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呂大聰明
卡夫卡作為西方現代派文學的開山鼻祖，觀察到社會與個體間的異化因素，
在作品中用一種隱喻的方式闡釋這個內涵，由此揭示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造成的人的異化和現實中的腐朽現象。
卡夫卡其人
《變形記》和《審判》就是卡夫卡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孤獨迷茫的西方人在這個荒誕世界上的生存困境，體現了異化的思想。
一、作品主題蘊含的異化
《變形記》講的是推銷員格里高爾每天辛勤工作，負擔一家人生計。但一天早晨醒來，他變成了一隻大甲蟲，卻保留了人的意識。他失業了，仍舊關心怎樣還清父親欠的債務，送妹妹上音樂學院。因為他成了全家的累贅，父親、母親、妹妹對他百般嫌棄。 最後格里高爾又餓又病，絕望死去。
“他懷著深情和愛意想他的一家人，然後他的頭就自己垂倒在地板上，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後一絲氣息，死了。父親、母親和妹妹開始過著自己養活自己的新生活。”
《變形記》展現的是，金錢作為維繫格里高爾與家庭的紐帶，一旦格里高爾變為甲蟲失去經濟能力，家人就異化為另一副嘴臉。格里高爾變形後被放棄的遭遇和孤獨的境遇,向我們闡釋了人已異化成金錢物質的奴隸，個體之間只有冷漠與疏離。
《審判》講的是一個銀行的經理K，在他三十歲生日的時候無故被捕，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罪行，並且被賦予了行動自由的權利。為了查明案件的真相，他四處奔走，沒有任何成效，最後在31歲生日前夕被人“像一條狗似的”處死了。
“他從來沒有看到過的那個法官究竟在哪兒？他從來沒能進得去的最高法院又究竟在哪裡？他舉起雙手，張開十隻指頭。可是，其中有一個人的手已經扼住K的喉頭，另外一個便把刀戳進了他的胸膛。K逐漸衰弱的眼睛還能夠看到那兩個人就站在他的面前，望著他們的最後動作。‘像一條狗！’他說，彷彿表示他人雖然死了，卻還留下這件事的恥辱。”
《審判》所揭露的是，社會是一個強大和無形的機器，任意控制一個人的命運，個體在它周圍就像一個脆弱的蠕蟲。異化的社會將制度的公平和機構的公允拋之腦後，統治者的官僚作風和絕對權威大行其道，個體只能成為社會的犧牲品。
《變形記》和《審判》已經成了那些反抗外在不可抗力抑或內在困擾的標誌。
在這些作品中，社會是一個強大和無形的機器，任意控制一個人的命運，個體在它周圍就像一個脆弱的蠕蟲。異化的社會將制度的公平和機構的公允拋之腦後，統治者的官僚作風和絕對權威大行其道，個體只能成為社會的犧牲品。
卡夫卡的作品審視了任何動用權力來進行控制的社會，這些擁有絕對權威的掌權者擺弄受社會秩序掌控的普通人。但是卡夫卡作品中人物又積極的同自己的身份作鬥爭，對自己的命運和集權暴政進行不遺餘力的反抗，對今天的存在主義研究仍有現實意義。
二、現實秩序的異化
傳統社會維繫著家族的聯結，而在現代社會人與人的聯繫異化為金錢交易。
《變形記》中，金錢作為維繫格里高爾與家庭的紐帶，一旦格里高爾變為甲蟲失去經濟能力，家人就變了一副嘴臉。作者在這裡揭示了人類的一種生存狀況，正如安德烈•阿爾特說：“資本主義社會和現代化社會大工業生產中，人已異化成金錢物質的奴隸，當人因種種原因失去了謀生能力和手段，失去了和他人交往的經濟聯繫時，就不再為社會和家人承認，人就無異於蟲，無異於物和工具。”
《變形記》裡格里高爾的“蟲性”和“人性”充分的表現出來，自我因為怯弱而封閉、逃避成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大甲蟲”，“人”變成“蟲”象徵人在現實生活中“變形”的處境，在這樣冷酷的世界上，勢單力薄小人物是卑微的，是無法同現實世界相抗衡的，這樣的人只能逃避現實。即使變成人形，格里高爾也並未逃脫與人類世界的聯繫，但是家人的態度徹底的剝奪了他做人的權利，只能一步步轉向“非人”。
在《變形記》的最後連和格里高爾關係最好的妹妹都變了形，等於宣判了他被社會拋棄。
《審判》中的約瑟夫·K 莫名其妙的獲罪了，在被捕後，他向法官發起一次駁斥。
他說：“法官，只有在我承認這是一次審訊的情況下，它才稱得上是審訊。不過此刻出於憐憫，我承認它是一次審訊，倘若人們願意正視它，便不得不對它抱憐憫的態度。我不想說這是一次下流的審訊，但我很願意把這個稱呼讓給您，供您自己去使用。”
面對這樣一個莫須有的罪名，約瑟夫·K一點辦法都沒有，他試著來改變荒謬的現實，可是途中出現的困難一個又一個，甚至起草請願書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甚至不知道他做錯了什麼，為什麼他被指控。為此他內心一直對自己的行為反省，可是直到最後，他也沒有搞清楚自己到底犯了什麼罪，在變形的社會中，變形的法律中，變形的權威中，約瑟夫·K 就這樣消失了。
他至死也未能搞清自己的罪狀，法庭和法律只不過是無法靠近和領會的象徵。這種極盡荒謬的審判就是對現實法律秩序的異化。
這些作品中不僅圍繞在主角身邊的人被異化，甚至主角自己也默認了他們的異化並且選擇了“消滅”自己。在金錢的物化關係中，被異化了的人只會感到無盡的空虛與淒涼,不反抗還能活在幻想的公允中麻痺自我，反抗就會帶來全世界的對抗與消亡。
任何個體的相處都是在制度下的互相權衡,這樣人就被異化為制度的奴隸,任何反抗這種制度的行為都是無用功,都將被絕對權威鎮壓與消解。這種習以為常的合理性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合理。
三、人際關係異化
1.
《變形記》最早的構思來自《鄉村婚禮準備》的創作，一個總是穿著西裝上下電車的男主角拉班。
“只要把穿了外套的身體派去即可。他趔趄著跨出我的門檻，這種趔趄不是恐懼，而是一種虛無……因為此時我只是躺在自己的床上，連頭帶腳裹著那條棕黃色毯子……因為我還在繼續做夢。馬車伕和行人很害怕的每前進一步，都要看著我，等候我的許可。我鼓勵他們，他們便無所顧忌地前行。”
拉班在自己的安全感中困惑，這種困惑和格里高爾對生活的躊躇有異曲同工之妙。卡夫卡在創作《變形記》前看過一部名為《奇異的昆蟲》的電影，這些都是變形記的雛形。
隨著格里高爾的變形，他越來越進入“非人”狀態，“音樂如此打動它，難道它是一個動物嗎？”妹妹最後用“它”來稱呼格里高爾，這是對哥哥異化為甲蟲的最後“審判”：“人和這樣的動物無法生活在一起”。與格里高爾感情最深的妹妹“把它弄死”的態度最為果斷，她將人形的格里高爾僅僅封存在想象的回憶中，而對現實中的甲蟲棄之不顧，堅決牴觸變成甲蟲的“它”與格里高爾的任何關聯。
這顯示了生活重壓下親情血緣也無法擺脫現實的異化。
在面臨大學專業選擇時，父親對於卡夫卡喜歡的哲學專業嗤之以鼻，只有醫學和法律是猶太人不用放棄猶太教可以選擇的有前途的專業，卡夫卡不得不屈服。
從他多年後寫的信中，我們看到的只有萬般無奈：“其實對我而言，對於職業的自由選擇根本不存在……那麼好吧，我就學法律，這就意味著我在考試前幾個月用故紙堆裡的粉塵去滋養我的神經和精神。那些早已被前人咀嚼過上千遍的東西。”
布拉格另一位作家為卡夫卡的《變形記》寫的續篇《喬治•薩姆莎的迴歸》寫了主角從死去的甲蟲軀殼重回人間走向新生活，無疑與卡夫卡是兩種思想內蘊，字裡行間充滿了希望和向上的鬥爭。
通過格里高爾和格奧爾格的命運對比，卡夫卡揭示了個人與世界之間的複雜關係，人與人，人與自我，在現代社會都被異化，只能產生宿命感、精神創傷和悲觀情緒。
2.
卡夫卡曾說:“人們互相間都有繩索連接著，如果哪個人身上的繩子鬆了，他就會懸吊在空中，比別人低一段，那就夠糟；如果哪個人身上的繩索全斷了，他跌落下去，那就可怕極了。所以必須和其他人捆在一起”。
在法院實習一年的經歷，讓卡夫卡明白了城市黑暗的角落，正義的權杖覆蓋著虛偽，繁華的背後只是齷齪。《審判》用黑色幽默冷峻地揭示了政府官員的瀆職和霸道，民眾百姓的悲憤和無奈，這些都是工作經歷留下的傷痕。
判決約瑟夫·K被藏匿在無數道門之後，暗示著不公正的判決只能以黑暗隱晦的方式進行。律師、畫家、教士、法官各種社會個體都充當著守門人的角色，法不再是代表公正和自由的代碼，而成為被多方勢力守護的冷冰冰的權力符號。
正因為如此，法庭和法官作為法的執行機構和執行者便成為左右人民命運的絕對權威。約瑟夫·K苦苦尋求自己的判決緣由，以便推翻不公正的審判，重獲自由，但外部環境卻總是強迫和馴服他屈從權威，自覺遵守默認法則。
他最終意識到，“從任何角度來看，法院是一個沒有意義的機構，他們都是一個劊子手。”
如果說絕對權威是世界的唯一法則，與絕對權威相對的則是“虛己”，在基督教神學中，“虛己”是指上帝通過虛化肉體，虛其神性，同時以受難的方式警示和教誨民眾。“虛己”拯救的是人類崇高的理想，普通人難以領悟。
但是卡夫卡的《變形記》和《審判》中，周遭的人際關係冰冷、親情關係淡漠，格里高爾的絕望死去和約瑟夫·K的拒絕反抗可以從某種程度上理解為對“虛己”的闡釋，他們都以自我放棄的方式實現救贖。
結 論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全球範圍內的變革時期，這是一個政治分裂、思想顛覆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傳統價值觀念已經被推翻，新的價值觀念仍未形成。傳統與現代話語的割裂以及文化衝突相繼而生，人們陷入嚴重的精神危機。在西方，各種現代反理性主義哲學興起，人們失去了明確的價值判斷。
而卡夫卡的猶太基因和備受壓抑的生存環境賦予了他洞察世界的能力，使他看到人類社會面臨的異化危機。他用存在即虛無，努力即徒勞作為寫作的核心，來拷問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真實性。
社會現實的殘酷使得一些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精神和價值觀念產生了懷疑，文學必須遠離物質文化來抵制和批判社會異化，對社會現實加以描繪以刺激“新感性”的產生,來喚醒人們的警覺與共鳴。
《變形記》、《審判》就是對西方異化的深刻剖析，正反映了金錢崇拜和人被物化的異化現象。他筆下的世界荒誕、沒有理性，強權與絕對權威佔據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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