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顯的南亞之行對中外文化交流的意義，那更是非常清楚的。早在西漢時期，印度就以產犀象和漂亮的金銀飾物而知名於中國。東漢以後，佛教傳入中國，印度又以善惡分明、修行解脫的佛教恩想和佛教建築、雕塑等優秀藝術品使中國人耳目為之一新。後來不少中國人希望能從印度梵本經文和戒律中直接瞭解佛學真義，這是一種尋求新思想、新知識、新文化的表現。
法顯就是5世紀初中國向西方尋求新文化的代表。印度人也早在公元前4世紀左右即我國戰國時代，便知道東方有個強大的秦國，稱為支那。後來印度僧人向東傳播佛教，來到中國，對中國物產的豐富和文化的發達，有深刻的印象。與此同時，中國的絲織品傳入印度，大受印度人的歡迎，印度人希望更多地瞭解中國。印度商人、僧人不斷進入中國，但中國人卻從未進入印度內地。
因此，法顯的來到印度，使印度人大為高興，所到之處，無不盛情款待。如法顯到了毗茶城，這是今巴基斯坦東北部的小城，當地人見中國人到來，非常感動和高興，全部供應法顯和道整二人所需要的東西。凡法顯所要參觀巡禮的地方，無不滿足，給以嚮導和講解。因此，《佛國記》中得以記錄下法顯在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各國所見所聞的非常豐富的知識。
法顯到了佛教的中心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後，他不但以這裡為據點，向東、南、西、北四方旅行參觀，幾乎走遍了整個恆河流域的中印度地區，巡禮了著名的佛教遺蹟；
而且他在這裡一住三年，埋頭學習印度文化。他在著名的摩訶衍寺修習佛學，得到了兩部戒律和四部經文，非常高興，便在寺內學習印度語文。
當時佛經都是用梵文抄寫在一種棕櫚樹的葉片上，這種樹葉梵文稱為貝多羅，因此中國又稱佛經為貝多經或貝葉經。
法顯在巴連弗邑“學梵書、梵語，寫律”，就是學習梵文書寫、梵文語法和用梵文將經律抄寫在貝多葉上（當時印度還沒有紙），準備帶回中國翻譯。
後來法顯又在東印度多摩梨帝國住了兩年，在這裡“寫經畫像”，準備把佛教藝術品也帶回中國。
最後在師子國又住了兩年，求得經律四部。法顯在這裡還聆聽了一位印度僧人誦經，法顯在《佛國記》中詳細地記述了經文的內容，說明了他的梵文聽寫水平已相當好。
法顯在國外前後十三年，熟練地掌握了印度文化的各種知識，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佛國記》就是這一工作的真實記錄。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等國人民至今仍盛讚法顯在該國留下的美好回憶和為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
法顯從印度和斯里蘭卡帶回國的十部佛教經律，對中國佛教的發展也產生很大影響：他和覺賢譯出《摩訶僧只律》和不久由佛馱什譯出《彌沙塞律》後，從此中國佛教才有了完備的戒律。法顯帶歸併翻譯的《雜阿毗縣心》，對南北朝時中國毗縣。
學派（這是東晉至唐初我國佛教的一個主要學派）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大般泥洹經》的翻譯流傳，宣揚“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對中國佛學的普及和佛教的傳播，更起了促進作用。
而《長阿含經》《雜阿含經》等都是佛教極重要的文獻，後來也譯成漢文。
對中國佛教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南北朝時，中國佛教空前興盛，僅北魏末年洛陽就有大小佛寺1367所，這顯然和法顯成功的印度之行和戒律的全譯，有不可分的密切關係。
總之，法顯撰述的《佛國記》和他帶回國翻譯和流傳的佛教經、律，為中國和南亞各國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作者介紹：我是“根據環結結巴巴”，執筆走天涯，與大家一起分享、瞭解中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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