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佔東北的行動，面對日本在東北的侵略行動，國民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將此事件上報國聯，準備利用國聯以及國際條約的約束力來迫使日本退出佔領的地區。在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即9月19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就指示駐國聯的代表施肇基將中日衝突的事件訴諸國聯，希望國聯依照盟約的規定採取措施迫使日本退出佔領的區域。9月23日，國民政府在發佈的《告全國國民書》中說：“深信此次事件，苟經一公平之調查，國聯本其應有之職責，必能予我以充分之公道，及合理之補救。”蔣介石同時指示張學良不要和日本單獨交涉，“委諸國聯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
九一八事變紀念碑
求助於國聯的同時，國民政府也希望美國發揮作用。對於日本的侵華行為，在隨後的數年間，美國的態度則隨著日本行動的不斷深入而發生著變化。
“九一八”事變初期美國的態度：“不介入”“不偏袒”
9月19日，外交部指示中國駐美代辦容揆向美國通報事件的真實情況，21日、23日又相繼照會美國，希望美國能援引《非戰共約》來制止日本的侵略。然而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時，美國國內上下都在忙於應付經濟大危機所帶來的創傷，對於大洋對岸的遠東局勢處於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狀態。
國聯調查團在東北
儘管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私底下對於“九一八”事變表現的比較激進，認為“尊重條約乃是和平的基礎”，並指出美國有義務在中國危難時刻給予它援助，否則將會使幾十年來積累起來的中美親善關係毀於一旦，並會損害美國在華商人的利益，因此滿洲危機是“文明與經濟手段這兩大理論之間的爭執”，華盛頓會議的新秩序絕不容忍像日本對中國所犯下的野蠻侵略。 遠東司司長斯坦利·霍恩貝克雖然表示同意史汀生的看法，但是他卻請史汀生注意英國和國聯會把解決中日衝突的責任推到美國的身上；而總統胡佛對於史汀生的態度不以為然，並指責史汀生“更象一個鬥士，而不是一個外交家”，同時表示如果日本公開聲稱“不能再遵守華盛頓協定了……美國自然不會附和這一建議，但我們卻不能提出嚴重的反對意見。” 曾經擔任駐日大使的副國務卿威廉·卡斯爾則支持胡佛的看法，他認為日本對中國的干涉無可非議，因為日本將會在東亞維持秩序並阻止共產主義，而這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
時任美國國務卿史汀生
因此，在事變發生的初期階段，美國的決策者中就存在著政策上的分歧，儘管史汀生和國務院的一些官員在私底下把這一事件看的比較嚴重，但在在公開場合卻只能遵循總統的指令，保持的極為謹慎。事變發生後，面對著中國政府的不斷請求，史汀生僅僅於9月24日同時向中日兩國發出了不區分侵略國和受害國的同文照會，要求兩國要保持克制，採用非暴力的形式解決爭端，實現國際法和國際條約的要求。而當國聯討論滿洲危機時，美國政府僅僅派了一名代表作為會議的“觀察員”出席會議，國聯秘書長德魯蒙在就組建國聯調查團問題上諮詢史汀生，並邀請美國參加調查團時，史汀生先後兩次拒絕了國聯的邀請。他堅持認為應該由中日雙方通過直接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而如果談判解決不了問題時國聯可根據盟約採取適當的措施，美國所要做的只是“從道義上支持國聯的行動”。
因此在“九一八”事變初期，美國的態度就爭取不介入兩國爭端，史汀生在10月8日在會見中國駐美代辦容揆時就明確表示：“我們不想去探究誰是誰非……我們不偏不倚。”
分析美國推行這一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就是經濟利益上的考慮。美國在華利益主要集中於東南沿海地區，在中國東北的貿易，雖然在20年代發展迅速，但是其達到最高的1929年也僅僅為3600多萬美元，而在事變發生的1931年已經降到了1800多萬美元， 而“此數若與對中國全體貿易相比較，不過佔全貿易額的百分之七八，至於貿易外投資，可謂絕無僅有”。 同時美國與日本的貿易要遠遠大於同中國的貿易，在經濟大危機的背景下得罪日本顯然是不合適的。
其次就是美國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缺乏與日本相抗衡的軍事力量，特別是海軍力量。儘管華盛頓會議上美國將日美海軍比例限制在3：5的比例上，但是此後日本卻不停的在打破著這個比例，同時由於美國的海洋範圍遠洋超過日本，造成兵力的分散，使得在東亞地區對日本形成劣勢。陸軍部長帕特里克×赫爾利在送交總統的報告總就明確表示，
軍隊沒有作戰的準備，即使有使用武力的意願，美國的陸海軍力量也不夠。參議院海軍委員會主席海拉姆×約翰遜也指出，“則於現狀下的努力，無論結果如何，均不足以制衡日本的行動”。
一戰後的華盛頓海軍會議
第三就是經濟大危機吸引了美國的主要注意力，如何解決大危機在當時來說是高於一切的。遠東的危機同大危機比起來就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對於普通的美國人而言，遠東危機跟他們是沒有關係的，《紐約時報》甚至都沒有在顯要版面刊登“九一八”事變的消息。霍恩貝克也表示，沒有一個美國人希望“‘單獨地’陷入這個中、日、滿混戰的錯綜複雜的事件中”， 對此史汀生也無可奈何的表示：“這時如果有人打算髮動滿洲事變而不受到別國干涉的話，那麼選擇這個時機確實十分合適。”
經濟大危機下的美國
此外史汀生與美國務院的一些官員認為九一八事件是關東軍單方面的行動，與日本文官政府特別是幣原外相所倡導的外交精神是不符合的，而幣原與日本一些軍人之間有著“尖銳的分歧”，美國認為幣原能夠在沒有外力的干涉下制止關東軍的侵略行為，美國的政策“是要讓日本人知道……在注視他們；同時……幫助站在正確方面的幣原，而不為任何民族主義的煽惑者所利用”；“增強而不是削弱幣原的力量”。 9月25日，幣原對美國照會的回應也給了美國以錯覺，幣原在回應中“聲稱日本政府深深感覺到了美國政府在觀察最近‘滿洲’所發生事件時表現出來的‘友好的關心’和‘坦率的觀點’，並稱日方在‘滿洲’的軍事力量將會停止進一步的行動，前提是他們的安全和南滿鐵路及這一地區日本人的生命與財產的安全得到保證 ”。
正是基於以上的考慮，史汀生在事變初期採取了“不介入”“不偏袒”的政策。
日本佔領錦州後，美國的不介入政策發生了改變，推出了“不承認”主義
就在史汀生髮表“不偏袒”方針的同一天，日軍飛機轟炸了錦州，這是日軍要向關內進犯的一個重大徵兆。從日軍轟炸錦州起，美國對九一八事件的態度發生了一些變化。
10月9日，美國召開了內閣會議決定派代表出席國聯理事會。11日，史汀生指示駐日大使內維爾向日本外相幣原遞交了一份強硬的抗議照會，表示“轟炸錦州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責問“日本飛機有何權利對該城進行挑釁和投擲炸彈”， 11月3日，史汀生通過駐日使館照會日本政府，表示美國政府支持國聯行政院於9月30日和10月24日通過的決議，並希望日本日本遵守這些決議，不要為撤軍提任何先決條件。
日本轟炸錦州後的景象
然而國聯的決議和美國的表態並沒有制止日軍的行動，在國聯討論中日衝突事件期間，日本還在不斷的擴大著侵略活動的範圍，11月18日佔領了齊齊哈爾，切斷了中東鐵路。史汀生終於感到“與之打交道的日本政府再也不能控制局勢了，局勢實際上是在一群的瘋狗的掌握之中”。19日，史汀生向日本的外務省發出了強硬的聲明，首次公開指責日本違反《非戰公約》和《九國公約》，並宣佈保留公佈自事變發生以來兩國間往返文件的自由。隨後史汀生又接到日軍計劃進攻錦州的報告，這使得史汀生感到“日本並不以佔領其有所謂‘特殊利益’的東北為滿足，還企圖侵入東北，進一步威脅美國在華利益；日本一向宣稱的反蘇戰爭準備，不過是放煙霧彈，它不是北進反蘇而是南下反美”。 於是史汀生警告日本政府，如果日軍進攻錦州，那就只能被看做是“侵略行為”，這是事變發生以來大國以及國聯首次提及“侵略”一詞，美國政府的強硬表現使得日本推遲了進攻錦州的計劃。
1932年1月2日日本佔領錦州
12月12日，日本政府發生更迭，形成了以犬養毅為首相、荒木貞夫為陸軍大臣的新內閣，軍國主義實力在政府中力量大大增強。隨後，1932年1月2日，日軍佔領錦州。在日軍佔領錦州後，美國國務院開會討論對日經濟制裁問題，儘管胡佛也認為日本的行動破壞了《非戰公約》和華盛頓體系，但是他明確表示反對對日經濟制裁，並認為經濟制裁和軍事制裁是“通向戰爭的道路” 。最終，史汀生採取了當年布來恩在對待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時所採取的立場，1月7日，史汀生代表美國正式宣佈了對東北現狀的“不承認聲明”。
“美國政府不能認許任何事實上的情勢的合法性，也不擬承認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間所締訂的有損失美國或其在華國民的條約權利——包括關於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完整，或關於通稱為門戶開放政策的對華國際政策在內——的任何條約或協定；也不擬承認用違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為締約國的巴黎公約之條款與義務的方法而獲致的任何局勢、條約或協定”。
從聲明中看，美國對待日本的態度比國聯要強硬，但是1月8日，美國國務院又發表了兩點補充聲明，“1，美國無意爭鬥日本在滿洲的權利；2，不擬干涉中國和日本將來可能達成的解決事件的協議，唯此項協議不得損害美國在華利益”。
時任美國總統胡佛
從“不承認”主義的內容以及補充聲明可以看出，美國的動機是為了維護在華利益，也就是其一直所倡導的門戶開放政策，雖然美國也表明了其反對日本對國際公約的破壞，但是其僅僅停留於文字之上，缺乏相應的實際行動來呼應這一政策，這使得“不承認”照會顯得蒼白無力，對於日本所造成的事實沒有絲毫的影響。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不承認”照會畢竟說明了美國在日本侵略事實上的立場，“不承認”聲明使得日本所造成的事實沒有實現國際法上的合法化，這也從道義上對中國來說是一種鼓舞和激勵；同時，“不承認”照會的發表也為此後美國對待日本在遠東的行動打下了一種基調，隨著日美矛盾的不斷髮展和美國對國際事務的關注度的提高，羅斯福及其新政府在對待日本侵華問題上表現的越來越強硬。
華北事變後，隨著日本侵華的日益擴大化，美國開始呈現出對日逐漸強硬的態勢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抓住了各大國陷於經濟危機的機會，大肆加緊對華侵略。就在“不承認”照會發表的當月，1932年1月28日，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東北問題的注意力，日本在上海發動了“一二八”事變，儘管美國對此採取了較為積極和強硬的政策，但由於與英國在對日政策上存在著分歧，上海事變最後在有利於日本的情況下解決。
一二八事變
在上海戰爭期間，3月，日本在東北扶植溥儀成立“偽滿洲國”，4月國聯調查團抵達東北，10月國聯發表調查報告書，承認東北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以及日本違反《九國公約》和《國聯盟約》的事實，但是卻主張把東北變成一個“國際共管”的地區。1933年2月，國聯大會通過此調查書，宣佈對“偽滿洲國”不給予法律以及事實上的承認，史汀生也代表美國政府表示贊成國聯的決議，3月27日，日本宣佈退出國聯。
國聯調查報告書
日本在侵佔東北後，又繼續加緊向華北擴張。1933年3月佔領熱河省，5月迫使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停戰協定》，大有一步步獨佔中國之勢。為了防止日本獨佔中國，新上臺的羅斯福政府開始對中國提供一些援助。1933年5月，美國與中國政府簽署了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合同”，7月，中美簽訂《中美航空秘密協定》。日本對美國的政策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一方面指使在華商人阻礙“棉麥借款”的棉麥在中國的銷售，在各方面的壓力下，中國政府被迫將借款數額降為2000萬美元;另一方面從外交上採取行動，1933年10月，日本推出“和協外交”，其中表示要“極力排除一切助長日華間糾紛的第三國家以及第三勢力所採取的行動和政策，……對企圖給中國以武力援助和財政援助的第三國家和第三國人的活動，採取外交手段予以制止”。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發表了一項表明日本政策的聲明，史稱“天羽聲明”，聲明中稱：“日本在東亞有特殊責任；為了維護東亞的和平與秩序，日本有責任單獨行動；日本反對中國採取任何以夷對夷的政策；日本堅決反對各國向中國提供軍用飛機、建飛機場、派遣軍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行動。”
天羽聲明的發表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巨大反響，美國輿論將其視為“門羅宣言”的亞洲版以及“新二十一條”，4月28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照會日本外相，強調“在涉及其他國家權利、義務和合法權益的情況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不經其他有關國家的同意下，得以達到它自己的企圖”。
從內容上來看，美國的照會僅僅是一種對日本政策的回應，表明了美國保護其在華利益的願望，但是缺乏強硬的立場，非但沒有提及《九國公約》，也沒有實際的措施來回應日本的聲明；相比較史汀生主義而言更像是一種倒退。在羅斯福的授意下，遠東司司長霍恩貝克制定了一項方針，規定美國今後對東亞政策的主旨是“避免與日本發生衝突”；同時遠東司主張美國今後不再給中國以財政援助，如需提供貸款也應與日本合作，嚴格控制對中國的軍火輸出，新技術的援助也要確保不會激怒日本；美國推行了一系列類似於綏靖的政策。
1935年日本在華北又進行了一系列侵略活動，製造了華北事件，迫使國民政府簽訂了《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一步步實現對華北的全面控制。同年8月，廣田弘毅又拋出了對華關係的三原則，要求中國停止依賴英美的抗日活動、承認“偽滿洲國”並與日本聯合防共，企圖實現對中國的全面控制。1935年的一系列侵略活動使得英美利益遭到了重大的打擊。美英開始調整其政策，同年底，英國給予中國幣值改革以少量的支持，1936年5月美國又與中國簽訂了《中美白銀協定》。 《中美白銀協定》大大促進了中美之間的貿易關係，1936年中美之間的貿易總額達到了3.72億美元，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國。而在美國國內，羅斯福總統一直謀求在法律範圍內最大限度的擴充軍備。
華北事變
1933年，剛剛上臺的羅斯福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我們的海軍過去是，現在仍可能是劣勢；而東京全部計劃展示的事實，並沒有對將來不進行侵略提出保證。” 6月，羅斯福從新政的公共建設工程的投資中撥出2.38億美元，建造總計12萬噸的32艘艦艇，1934年初，“文森——特拉美爾法案”通過，規定美國建造和更新艦艇的數量應達到1922年和1930年分別在華盛頓和倫敦簽署的兩個海軍軍備限制條約規定的最高限額。1934年10月和1935年10月的倫敦兩次海軍裁軍會議上，英美拒絕了日本要求在軍備發展上平起平坐的要求，導致日本於1936年1月宣佈退出會議，隨後日本又拒絕了美國提出兩國以聯合宣言的形式保證不再建造新艦種的建議；由此日本完全擺脫了裁軍條約的限制，與英美開展了大規模的海軍軍備競賽。美國則以通過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的一筆海軍撥款作為對日本的回應，美日之間在“七七”事變前出現了一種針鋒相對的局面。
羅斯福總統
結語
總而言之，“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日本在中國的侵略活動，美國的政策充滿了矛盾性。一方面與日本的巨大貿易關係可以緩解美國國內嚴重的經濟危機，並認為美國可以利用日本對其經濟的依賴性來限制日本；另一方面日本在中國的侵略活動使得美國在華利益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隨著日本在中國侵略活動的進一步加劇，對美國利益的損害也就逐漸加大，美日矛盾亦會進一步加劇。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1941年美日矛盾終於不可調和，珍珠港事變發生，美國對日矛盾的政策完全發生改變，全面支持中國抵抗日本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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