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滿漢全席” 作為清朝始創流傳下來的宴席，知名度一直很高，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宴席完全復原已變成不可能之事。在此前提下，大眾對“滿漢全席”的解讀多半停留於表面，不是隻在影視上進行了解，就是認為其只是反映了清朝皇室的驕奢淫逸，但“滿漢全席”作為一種飲食禮儀，不單單只是涉及吃飯那麼簡單，實際與當時的政治脫不開聯繫。
一、“滿漢全席”的產生與清朝統治者鞏固政權的目的相關
清朝建立後，滿族入主中原，由原來的邊緣少數民族一躍成為整個國家的統治者。但實際上，朝代更換不久，在漢族人民數量居多的情況下，即使處於統治階層，滿族人也不得不在多方面尋求鞏固自身統治的措施。而國家局勢安定不久，百姓、各行各業都需要休養生息，此時為了實現完完全全的“心理大一統”，對漢人採取強制甚至暴力手段顯然是不明智的，且更會造成表面服從、內心愈加仇視的結果，因此尋找合適的方向促使滿漢族相交融成為統治者的明智選擇。
在滿漢人民矛盾尚深時，
清太祖努爾哈赤曾頒佈諭旨：“滿漢等合居一處，同住同食同耕……計口合糧而食。所有田地，滿、漢人等務宜各自耕種。若滿洲人期索漢人故違此諭，則漢人可扭而告之執法之官；而漢人亦不準因降此諭任意誣誑滿洲人，寔因爾等，同為一帝之民故而。”不僅如此，在官員方面，甚至編制、娛樂等方面，都儘量做到均衡，努爾哈赤的這一系列舉措，使得兩族相處更為融洽，對國家安定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後來的清朝統治者在明白文化是表現不激烈又影響深遠的領域的前提下，又選擇了文化作為著手點之一，隨後深入到了與人生活息息相關的飲食層面。
作為滿族人，統治者勢必不能在進入原來的漢人領域後就丟失本民族文化傳統，身處一個國家的頂端位置，需要有自己的象徵性文化形象，從而使人民擁有認知性的身份意識，以達到在統治階層與滿族文化間自覺找到聯繫，賦予滿族文化符號如滿文滿語等“高端”含義。但想要獲得大眾認可，顯然不能只顧著保持滿族文化傳統，還需重視漢族文化的傳承，使漢族官員、人民心理得到平衡。在這一整個大局面下，滿族統治者最終決定滿漢族飲食文化並重，由此衍生出了“滿席”與“漢席”，並在之後將二者納入光祿寺宴制。
二、“滿漢全席”的設置與變化是等級與階層的反映
為了強化特權，達到少數群體控制多數群體的目的，滿族統治者不僅同時發展滿漢兩種飲食文化，還在此基礎上對二者進行主輔的區分。如最初的“滿席”與“漢席”並未合併在一起，為了顯示滿族統治階層的權威，“滿席”一直被作為國宴，在地位上高於“漢席”，而且“滿席”被分為六個階級，“漢席”被分為五個階級，不同官職能享用的宴席等級不同 ，如此一來，即使不明確表示，席上人與人之間官職上的等級差異也一目瞭然。進食原本只是為了飽腹所做的簡單之事，經過宴席的特定設置，變成了統治者的利用工具，並加以不斷推行。
較早時期，滿、漢席的完備設置是在康熙皇帝赴孔廟祈福之時，衍聖公府作為接待者，當時用了“滿席”與“孔府菜”款待康熙，其中的“孔府菜”即相當於之後席上的漢菜。與宮內的光祿寺相對應，衍聖公府之後算是宮廷之外負責這類宴席的主要機構，不過實際上，滿人是借其代表的孔子文化鞏固統治，增強在漢人間影響力，因此，能夠再次看出設置的“滿席”、“漢席”的實質性作用。
每一次的宴席舉行，都可以從中看到等級意識的彰顯。比如有滿族官員赴地方任職，此時地方上的漢族官員會在原本是主場的漢菜宴席上加入滿席菜餚，以此迎合滿族官員的口味。《續歷年記》中，“上海縣與閘上擺‘滿、漢飯’待新任總督範承勳，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閘上搭四座大廠，砌灶十二供應者俱在廠中，擺滿、漢飯。”文裡的範承勳是鑲黃旗的滿族顯宦，他和上海知縣之間身份的差距，恰恰是宴席產生的推動因素。而在席上，身居高位的一方往往更加受到尊崇吹捧，這種追捧往往並非口頭直接表達，對含蓄的古人來講，藉助其它事物表達自己的意思是更多時候採用的手段，而在這裡藉助的就是宴席，宴席上有迎合高位者的食物，並且同時自帶位置上的區分，這已然是一種不明顯的吹捧表現。此時的宴席已經不僅僅能讓其享受到美食，更能感受到等級差異給自身帶來的優勢。
乾隆時期，“滿漢全席”更加得到統治者的推行，這種推行並非乾隆口頭或行動上直接對“滿漢全席”表示支持，而是其一系列行為所產生的推動力。從“康乾盛世”這種叫法就可以得知，乾隆在位期間，國家穩定、發展繁榮，而在這之前，歷代統治者就一直在施行滿漢和睦相處的相關政策，因此，盛世的產生也被認定，一部分原因是那些措施產生了影響，所以“滿漢全席”後來的出現也算是國勢在飲食上的一種體現。當然，這樣的體現形式並不止“滿漢全席”這一種，當時還有燒尾宴、千叟宴等等，不過無一例外，國勢昌運與皇家治理緊密相連，每一種宴席在百姓眼中都顯現出了皇家權威，階層低級者感念“皇恩浩蕩”並更加強化了服從心理，這從側面表明統治階層達到了借用宴席明確階層界限的目的。
除此之外，身處盛世，乾隆皇帝不僅開始於宮廷膳食上愈加講究，促使愈加多的漢人美食進入宮中，還喜歡出宮巡遊，連高官顯貴到了地方上，地方官都要在飲食上迎合他們的喜好，更不用說是皇帝了，乾隆帝遊至之處，宴席準備無不齊全至極，無論是滿族美食還是漢族佳餚皆配備完好。
上行下效，乾隆這些行為或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飲食風氣的改變， 象徵權勢、表現階層化的“滿漢全席”的最終完成並得到推行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滿席”在原來幾乎只有漢菜的地域產生，並在之後與“漢席”一同成為官方宴席，隨著政權的不斷加固，國家日益強盛，滿漢兩族交流增多，文化融合漸深，“滿席”與“漢席”組合在一起成為了“滿漢全席” 。但即使不同民族風味的菜餚被端上同一桌，也依然具有“滿主漢輔”的特點，比如滿族的菜品數量更多，熊掌、人參、羊羔、猴頭、鹿筋等食材做出的是宴席中的主菜，典型的還有代表滿族口味的“八大菜”：魚翅、燕窩、魚肚、火腿白菜、鴨子、整魚、紅燒蹄子、刺參雜燴；“二頭菜”：燒小豬、哈耳肥。而代表漢族風味的則為輔菜，相應的有“八大熱”：冬筍、蝦仁、魚脆、魚皮、玉肉、百合、鴨舌掌、烏魚蛋；“二點心”：大肉包、朝子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的統治機制特點，即既彰顯滿族官員的地位，也對漢族官員進行心理安撫。統治者將飲食文化滲入到政治中，調整禮儀、席位、菜品數量等，賦予“滿漢全席”顯現等級、平衡心態的功能，也算是一種智慧。
三、“滿漢全席”的演變代表著權力結構的變化
“滿漢全席”初期只有皇親貴胄、特權階層才可以享用，但隨著漢族越來越多能人志士嶄露頭角，漢人掌權者增多，用權能力逐漸變大，滿漢官員力量發生轉化。以往用於高堂政治局面且以滿族為主的“滿漢全席”逐步走向漢族人民佔多數的市井之中，參與者和席間儀式也隨之發生變化。
可以說，“滿漢全席”主要產生於宮廷，但走到民間才真正光大起來，一方面，由於一些名貴原材料獲取困難，各地飲食風俗又有所不同，不同的商家會加入風味各異的民間菜品，用以維持原席菜餚數量規模，席上菜品不再像原來般固式，比如水陸商人間的“滿漢全席”上出現了原來不曾大量出現的魚蝦類水產品。另一方面，以往的統治者是為了彰顯滿族地位，拉攏漢族權貴精英而舉辦“滿漢全席”，但民間參與者則不然。各大酒樓商肆承辦宴席，商人、地主作為富貴人家，為了彰顯家世，相互宴請，是民間“滿漢全席”的主要參與人群，在整個過程中，宴席的政治性減弱，享樂性增強，而出席者的多元化必然促使宴席功能變得多樣化，比如當時有富貴之家曾用“滿漢全席”宴請外國來賓。不過雖說政治性功能已減少，從宴席能看出等級差別已非設置時所主要考慮的方面，但“滿漢全席”作為利用工具，用來象徵權勢富貴的作用並未有多少改變。
結語：
總而言之，“滿漢全席”從產生到完成，再到推行與之後的“原味”不再，都與政治文化相聯繫，體現著相應時期當權者的意志，而不僅僅只是作為權貴的一種消遣。從清朝後期宴席的一系列變化可以看出滿漢權貴精英在權力上進行的爭奪結果，即漢人最終取得更大優勢。
參考文獻：
《揚州畫舫錄》
《續歷年記》
《蓮花筏》
閱讀更多 品鑑青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