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初期的音乐受到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较大，宫廷中演奏的音乐都有“胡声”。平陈之后，隋朝吸收了宋、齐两朝的旧乐，并设置了清商署来专门进行管理。隋朝中央礼乐机构为太常寺，包括两个掌管音乐的部门，即太乐署和鼓吹署。隋场帝时，宫廷燕乐设置了九部乐，其中包括中原与外域的各种乐舞，体现出当时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唐朝的音乐机构除了太乐署和鼓吹署之外还在宫廷中新设立了内教坊，最初隶属于太常寺。唐玄宗时又设置了左右教坊，专门培养徘优杂技，教习民间俗乐，后来不再隶属于太常寺。
通常在祭祀朝会等场合演奏太常雅乐，而聚会宴舱时则使用教坊俗乐。唐玄宗时音乐发展到鼎盛时期，宫廷之内主要流行三种音乐，“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燕乐”。燕乐是在宴饮中娱乐助兴的音乐，通常由文化素养不高的下层乐工、歌伎奏唱。燕乐是在西域“胡乐”特别是龟兹乐的传人后，与汉族原有的传统音乐相融合而产生的新的音乐形式。唐玄宗自己也颇具音乐才华，他曾选300坐部伎和数百宫女，在梨园练习音乐，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
除了宫廷音乐，唐代的俗乐也十分繁盛，全国各地的民间乐舞干姿百态。这些活跃在民间的音乐舞蹈由于较少受到封建制度的约束，而更加自由鲜活，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实宫廷音乐也经常从民间音乐中汲取灵感，据说盛唐时教坊共有近300首杂曲，大多数都是民间或外域的乐曲。唐朝时流行依据曲子来填词的“曲子词”，最初大部分曲子都是外来的，例如后来被用作词调的《苏幕遮》、《菩萨蛮》《胡捣练》等；还有一些曲子来自民间曲调，例如《竹枝》《孤雁儿》《韵令》等。
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唐五代的词曲，被称为“敦煌曲子词”，除了少数几首为文人所作之外，其他大多都是民间词，作者多为社会下层人士，题材十分广泛。因为是民间歌词，敦煌曲子词与文人词相比气质清新质朴、感情直率浓烈、言语简洁生动，但韵味稍显不足。中唐之后，一些较为关心民间文艺的诗人开始在这些曲调上填写新词供歌伎演唱，例如韦应物、刘禹锡和白居易等，此后曲子词逐渐成为主流，词曲由俗转雅，艺术味更浓。
此外唐朝还流行俗讲，是寺院僧侣面对大众讲述佛经故事的一种说唱形式。原本是为了传播佛教经义，后来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在讲经之外逐渐采取了说唱的形式，来演绎民间故事或历史传说。俗讲不仅有故事情节还有演唱，吸引了广大民众的兴趣。俗讲不再仅限于寺院内讲唱，社会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俗讲的民间艺人，他们采用更为生动的形式，并极大地扩展了俗讲的题材和内容。许多俗讲的底本是由佛教变文故事演变而来的，但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许多世俗内容。
俗讲不仅受到民间大众的欢迎，甚至还进人宫廷受到了皇帝的喜爱，据说高力土经常与唐玄宗一起听讲经和俗讲。俗讲有说有唱，散韵结合，代表了文艺发展的新方向。唐朝的民间歌舞也很繁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显示出不同的特点。《泼寒胡舞》是当时广为流传的一种舞蹈，源自民间为了祈求降寒、被除不祥的没水游戏，由于舞者头戴苏幕遮帽又称为《苏幕遮》。此外还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歌舞戏，例如戴面具表现英武的《大面》，讲述报仇杀虎故事的《拨头》，还有《踏摇娘》演出了丈夫殿打妻子的滑稽故事，有许多取笑逗乐的成分，可以令人愉悦心情。
唐玄宗曾因为这些乐舞不够文雅而将之收于禁中。隋唐时期还盛行规模宏大的集体舞，每逢节日盛会，成百上千的人涌上街头，手牵着手，跟随着鼓点边唱边跳，盛况空前。唐朝有许多诗词描述了这种集体舞的盛况，据说唐玄宗时期有一年的元宵节，朝廷在长安城外组织了一场盛大的踏歌活动，上万盏彩灯之下上千名妇女连跳了三天三夜，声势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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