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论·论文》中有一句流传至今的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这一极具普遍性的现象并不适合于鲁迅和郁达夫。鲁迅一生"骂"过不少人，且以尖刻闻名，但对郁达夫却从没有过微词。他虽反感创造社同仁一副"创造"脸，但觉得郁达夫脸上"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鲁迅、郁达夫这一对文坛密友,在现代中国文坛被传为佳话, 他们之所以会成为至交,因为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又都是追慕“真”的人,待人真诚,做人很真实,让人体会到一层实在,都是追求真挚之人,彼此之间更是真诚以待。两人也都是颇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路途上,互相理解,携手并进,共进退,甚至同时遭难,并尽全力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编辑刊物,不遗余力;发掘新人,给以帮助,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发展的平台,较为适合的环境,中国现代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当中应该说他们的功劳是不可估量的。今后十四天特辟“郁达夫与鲁迅”专栏，以飨读者。
郁达夫论鲁迅之二
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
去年的今日，鲁迅先生病故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的大陆新村，当时我在福州，骤接讣电，真有点半信半疑。匆忙赶到上海，在万国殡仪馆瞻拜遗容之后，一腔热泪，才流了个痛快。因为当时情绪太紧张，而纪念鲁迅先生的文字也很多，所以一时并没有写什么东西。其后和景宋女士以及几位先生的老友讨论先生身后等问题，头脑现实化了，所以也写不出什么纪念的文字。鲁迅先生的思想、人格、文字，实在太深沉广博了。要想写他的评传，真也有点儿不容易。譬如一座高山，近瞻遥瞩，面面不同，写出了此，就不免遗漏到彼；所以自从先生故后，虽老在打算写点关于他的纪录，但终于不能成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和他相交，前后有二十年之久，有些情形，太习熟了，若想学高尔基记托尔斯泰那么的章法来写，一时又觉琐忆丛集，剔抉为难。因此种种，所以只能把这事情暂时搁起，打算等到我晚年的暇日，再来细细的回忆，慢慢的推敲。
先生逝世一周年日，同人等已于救亡协会成立之时，开过一个小小的纪念会；大家都以为纪念先生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拚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奋斗。现在，先生遗志的一部分，已经实现了，就是对侵略者，我们已予以打击；可是黑暗势力所产生的汉奸们，还在我们的后方，跳梁显丑。纪念先哲，务须达到彻底完成遗志的目的，方能罢手；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把暴日各军阀以及汉奸们的头颅，全部割来，摆在先生的坟前，作一次轰轰烈烈的民族的血祭。
廿六年十月十九日
（原载1937年10月20日福州《小民报．怒吼》）
附：鲁迅与郁达夫在上海的主要革命活动
1928年春，与鲁迅一起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
1928年6月，与鲁迅编进步文艺月刊《奔流》;
1929年1月，与陶晶孙合编进步刊物《大众文艺》;
1930年2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0年3月，与鲁迅等一起发起在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左联作家联盟;
1931年12月19日，与夏丐尊、胡愈之、周建人、丁玲、傅东华等一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932年1月28日，与鲁迅等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
1932年2月5日，发表与鲁迅、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签名的《上海文艺界人士告世界书》；
1932年2月，与戈公振、陈望道等三十五人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协会”，并被协会公推为编辑委员和国际宣传委员；
1932年7月，与鲁迅、茅盾、柳亚子等三十二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南京当局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以重人道”；
1933年1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5月，与鲁迅领衔签署发表《为横死的小林遗族募捐启》;
1933年5月，为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丁玲、潘梓年四处奔波，并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致电南京当局，要求释放丁玲和杨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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