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睿史
作為沒落貴族的後代，孔子一生致力於恢復周禮，"法先王之道"，並進行了在魯國厲行改革、遊說諸國的實踐。但奇怪的是，孔子這一積極入世者，一生沒有留下專門的政論性著作，而卻選擇了整理編纂《詩》、《書》、《禮》、《易》、《春秋》、《樂》等"六經"。不禁讓人浮想聯翩，"五經"就算沒有直接體現政治理想，至少也反映了孔子在一段時間的心態和追求，而《史記·孔子世家》，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這些不同心態。
孔子像
《孔子世家》中最早出現並加以介紹的是《詩經》，但《孔子世家》並未正面描寫《詩經》編纂過程，只有孔子引用詩句詢問弟子的記述：
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子貢、顏回）而問曰："《詩》雲'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
上述記載的上一部分是孔子受困陳蔡，但也只是他周遊列國活動的早期，此時的孔子相對來說對實現政治理想仍比較樂觀，"講誦絃歌不衰"。《詩經》中收錄的詩詞大部分是美好的祝願，具有浪漫風格，也是孔子樂觀心態的體現之一，此時孔子雖然履屢受挫，但尚未入楚，對自己的思想被君王接受仍有期待。《詩經》中的作品可以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描繪人類社會，尤其是春秋之前一段時期的社會情況，如《關雎》《蒹葭》等，普遍展現出清靜、美好的社會環境（這些事中提到的某些動植物在春秋時期即不見記載，可以認為是春秋之前的產物）；一種是對社會上一些醜惡現象的批判，如《氓》《碩鼠》等，而這些詩歌反映的現實在春秋時期顯得愈發嚴重。因此不妨猜想孔子編纂《詩經》時，對詩歌的選擇刪改可能是有選擇性的，使之符合自己的思想。目的之一是用古代社會的美好吸引人，為其恢復古代政治制度的政治理想服務。當然，《詩經》的整體色彩還是遠離政治的，因此《詩經》並不能全買你的反映孔子的心境變化。
《詩經》
《詩經》之後《孔子世家》一併提到了《書》（《書經》）和《記》（《禮記》），具體描述如下: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孔子周遊列國線路圖
此時孔子易經周遊列國返回，政治思想沒有被任何國君接受的他想必此時內心十分失望，於是埋頭於學術研究，又因"禮樂廢"的現狀感到深深痛惜，著手於完善禮樂制度的進程中。在這一過程中，可以看出孔子此時在"入世"與"出世"之間的矛盾心態：研究禮樂書籍，一方面是想為周代禮樂制度傾盡心力，另一方面卻又因處處碰壁的現實環境備受打擊，希望藉助思想上重回三代而排解憂愁。
接下來《易》中，《史記·孔子世家》作如下記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易》的成書年份在孔子晚年，這時候孔子實現自身政治抱負的希望已經不大，將恢復周禮的願望寄託在了偏向虛幻的易學中，表面上看是豁達心態的體現，實際上反映了他在"道不行"的現狀中的苦悶心態，希望尋找精神寄託的過程。更重要的是，《易》的主要基礎《周易》是孔子嚮往的"三代"中代表人物周文王所寫，藉助易學研究，孔子試圖進一步研究周代政治制度，實現與先王思想的直接接觸也一直是他的夢想（可能《樂經》的寫作也是基於這一原因，從孔子向師襄子學習文王曲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研究易學，對孔子來說彷彿將時代久遠的周王拉回了現實。可以說，《易》編纂時，孔子的心態比《書》《禮》時期稍有平復，但仍難掩深深的失望之情。
《春秋》成書最晚，"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和"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兩段記載表明其成書年份應在孔子人生中最後兩年。此時孔子周遊列國已經結束，試圖恢復周禮的計劃以失敗告終，他自己也說："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表明自己也認識到自己"道不行"。在這種狀態下，他的心態應該與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類似，即通過寫作史書按時自己的政治態度，抒發所思所想（和寫作《書》《禮》是的心態相近）；與司馬遷不同的是，孔子可能還希望儒家的後繼者踐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儘管不排除司馬遷將自己著書立說的理想通過記載加到孔子身上的可能，從"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的記載來看，孔子可能確實想以"春秋筆法"式的思想影響後人，發展自身學說。
總之，"五經"的成書時間與內容，可能確實與孔子當時的際遇與心境有關，而"五經"也正是孔子內心仔細斟酌的結果，其編纂過程也從側面顯示出孔子晚年（尤其是周遊列國結束後）心境的起伏變化。編寫《五經》，是孔子向世人抒發自己的感情和政治抱負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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