汉开国面临的窘境一致，司马氏虽然成为天下共主，却过分依赖于世家的力量，晋王朝的皇帝几乎变成了世家利益的代言人。
在司马氏化家为国的过程之中，西晋世家的特权被逐步扩大和固定下来，从垄断仕途的“九品中正制”到保护士族经济利益的“户调制”等等，这些政策在出台时虽然都存有限制士族门阀发展的企图，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被异化为士族门阀扩张利益的手段。比如“九品中正制”中要求以人物品行为评判的首要标准，但是在实际操作时却让位于“家世”；在“户调制”中严格规定了官员品级与占地以及佃户数量的挂钩，可是实际操作中土地兼并却并未被抑制，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而回顾司马氏能够成功篡魏的历程，除了世家利益与曹氏皇权的天然对立之外，曹氏宗室衰弱，也是不可回避的原因之一。曹丕继承父亲的遗产，又与世家相互妥协，成功的将皇帝的帽子带在了自己的头上。世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特权，与此相对的是，曹丕对于宗室至亲却是防备至极，削夺藩王权利，曹魏藩王的封地时常变更，没有治权和兵权，举动受到严格监视，形同囹圄。如此种种，导致曹魏宗室衰落，难以应对权臣欺辱。
同样是历史与现实的压力，让司马炎放开禁锢宗室力量的枷锁。封皇族为藩王，以对抗士族。刚开始时封王不就国，在中枢担任要职，辅佐皇帝；然后又派遣诸侯王回到封地，主持当地的军务，最后又让这些有了军事经验的王爷们镇守战略要地。
泰始元年（265年），西晋建国之时，晋武帝分封二十七个同姓王，以郡为国；之后又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诸王可自行选用国中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咸宁二年（277年），晋武帝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不同级别可置不同数目的军，但各王无地方行政权。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太祖实录》）
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分封诸王时的考量，与刘邦、司马炎一样，他们作为一个皇朝的缔造者，考虑问题的重心首先是维护“家天下”这一标准，保障自己辛苦开创的基业不至于落入他人之手。对于刘邦而言，吕氏一族势力庞大，分封诸王就是能够震慑诸吕，甚至立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而司马炎的考量也是为了在世家门阀不断膨胀的势力中维系皇权。
二、略述西汉七国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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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西汉初年的历史，明显会发现最初的矛盾就是集中在刘氏与吕氏之间。刘邦与吕后两人虽说是夫妻关系，可是历史事件中分析，不如说是政治伴侣更为合适。刘邦晚年已经察觉到吕后权势日盛，为了限制吕氏的膨胀，所以才有了“白马之盟”。即便如此，刘邦去世之后，吕氏也仍旧占据了主动，成为汉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但是吕氏一族的所做所为自然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吕后死后，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齐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暗约其兄齐哀王刘襄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刘襄继承帝位，刘襄应约起兵。但是在刘襄到达之前，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已经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
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史记·卷五十二·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群臣为了防止外戚事件擅权事件再次发生，便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庶子出身、又是排行第四，刘恒继任皇帝，从宗法角度来看，就是以小宗入嗣大宗，打破了固有的政治隶属关系，这样就在诸侯王之中埋下了一颗蠢蠢欲动的野心。而汉初所封诸侯王，基本上都出现了代际更迭，与汉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因而叛乱开始出现。
比如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由此可见，此时的诸侯王已经从汉帝国的国之干城演变成了的肘腋之患，可是此时的汉文帝仍旧无法着手根除，只能采取局部改良的方式。
汉文帝先是让功臣列侯全部离开首都，前往封地，减少掣肘，集中皇权。其次，又封自己的亲子为王，让他们成为维护京畿地区的重要防线。最后，采取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政策，将原本的大国拆分开来，分封给藩王诸子，这就是之后的“推恩令”的前身。
改良只是将矛盾与危机押后，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对于中央政府和诸侯王而言，双方在试探中相互妥协，维持着一个极其脆弱的平衡。
到了刘启继位之时，西汉国力有了显著增强，而诸侯王尾大不掉的局面却越演越烈，因此决意采取晁错的建议，着手削藩。之后，以楚王刘戌在为薄太后服丧期间偷偷淫乱，按律当斩，汉景帝借借机下诏赦免死罪，改为削减东海郡作为惩罚。自觉计谋得胜的刘启又以同样的手段，以犯罪为借口削赵王刘遂封地中的河间郡；削减胶西王刘昂六个县。“削藩”已经成为此时汉景帝的国策，在实验中中获得足够经验之后，汉景帝开始扩大“削藩”面积。
汉景帝的削藩之举必然引起反弹，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诸王，开始了自己的谋划，最终联合了胶西、齐地诸王、楚、赵、淮南诸国，通谋相约起兵。以 “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的名义，举兵西向，从而开始了西汉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
猝然而来的叛乱让刘启慌了神，只能按照大臣的建议将晁错“腰斩于市”。然而，一条人命无法填平双方的沟壑，最终只能以武力作为决胜的关键。刘启派太尉周亚夫领兵抵御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领兵攻打赵国、栾布攻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监视齐、赵的动向。吴楚联军一路东进，行至梁国时遭到刘启亲弟刘武的顽强抵抗。梁王刘武向朝廷告急，周亚夫认为吴楚联军势大，正面决战难以取胜，献策用梁王军队拖住吴、楚主力，寻找时机切断对方补给，然后伺机击溃叛军，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划。吴楚联军的行动果然如周亚夫预料一样，在对梁国久攻不下之后，只能调转枪头奔着周亚夫而来，寻求决战，以消灭中央朝堂的有生力量。周亚夫闭门不出，又派人偷袭吴楚粮道，最终让吴楚联军在缺粮之中惨然败逃。七国之乱，西汉中央政权获得了绝对胜利。这次叛乱，从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开始，到三月即被平息，七王皆死。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新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除。
三、疯狂无比的八王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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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的轨迹从西汉一路碾到司马炎的晋朝，原本动乱的大地又一次陷入了更为恐怖的深渊。就司马炎而言，虽然君临天下，终结了乱世，可是前有曹魏覆灭的教训，现有世家权势滔天的危局，必须要不断扩大宗亲的权势，以维系晋朝国祚。
在司马炎的安排下，诸王不仅可以担任某一地方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主持地方军政要务；甚至还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种权力让诸侯王从地方到中央几乎畅通无阻，一旦失控必然会引发整个王朝的全面动荡，这种动荡就被后人称之为“八王之乱”。
晋武帝司马炎承接祖上遗泽，在祖孙三代四人的前赴后继中终于实现了化家为国，一统天下的野心。在这个过程中若是继承人出现了致命缺陷，必然会导致这一宏伟蓝图就此断裂。同样，新朝想要能够长治久安，皇位继承者仍旧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使命。但是，司马炎在选择继承人的失误，让整个晋朝为之买单。
晋武帝的继任者是司马衷，泰始三年（267年）正月丁卯日，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九岁，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然其性鲁钝，能力低下。因此有不少人纷纷建议废除司马衷继承的资格，但是晋武帝并未接受。当然，晋武帝也明白儿子的智力问题，为了保证皇权不至于旁落，便以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太子妃，希望能够为司马衷增添助力。只是这样的继承人安排只是司马炎从美好幻想中出发，却低估了人性中的贪婪。
司马炎病逝之后，以汝南王司马亮及外戚杨骏共同辅政晋惠帝。但是，杨骏并非是司马衷亲舅，害怕大权旁落的他故意将诏书藏匿，趁着司马炎弥留之际获得了单独辅政的资格。杨骏辅政时期，凡有诏令，晋惠帝过目后交于杨太后，然后直接下发执行。杨骏知晋惠帝皇后贾南风难以控制，为防贾南风碍其擅权，则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此举引起皇亲国戚及某些大臣的不满。
贾南风为阻杨骏独揽政权，秘密派人与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联络，要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骏。楚王司马玮从荆州带兵进入洛阳。元康元年（291年）贾南风以杨骏谋反为由，命令楚王司马玮领军保卫皇宫，围攻杨骏府第。杨骏被杀后，朝政大权由汝南王司马亮与元老大臣卫瓘共同执掌，楚王司马玮因杀杨骏有功被委任卫将军兼领北军中侯，贾皇后的亲戚也担任了要职。为了独揽大权，贾后又以晋惠帝名义下密诏使楚王司马玮杀了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之后又宣布司马玮伪造手诏，害死司马亮、卫瓘的罪名，将其处死。
短短三个月，贾南风搅风搅雨，挑动藩王与权臣之间的相互争斗，并借此清除了所有能够阻挡她专权的拦路虎，最终实现她独掌大权的野心。为了能够掌控朝局，出身庶族的贾南风虽然有父亲贾充的遗泽，但是仍旧面临着世家的压力。因此，除了任命亲戚为官之外，还向士族门阀伸出橄榄枝，以名士张华为司空，以河东裴氏出身的裴頠、裴楷担任尚书仆射、中书令，位同宰相，又以琅琊王氏出身的王戎为司徒。
乱局似乎以贾南风掌权而告终，按照剧本来看，权势日盛的贾后必然以吕后的为目标，苦心经营自己地位。想要做吕后，必须要有刘盈。可惜贾南风没有儿子，当时的太子司马遹虽然素有贤明，却与贾后不和，为了能够保障自己的将来。安稳了九年的西晋又一次被贾后搅的天翻地覆，而这一次的乱局不仅葬送了西晋王朝，还招致了更为惨烈的后果。
元康九年（公元299年），贾南风用计废除太子司马遹，幽禁在金墉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贾后杀司马遹。赵王司马伦借此举兵杀贾后，废惠帝自立。至此，宫廷政变转为皇族争夺朝权，演成“八王之乱”。
次年，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等共同起兵讨伐司马伦，联军数十万向洛阳进攻，司马伦战败被杀，惠帝复位，由司马冏专权辅政。永宁二年(公元302年)骠骑将军长沙王司马乂与司马颙等里应外合攻杀司马冏，司马乂掌握朝权。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司马颙与司马颖不满司马乂专权，联军进攻洛阳，双方大战数月相持不下。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初，
东海王司马越发动兵变杀司马乂，迎司马颖进占洛阳，控制朝政。同年年七月，司马越等挟惠帝进攻司马颖，兵败东逃。司马颙乘机出兵攻占洛阳，迫惠帝与司马颖迁都长安，独专朝政。永兴二年(305年)，司马越再度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战败。次年六月，司马越迎晋惠帝司马衷还都洛阳，不久，司马颙与司马颖相继被杀。十一月，惠帝暴毙，司马越立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至此，这场持续16年的西晋“八王之乱”结束。四、乱局之后的反思
西汉初年的“七国之乱”其实一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角逐，这是周王室分封制之下遗留下来的历史惯性。藩王确立，代表着皇室将全国各地纳入实际统治范围。在建国之初，随着中央政府权威日隆，国家昌盛，这种“强龙”必然可以弹压各地的“地头蛇”，在距离中央政府较远的地方抑制豪强，挤压当地势力的生存空间。但是，宗室藩王和封地内部的本土势力不可能一直处于争斗的状态，相互妥协与联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就这样，宗室藩王借助当地豪强稳固地方统治，而当地豪强也会加入藩王阵营实现保全家族、扩大利益的野心。这样的政治生态会极大的推动藩王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力的发展，尤其是中央皇权出现权力更迭或者权力动荡之后，这些地方藩王除了名义上受到皇帝大宗的影响之外，基本上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汉景帝之所以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其实在于其始终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皇权内部并无过多掣肘。以功勋之后的周亚夫、外戚窦婴以及宗室梁王刘武等人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绞杀了来自地方的分裂主义。加上汉文帝统治期间国力出现显著上升，为刘启留下了足够的战争资源，从而在三个月之内就赢得了战役。从历史角度来看，汉景帝代表着大一统的统治秩序，是正义的。
反观西晋的“八王之乱”，究其本质而言，则是一场来自皇族内部的政权争夺。期间涉及到的外戚杨氏一族、贾氏一族至始至终就是想要架空皇权，宗室内部的“八王”则只是想要大权独揽。钱穆在其所著的《国史大纲》中认为，“晋室始终是一个腐败老朽的官僚集团”。正是这样的腐败老朽让西晋立国不过数年就已经出现历代王朝病入膏肓的特征。加上晋惠帝司马衷暗弱，自然引起来其他藩王势力的觊觎。事实上，晋惠帝刚刚继位之时，皇权仍在，这也是楚王司马玮等人轻易被贾后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原因。但是，贾后乱政九年，又杀了太子司马遹，彻底将司马衷的皇帝光环砸碎，最终全部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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