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論·論文》中有一句流傳至今的話:“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但這一極具普遍性的現象並不適合於魯迅和郁達夫。魯迅一生"罵"過不少人，且以尖刻聞名，但對郁達夫卻從沒有過微詞。他雖反感創造社同仁一副"創造"臉，但覺得郁達夫臉上"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魯迅、郁達夫這一對文壇密友,在現代中國文壇被傳為佳話, 他們之所以會成為至交,因為他們有相似的成長經歷,又都是追慕“真”的人,待人真誠,做人很真實,讓人體會到一層實在,都是追求真摯之人,彼此之間更是真誠以待。兩人也都是頗具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在文學創作的路途上,互相理解,攜手並進,共進退,甚至同時遭難,並盡全力促進中國文學事業的發展,編輯刊物,不遺餘力;發掘新人,給以幫助,為他們的成長提供發展的平臺,較為適合的環境,中國現代文學事業蓬勃發展當中應該說他們的功勞是不可估量的。今後十四天特闢“郁達夫與魯迅”專欄，以饗讀者。
郁達夫論魯迅之二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
去年的今日，魯迅先生病故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的大陸新村，當時我在福州，驟接訃電，真有點半信半疑。匆忙趕到上海，在萬國殯儀館瞻拜遺容之後，一腔熱淚，才流了個痛快。因為當時情緒太緊張，而紀念魯迅先生的文字也很多，所以一時並沒有寫什麼東西。其後和景宋女士以及幾位先生的老友討論先生身後等問題，頭腦現實化了，所以也寫不出什麼紀念的文字。魯迅先生的思想、人格、文字，實在太深沉廣博了。要想寫他的評傳，真也有點兒不容易。譬如一座高山，近瞻遙矚，面面不同，寫出了此，就不免遺漏到彼；所以自從先生故後，雖老在打算寫點關於他的紀錄，但終於不能成功。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和他相交，前後有二十年之久，有些情形，太習熟了，若想學高爾基記托爾斯泰那麼的章法來寫，一時又覺瑣憶叢集，剔抉為難。因此種種，所以只能把這事情暫時擱起，打算等到我晚年的暇日，再來細細的回憶，慢慢的推敲。
先生逝世一週年日，同人等已於救亡協會成立之時，開過一個小小的紀念會；大家都以為紀念先生最好的方法，莫過於賡續先生的遺志，拚命地去和帝國主義侵略者及黑暗勢力奮鬥。現在，先生遺志的一部分，已經實現了，就是對侵略者，我們已予以打擊；可是黑暗勢力所產生的漢奸們，還在我們的後方，跳梁顯醜。紀念先哲，務須達到徹底完成遺志的目的，方能罷手；我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能把暴日各軍閥以及漢奸們的頭顱，全部割來，擺在先生的墳前，作一次轟轟烈烈的民族的血祭。
廿六年十月十九日
（原載1937年10月20日福州《小民報．怒吼》）
附：魯迅與郁達夫在上海的主要革命活動
1928年春，與魯迅一起參加“中國革命互濟會”;
1928年6月，與魯迅編進步文藝月刊《奔流》;
1929年1月，與陶晶孫合編進步刊物《大眾文藝》;
1930年2月，與魯迅等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
1930年3月，與魯迅等一起發起在中華藝術大學正式成立中國左聯作家聯盟;
1931年12月19日，與夏丐尊、胡愈之、周建人、丁玲、傅東華等一起，組織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
1932年1月28日，與魯迅等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
1932年2月5日，發表與魯迅、茅盾、葉聖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簽名的《上海文藝界人士告世界書》；
1932年2月，與戈公振、陳望道等三十五人組織了“中國著作家抗日協會”，並被協會公推為編輯委員和國際宣傳委員；
1932年7月，與魯迅、茅盾、柳亞子等三十二人聯名致電國民黨南京當局提出抗議，要求立即釋放牛蘭夫婦，“以重人道”；
1933年1月，與魯迅等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1933年5月，與魯迅領銜簽署發表《為橫死的小林遺族募捐啟》;
1933年5月，為營救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的丁玲、潘梓年四處奔波，並與蔡元培、楊杏佛等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致電南京當局，要求釋放丁玲和楊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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