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太監，最牛叉的時代莫過於唐朝和明朝。但有不同的是，唐朝的太監個個都手握重權，走起路來狠三狠四的，廢立皇帝如同家常便飯，明朝也有一些牛叉的太監，但這些太監和唐朝的比起來，有點不堪一擊，都是被皇帝一條紙文輕易廢了，如大名鼎鼎的九千九百歲魏忠賢，在天啟朝那可是隻手遮天，說一不二的，那又如何，還不是到崇禎朝，被皇帝一道簡簡單單的命令，就懸樑自盡了呢。
還有王振，汪直之流，都是依附皇帝，才獲得權力，離開了皇帝，他們就什麼都不是。
朱厚照，也有一個得力的太監，這個太監非同一般，剛出道的時候，已經五十多歲了，被逮捕後活剮三千刀，才六十，這個太監，喚作立皇帝--劉瑾。
劉瑾原來也是八虎之一，八隻沒把的老虎。
雖然八虎當時並沒有幹什麼出格的壞事，但文官們已經看到了不好的苗頭。皇帝整天和太監們廝混在一起是很危險的，隨時可能會被教壞，遠離理學正統而去搞一些旁門左道。因此必須趁著皇帝還沒有被完全教壞，徹底消除這方面的隱患，把八虎殺掉。
不管怎麼說，文官們是認定了八虎正在把皇帝引誘得越來越疏遠大臣，這是必須幹掉的。正德元年十月，六部九卿聯名上書，彈劾八虎。可惜他們稍微靠譜一點的把柄都沒有抓住，胡扯一通天地正氣、歷史教訓之類的，就要把這八個人殺掉，可謂氣勢洶洶、殺氣騰騰。
十六歲的朱厚照看了這封奏疏，被嚇壞了，《明史》上說他“驚泣不食”，也就是說被嚇哭了，飯都吃不下。把皇帝嚇唬到這個程度，也真是夠可以的。
聽到消息，八虎相擁而哭，不知道該怎麼辦。最後還是八虎中排名第七，平時不怎麼顯山露水的劉瑾想到了解決方案。
劉瑾此時已經五十六歲。這麼一個糟老頭子在帶著年輕的朱厚照遊樂方面，肯定不如比他年輕得多的谷大用、張永等人得寵，因此排名靠後。但他年紀比較大，而且經歷過政治風波。之前劉瑾就被貶到了南京去充軍，但沒過多久他就又找關係重新回到了北京，繼續伺候朱厚照。
有了這樣一番經歷，劉瑾的心理素質起碼就比另外幾個年輕太監要強得多，臨危不亂。而且平時就愛與朝廷中的文官們結交。這份彈劾奏章在入奏之前，劉瑾就已經從內閣大學士李東陽、吏部尚書焦芳等多個渠道瞭解到了彈劾的內容，並且開始想辦法應對。
經過分析，劉瑾認為目前皇帝對幾位顧命大臣還是非常敬重的，要說他們的壞話並不容易，最好的辦法還是從太監內部挑撥離間。於是他帶領另外七虎找到朱厚照號啕大哭，說：“這都是司禮監太監王嶽等人想要陷害我們。”
朱厚照一聽就來了精神，問他有何證據。
劉瑾就說：“王嶽之前掌管東廠的時候，御史言官說什麼他就說什麼。這次內閣彈劾我們八人，王嶽奉陛下的命令去和內閣討價還價，不僅沒有效果，回稟的時候竟然為內閣說好話。可見他一直就跟文官大臣們是一夥的。在進獻鷹犬、陪皇帝遊玩方面，王嶽乾的一點也不比我們少。但文官們竟然和王嶽合謀，要殺掉我們八人。這說明文官們並不是真心反對皇帝遊玩，王嶽也不是真心主持正義。文官們與王嶽合謀的目的就是想要架空皇帝；而王嶽與文官合謀則是嫉妒我們八人得寵，殺掉我們以後就可以獨享大權。”
劉瑾這筆賬替皇帝算的很清楚：內閣負責擬定意見，司禮監負責蓋章批准。如果司禮監和內閣穿一條褲子，那他們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沒皇帝什麼事兒了。司禮監和內閣合謀是對皇帝的權力的嚴重威脅。殺掉“八虎”，就是殺一儆百，警告皇帝身邊的人：如果只知道討皇帝喜歡，而不跟文官集團親近，那就必死無疑；只有站到文官集團這邊，權勢富貴才能長久。
經劉瑾這麼一分析，朱厚照恍然大悟，立即改變主意，下令把王嶽及其黨羽貶往南京充軍，任命劉瑾為司禮監太監，馬永成掌東廠，谷大用掌西廠，一夜之間局勢大變。內閣重臣劉健、謝遷被迫辭職。
在皇帝的支持下，太監劉瑾登上了歷史舞臺。
劉瑾掌權以後，自己天天要處理各種政務，沒工夫陪朱厚照。
劉瑾在政務上偏偏喜歡跟他信任的文官商量，包括首輔李東陽、文士焦芳、劉宇、張彩等，並不怎麼賣太監的帳。其他太監有所請求，劉瑾多不應允。馬永成、谷大用等都對劉瑾很不滿。當時張永是東廠太監、谷大用是西廠太監，劉瑾都指揮不動，就乾脆自己新設了一個內廠來監察百官，順便還要對東廠、西廠進行監督，一副要把其它太監得罪到底的樣子。
劉瑾推行的變法措施，主要有以下那麼幾條：
首先，對國家各種財政收支進行全面的審計，這在當時被稱為“查盤”，組織科道官員對天下軍民府庫、錢糧、各邊年例銀、兩淮鹽運司革支鹽引、都司衛所軍器等進行審計。
以邊關的年例銀為例。它是朝廷每年發往各邊的銀兩，數量相當大，且有急劇增長的趨勢。如正德元年，宣府和大同在五萬兩年例銀之外，又分別送銀六十一萬兩和四十萬兩，遼東在十五萬兩年例銀之外，又送銀三十三萬四千兩。
正德三年三月，戶部安排送各邊年例銀，被劉瑾駁了回來，他在批示中說：
“各個邊鎮既然有自己的屯田，政府還每年從內地往邊鎮輸送糧草，應該夠用了。天順（明英宗朱祁鎮）之前並沒有戶部往邊鎮送銀子的事，是從成化（明憲宗朱見深）二年，因為邊鎮有緊急軍情，又說有旱災等因素，臨時撥付了一些銀子，原本是權宜之計，後來竟然成為慣例。而且年年增長，年年說不夠用，這裡面難道沒有貪汙浪費的問題嗎？”
對邊餉邊銀屢告缺乏的原因，劉瑾認為：“主要是因為主管官員失職。這些人治邊無方，導致糧草損失數百萬，等到追究起來，卻把罪責全部推卸到普通士兵和倉庫管理員身上。”
兩個月後，劉瑾奏請查盤各邊鎮年例銀的使用情況：“過去六年，中央發往遼東、大同、宣府、寧夏、甘肅、榆林各邊的年例銀、奏討銀共五百多萬兩，請派遣給事中、御史分頭去核查這些錢到底花到什麼地方去了，有貪汙浪費問題的，從實參奏。”朱厚照批准執行。
最後確實查出來了很多問題。正德三年(1508年)八月，禮科給事中曹大顯等奏：查盤延綏等處倉庫，糧食草料爛掉的有三萬六千餘石，布匹等爛掉的有三萬三千三百二十餘匹。九月，給事中蔣金等奏：查盤建昌、松潘等糧倉，被私吞或者爛掉的有萬餘石。
還有就是審計國家食鹽專營的收入。因為管理食鹽專賣的官員經常會私自出賣鹽引而中飽私囊。劉瑾派遣御史喬岱等前往浙江核查鹽務，查出來的缺額，讓歷次巡鹽御史及運司官賠償，責任小的賠償數百兩銀子、責任大的賠償有數千兩，被追責的有數百人。
劉瑾把查盤當作一件大事來抓，不時舉行，並用經濟制裁的手段懲治官員。在查盤中被劾官員，開始多被逮下獄；後來改為追賠罰米。劉瑾還別出心裁的搞了一個“罰米輸邊”的制度，讓那些侵吞邊關錢糧的官員，自己把被罰的大米運到邊關去。有些人直接就累死在路上了。
劉瑾變法的第二項重大舉措，就是清丈軍屯土地。
清丈土地這個事情，明朝有三次大規模的行動。第一次是朱元璋主持的，第三次是張居正主持的，而二者中間規模最大的一次，就是劉瑾主持的。
劉瑾主持的清丈主要是針對軍屯土地，而較少涉及到民田。這跟朱厚照比較重視軍事而不太關心內政有關。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劉瑾變法並不全是劉瑾自己的想法，朱厚照才是真正的後臺老闆。
清丈土地的原因也很簡單：有很多軍官私自侵吞軍屯土地，而不繳納軍屯子粒糧。軍官們把繳納軍糧的負擔壓到普通軍戶身上，或者就隱瞞這些土地的存在，謊報說這些土地上的軍戶已經逃亡了，土地被拋荒了、不產糧食了。軍戶逃亡是真實的，但拋荒卻是假的。因為軍戶不能承擔繁重的軍糧繳納，或者老是被軍官拉過去從事無償勞動，無法生存才被迫逃亡的。逃亡之後這些土地並沒有拋荒，而是被軍官侵佔了，僱人耕種，卻以軍戶逃亡為理由逃避軍糧繳納的義務。
劉瑾掌權以後，就屢有清丈土地的記載：
正德二年（1507年）十一月，命戶部侍郎王佐等踏勘徐保投獻的皇莊田四千三百餘頃。結果查出來，徐保投獻的土地並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很多都是普通老百姓的。這些土地被返還給原來的田主，正常收稅（《武宗實錄》卷31）。
正德二年十二月，派御史趙斌清丈大同軍屯土地，查出來不交軍糧的五十九萬多畝；又清理宣府，查出來被隱藏不交軍糧的土地二十多萬畝，照數登記造冊（《武宗實錄》卷33）。
同月，又派司禮監太監高金、戶部員外郎馮顒去丈量涇王府的土地，查出來合法賜給涇王的土地只有兩萬多畝，其餘各類土地十多萬畝不符合賜田的規定，被政府收回。錦衣衛逮捕有關人員回京審問（《武宗實錄》卷33）。
正德三年二月，戶科給事中段豸前往山東，清丈當地官員聲稱不能產糧食的鹽鹼地。查出來可以產糧食的土地十二萬畝，按照下等田的標準交稅；不產糧食但能種植一些經濟作物的鹽鹼地六萬多畝，可繳納少量布鈔以攤低本地區其它土地的稅負（《武宗實錄》卷35）。
正德三年四月，派御史張彧清理寧夏等衛屯地，新增四十四萬畝（《武宗實錄》卷37）。
正德三年五月，派御史李瑛清查甘州等十二衛屯田，查出來隱瞞的上等田三十多萬畝（《武宗實錄》卷38）。
正德三年六月，派巡按周熊查山東屯田，新查出來一百八十多萬畝（《武宗實錄》卷39）。
正德四年二月，派戶部主事李思仁清查徽王府的土地，查出來非法隱藏不納稅的有六十多萬畝，一次性補交糧食兩萬多石。其中兩千石給了徽王，剩下的收歸國家財政（《武宗實錄》卷47）。
從這些處置來看，劉瑾清丈土地，是為了查革隱漏，增加稅地，以保證“租稅不失原額”。還有就是有新開墾的土地沒有交稅的，也要交稅。這樣就可以平攤原來土地承擔的賦稅。因為明朝實行的是定額稅收制，土地基數大了以後，平攤到每畝土地上的稅賦就會降低。實際上就是降低了無權無勢的普通農民的稅負，而提高了有權有勢的權貴之家的稅負。因為能夠隱藏土地不交稅的都是有背景有權勢的。
正德四年七月以前，清丈屯田還是局部的現象，到八月，開始對屯田進行全面的丈量：派戶部侍郎韓福赴遼東、兵部侍郎胡汝礪赴宣府、大理寺丞楊武赴大同、通政司左通政叢蘭赴延綏、大理寺少卿周東赴寧夏、尚寶寺卿吳世忠赴薊州、兵科給事中高淓赴滄州。開始了一場較大規模的土地清丈運動。
從這場清丈運動的數據來看，軍屯土地被侵佔的比例超過了70%，不交軍糧的軍隊土地是正常繳納軍糧土地的兩倍還多。軍事系統的腐敗可見一斑，孝宗時期跟蒙古打仗老是打不過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
除了審計財政收入和清丈土地以外，劉瑾還做了一些改革，諸如，南方富庶省份的官吏不僅不能由本省人擔任，就是鄰省人也不行，帝國的官員開始南北大對調，任職漕運總督的官員也不能跟運河沿岸的省份發生任何聯繫。此外，調整各省的科舉錄取名額，增加西部地區如陝西、河南、山西等地錄取人數，降低了江南經濟發達地區的錄取人數。
還有兩條在當時看來很奇怪的舉措：“令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但這兩條仔細分析起來，其實又一點也不奇怪。比如“令寡婦盡嫁”，實際上明朝並沒有寡婦不能嫁人的法律或者政令，但是由於理學思想的興起，搞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慾”，把守寡當成了女性的行為規範。大量寡婦被迫守寡，形成了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劉瑾這條規定簡直就是超越了他的時代，搞起了婦女解放運動。
還有所謂的“喪而不葬”，也是當時有權有勢的人搞出來的奇怪風俗。就是從宋朝開始興起的，人死了以後要“看風水”，挑一塊兒風水寶地才能下葬。說好聽點是盡孝道，其實還是出於自私自利的人性，希望把祖宗的風水搞好一點有利於自己升官發財。這個東西先是權貴人家講究，講究過來講究過去就形成了這麼一個習慣：家裡有老人死了，不能馬上埋，而是停棺在家，到處找風水師去看地方、找好風水寶地，如果風水有欠缺的還要改造山行河流，既花錢又花時間。結果就有很多人家，父親母親死了，棺材在家放上幾個月甚至好幾年，屍骨爛在棺材裡臭不可聞，也不下葬。到最後就是家裡死了人，如果很快就下葬了，反而會被周邊的親戚朋友說這個人不孝。有錢人家等得起，窮人家也受到影響，不管能不能找到風水寶地，起碼也得把棺材放家裡幾個月再下葬。這個東西又費錢又耽誤時間，就是權貴們生活糜爛、道德淪喪搞出來的副產品。為了找個好風水保佑自己升官發財，親爹親媽屍骨腐爛發臭了都不肯下葬，簡直是罪惡。
後來到了清朝這股風氣還是很重，政府還多次下令，父母死了停棺不葬的，不準參加科舉考試，官員不得升官。所以劉瑾命令“喪不葬者焚之”，就是要廢除這種愚昧落後的風俗。跟讓寡婦嫁人一樣，都是在保護弱勢群體、改良社會風氣。
劉瑾之所以這麼做，跟他是出身於社會最底層有關。雖然因為機緣巧合身居高位，他卻沒有忘記自己的出身，在改革國家大政方針的同時，還順帶想要消滅這兩個道學家們搞出來害人的奇怪風俗。這也讓“劉瑾變法”比後來張璁、張居正搞的變法多了一分光彩：不僅是改革政治經濟制度，還試圖對社會進行某些改良。因為劉瑾的家庭出身，讓他能夠體驗到讀聖賢書長大的文官們體驗不到的東西。儘管只有兩條，而且幾乎沒有得到執行，但這裡面閃耀著的人性光輝卻值得我們對劉瑾表示敬意。
除了清丈田地和審計財政收支以外，劉瑾還加強了對官僚體系的管理。
正德二年三月，劉瑾奏請皇帝下令：凡是在京官員休假超期及生病滿一年的全部強制退休。
這又是試圖糾正中國官僚體系下的一個老毛病。反正做官是鐵飯碗，有些人混了個一官半職，領著國家的工資就長期請假不來上班，然後利用關係在外面做自己的生意。現在這種事情在各個政府機關裡面都還多得很。劉瑾這麼一搞，就是斷了這些人的飯碗。
然後劉瑾又改革官員考核制度，不再採取每三年考核一次京官、每六年考核一次地方官的方式，而是隨時抽查，輪換著來。增加了官員的考核壓力。
這些措施也激怒了官僚集團，再加上清丈田地讓他們要補交多年隱瞞的稅收、查盤錢糧搞得他們不好侵吞國家財政。權貴們無比憤怒，團結起來要置劉瑾於死地。
首先是安化王叛亂。因為劉瑾對軍屯土地的清查，激起了邊關軍事將領的憤怒，大家怨氣沖天，說劉瑾是個混蛋。這個安化王的王府在甘肅，靠近邊鎮，聽聞這些消息，認為朱厚照和劉瑾的改革已經犯了眾怒，想要學習朱棣，趁機起兵篡位，打的旗號就是“清君側”，也就是清理掉皇帝身邊的奸臣——劉瑾。
朝廷派出文官楊一清和太監張永前往平亂。但是朝廷大軍還在路上，安化王叛亂就已經被附近的將領給撲滅了。但是張永抓住這個機會，和文官們合謀，把安化王的造反公告和文官們寫的告發劉瑾罪狀的奏章進獻給朱厚照，然後添油加醋地告了劉瑾一狀。
劉瑾自己確實也有很嚴重的問題，主要就是貪汙。雖然他大力打擊貪汙腐敗，但卻似乎認為自己貪汙一點沒什麼關係。他一方面替皇帝斂財、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沒有少幹貪汙受賄的事情。這成為了劉瑾變法最大的汙點。貪汙的數量，根據刑部檔案，抄家抄出來的有數百萬兩。這個數量沒有後來各種野史吹的那麼多，什麼五千萬兩白銀之類的，還被《華爾街日報》評為千年十大富豪之一，都是過分誇大的。還有就是這些錢不全是受賄所得，也包括了他們全家人經商的收入。雖然家人經商也會利用劉瑾的權勢，比如可以在京城黃金地段開店、打擊同行等等，但也有一部分可以算為合法收入。權貴之家經商在明朝是普遍現象，在當時並不被視為違法行為，皇帝、勳貴、太監、文官，家家都這麼幹。劉瑾當了幾十年太監，積累數百萬家產，算是大貪汙犯，但也絕沒有後來的野史吹得那麼玄乎。而且我們對照後來嚴嵩的抄家數據，抄出來上報皇帝的錢比最後真正進入國庫的多了幾十倍，所以刑部檔案記錄的數百萬兩也可能是過分誇大的，因為裡面有官僚集團對劉瑾栽贓陷害的部分。
朱厚照看了安化王的造反告示、聽了張永的密告以後，說：“劉瑾辜負了我。”於是下令把劉瑾逮捕審問。第二天又下令把劉瑾罰往南京閒住，降為六品奉御。這個處罰跟當年朱見深處罰汪直一樣，相當於強制退休，是很輕的。
文官集團和張永等人決心置劉瑾於死地。《問刑條例》已經明確廢除了貪汙的死刑，而諸如專權、迫害官員、偽造聖旨等罪名，看起來皇帝並不認可，只對劉瑾作了免職的處罰。文官們於是組織人連夜查封了劉瑾的家，往他家裡塞進去了很多武器、盔甲、偽造的玉璽等等，製造劉瑾要謀反的假象，最牛的還是把劉瑾常帶的一把扇子裡面裝了一把隱藏的匕首，說這是劉瑾隨時帶在身邊準備刺殺皇帝的。然後當成大新聞跑去報告朱厚照，請皇帝親自前去查看。
朱厚照看到這些東西以後，果然勃然大怒。同意以謀反的罪名處置劉瑾。諸法司會審的結果，判處劉瑾凌遲處死，獲得了朱厚照的批准。
正德五年八月，劉瑾被凌遲三日而死。按照規定，要剮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一日先剮三百五十七刀，每下一刀吆喝一聲，可說極為殘酷。
這一年，劉瑾剛好六十歲。
劉瑾的慘死昭告世人：觸動權貴利益的改革者很難有好下場。而且，改革者在對權貴集團的利益動刀的時候，一定要首先管好自己、管好家人，不要給利益集團以把柄，不然一旦遭到反撲，下場必然極為悲慘。
隨後，劉瑾當政期間的所有改革立刻被全部廢除，清丈活動停止，連已經清丈出來的田地也不算了。
這場鬥爭最大的失敗者除了劉瑾和他的支持者以外，就是皇帝朱厚照了。他一時衝動聽信了文官們的誣告，同意殘酷處死劉瑾，也就意味著他所想要推動的改革被終止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只忠於皇帝而得罪官僚集團是不行的。皇帝可能一時寵信你，給你很大的權力，但官僚集團總會想辦法反撲，把你置於死地，到最後算總賬肯定得不償失。
劉瑾一死，也就再也沒有人願意替皇帝去幹得罪官僚集團的事情了。而朱厚照自己，也因為劉瑾的貪汙和謀反等罪行，以及變法活動激起了郡王叛亂這樣嚴重的後果，不敢再授予其他人這樣大的權力去推動改革變法了。
這場疾風驟雨一般的變法，剛剛開始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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