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國語大學 德語系教授，本文將刊載在新知雜誌九月號上。
卡夫卡傳[德]彼得－安德列•阿爾特 翻譯: 張榮昌
重慶大學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弗蘭茨•卡夫卡於1883年7月3日出生在布拉格，當時屬於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奧匈帝國。卡夫卡的父母都是猶太人，父親來自波西米亞南部農村，靠自己的辛勞白手起家，在卡夫卡出生時，已經在布拉格站穩腳跟，成為一個小康的批發商。母親的孃家家境殷實，因而受過良好的教育。卡夫卡還有三個妹妹，後來在二戰期間下落不明，估計是死於集中營或者猶太人隔離區。他還曾有過兩個兄弟，但都不幸夭折。從小在女人堆里長大，這或許是家庭環境中唯一可能使卡夫卡形成優柔寡斷、憂鬱內向性格的因素了。不過當時的社會狀況，或許更符合卡夫卡的擰巴性格。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布拉格，主要有三個民族：德意志人，猶太人，捷克人。德意志人數量上是少數，但他們掌控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中的高層位置，效忠維也納的皇帝。捷克人雖然佔絕對的多數，但基本上處於社會中下層，而且一心想從奧地利的統治下獨立出來，所以對德意志人有強烈的民族仇恨。處於兩個敵對民族之間的是猶太人。18世紀末，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頒佈了寬容令，廢除了許多歧視猶太人的規定，給與了猶太人平等的公民權，使猶太人的生存環境得到了極大改善。猶太人因而對奧地利皇帝心存感激。尤其是，猶太人可以與基督徒進同樣的學校接受教育。卡夫卡父親的母語雖然是捷克語，但是後來上了一所用德語上課的猶太學校。所以，卡夫卡接受的完全是德語教育。據統計，20世紀初，布拉格的德語大學中，猶太學生的比例高達近30%，而捷克語大學中的猶太學生，只佔到1%。可見德語文化對猶太人的影響之大。基於上述原因，猶太人傳統上忠於奧地利皇帝，並且更多認同德語文化，因此也被捷克人仇視。於是，處於兩個互相仇視的民族之間的猶太人，通常會根據自己的文化和教育傳統選邊站隊，以避免腹背受敵。但實際上，他們的處境猶如風箱中的耗子一般艱難。與此同時，世俗化影響下的猶太人，沒有了自己的語言、教育和宗教，徹底喪失了自己的根基，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認同。在當時的布拉格，像卡夫卡這樣接受德語教育、世俗化的猶太人，無論在哪個民族中，都屬於異類、他者和邊緣人。尤其是到了20世紀初，社會的不穩定，中下層民眾的迷茫，導致了反猶情緒的高漲，猶太人成為一切問題的替罪羊。或許，這樣的社會背景，能讓人們更好的理解卡夫卡作品中無處不在的莫名罪感、惶惑、迷惘、恐懼、無助、分裂。
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城市，當時的布拉格孕育了一批傑出的猶太知識分子。這些人有很多共同特點：都出生於富裕的商人家庭、都在德語文化中長大、遵父命在大學裡學習法學等顯學、卻不願子承父業或者從事市民階層眼的體面職業，而是希望成為無法養家餬口的作家。在這些人當中，卡夫卡毫無疑問是對20世紀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世界級作家。
然而他在世時基本默默無聞。當然，類似先例在各國的文化史上不勝枚舉，原因也大同小異：難以被當時的社會理解和接受等等。但是，在我看來，卡夫卡之所以死後才享譽世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文學創作。卡夫卡曾經說過：“我不是對文學感興趣，而是我本身就是由文學構成的，我不是別的什麼，也不可能是別的什麼。”1924年6月3日，肺結核轉移為喉結核的卡夫卡已經呼吸困難，他艱難地請求醫生給他注射嗎啡：“請您殺死我，否則您就是兇手。”這應該是卡夫卡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句話。
作為文學研究者，我原則上反對用作家的生活解釋其作品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歌德的回憶錄題為《詩與真》，“詩”代表他的文學創作，是虛構；“真”是他的生活，是真實。但是在卡夫卡這裡，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模糊到已經無法辨認。著名的卡夫卡傳記作者、德語語言文學研究者彼得-安德雷•阿爾特曾明確表示，對於他來說，卡夫卡《致父親的信》和其他小說一樣，是文學虛構。我們所認識的卡夫卡父親，都是卡夫卡文字中的形象，我們完全有理由為其真實性畫個問號。如果我們閱讀卡夫卡日記中對幾次愛情關係的記錄，就會發現，卡夫卡令人瞠目、跌宕起伏的愛情故事，實際上是他自己在想象中建構出來的。
卡夫卡終身未婚，但與女性始終“剪不斷理還亂”。他很早就有過傾慕的對象，也找過妓女，但一生對女性保持著非常矛盾的態度：一方面，他嚮往感情生活，另一方面，他害怕與女性（甚者是與人）近距離相處，害怕失去作為他創作基礎的孤獨。矛盾的態度左右著他與女性的關係，如他自己所說，傷害了他的女性朋友，也讓自己備受煎熬，結果卻成就了他的文學。他最著名的女友之一，就是兩次被求婚後訂婚、又兩次遭悔婚的菲麗斯•鮑爾。在他們交往的5年間，卡夫卡寫給菲麗斯的信、明信片等共計500多件。表面上的數據，似乎符合一切關於一場或蕩氣迴腸、或纏綿悱惻、或刻骨銘心、或狗血八卦的愛情關係的想象。然而，當我們嘗試著從各種虛實難分的記載中勾勒出這段故事的原型時，卻能發現許多疑點。
1912年8月13日傍晚，卡夫卡在好友布羅德家中初識柏林女子菲麗斯。從留下的照片看，菲麗斯長相中性、缺乏女性柔美、很難讓男子一見鍾情。卡夫卡在日記中這樣記錄了那次相識：“她坐在桌旁，給我的印象像個女傭。我毫不好奇她是哪兒來的，而是馬上就接受了她的存在。她的臉骨感而空洞，彰顯著它的虛空。〔……〕她的鼻樑骨似乎是斷裂的，金黃色、略顯僵硬、毫無誘惑力的頭髮，堅實的下巴。”然而，對這樣一位缺少吸引力、完全陌生的女子，卡夫卡出人意料地，在“坐下後，已經有了一個不可動搖的決斷。”之後，9月20日，卡夫卡給菲麗斯寫了第一封信，開始了布拉格與柏林之間的兩地書。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寫給菲麗斯的信件總共700多頁，其中一多半竟是在他們認識之後的7個月之內寫的。這7個月裡，卡夫卡對菲麗斯的感情急速升溫，一個月以後，寫信的頻率就成了幾乎一兩天一封。稱謂也很快從“尊敬的小姐”到“親愛的小姐”，到11月中，更成了“最親愛的”。卡夫卡稱，自己的生活也從單純的寫作擴展為想念菲麗斯。卡夫卡在信中傾訴對菲麗斯的思念，為菲麗斯沒有及時回信而心神不寧，他不斷探討他與菲麗斯之間的關係……完全是一個陷入情網不能自拔的瘋狂少年維特形象。之後，他們之間有過誤解，有過關係冷淡、通信中斷，有過卡夫卡的猶豫，有過迫不及待的求婚……總之，所有戀人間該有的波折一應俱全。1914年6月，兩人訂婚。但是，剛從訂婚儀式回來的卡夫卡，就在日記中描述自己像個罪犯一樣被捆了起來。一個月之後，他們解除婚約。卡夫卡描寫解約現場像個法庭，整個過程像是一場審判。長篇小說《審判》就是這場變故之後開始寫的。後來，他們又恢復了聯繫。1917年7月第二次訂婚。結果訂婚後，卡夫卡的肺結核發作，兩人再次解除婚約。
卡夫卡對菲麗斯的愛，像突發無名高燒一樣，來去毫無緣由。並非一見鍾情，卻迅速滋生出熱烈的情感；宣佈訂婚後已經出人意料，誰知一個月後，又突然解除婚約。從相識到訂婚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分別生活在布拉格和柏林的卡夫卡和菲麗斯，只有6次短暫的見面。實際上，卡夫卡和菲麗斯沒有很多機會和時間相互瞭解。他們跌宕起伏的關係，其實是卡夫卡在書信中建構起來的。卡夫卡把困擾自己的第一大難題——要不要結婚——，把自己面臨這個問題的兩難心理活動，投射到自己跟菲麗斯之間的關係上，自編自導自演了這一出心理劇。對於卡夫卡而言，“唯女子難養也”，遠近的度太難把握。一方面，他渴望正常婚姻、渴望融入正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把婚姻看作是能把他從可怕的父子關係、從原有的家庭關係中解救出來的唯一途徑，使他成為一個社會人，在權威面前獲得自信和自立。所以他需要一個女人，充當他與正常的市民生活之間的紐帶。而菲麗斯，無論從出身和職業，都是最合適人選。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婚姻、害怕與女性過於親密的關係，會使他失去寫作所需的孤獨空間。他曾在日記裡列出了結婚的利與弊，所有的弊端都很相像：“我必須儘可能單獨生活。我所有的成績都是單獨生活的成績”、“一切與文學無關的東西都令我憎恨，使我覺得無聊”、“害怕固定的聯繫，那樣我就不再能單獨一人了”……就在訂婚前不久，他一面迫切地詢問菲麗斯是否願意跟他結婚，一面在日記裡寫道：他不能結婚，他身體裡的一切都在反對結婚，主要是因為“寫作會受到婚姻的威脅”。卡夫卡曾在給菲麗斯的信中，多次討論中國清代詩人袁枚的《寒夜》：“寒夜讀書忘卻眠，/錦衾香燼爐無煙。/美人含怒奪燈去，/問郎知是幾更天!”——中國古代文人嚮往的紅袖添香夜讀書，被卡夫卡根據自己的處境，理解成孤寂的夜讀被女人打斷，文人在讀書與女人之間的兩難選擇。一首原本描寫男女閨閣情趣的輕鬆俏皮、溫馨戲謔的詩，被卡夫卡賦予了西方藝術家、特別是他自己，在正常的婚姻生活和孤獨的藝術家之間矛盾衝突、難以抉擇的沉重意義。所以，當卡夫卡迅速拉近與菲麗斯的距離後，他開始猶豫、擔心。而當菲麗斯察覺到卡夫卡的態度，想離開他時，他又極力挽留。如同一場不斷重複的貓鼠遊戲。於是，我們看到卡夫卡在保持兩人空間距離的同時，用語言建構了兩人的親密關係。他追求的這種相處方式，除了阿倫特或者波伏娃那樣的奇女子，哪一個“正常”的女人能夠忍受呢？
卡夫卡認為自己的創作就是描寫“夢一般的內心生活”。他的生活和創作是同一片樹葉的兩面。在他有意識地在日記和書信中討論與菲麗斯的關係之前，在他剛剛給菲麗斯寫了第一封信的兩天之後，1912年9月22日到23日的夜裡，他一口氣寫出了《判決》。這是卡夫卡小說創作中的突破性作品，也是他最為看重的小說之一，他在日記和書信中多次提到對《判決》的理解。小說的情節和人物簡單又詭異，通篇真正出場的只有格奧爾格和父親兩個人。年輕的商人格奧爾格近幾年事業有成，已經逐漸取代了父親在公司的地位，而且與一位門當戶對的姑娘訂了婚。這天，他坐在寫字檯前，再次猶豫是否要把自己訂婚的消息寫信告訴遠在俄羅斯的朋友。那是他童年的朋友，幾年前去了俄羅斯，在那裡生意潦倒、疾病纏身、離群索居、準備孤老一生。格奧爾格因為怕刺激到朋友，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把自己的春風得意告訴朋友，尤其是婚訊。為此，他跟未婚妻發生過多次爭執，未婚妻最後通牒般地說，格奧爾格若有這樣的朋友，就不該結婚。於是，格奧爾格這次下定決心寫信通知朋友。拿著寫好的信，格奧爾格走進久未踏足的父親的房間。備受母親去世打擊的父親，近年來迅速衰老，待在昏暗的屋子裡深居簡出。格奧爾格把自己的決定告訴了父親。父親反問他是否真的有這樣一個朋友在俄羅斯。當格奧爾格對父親的健康狀況表示擔憂和內疚時，父親突然從床上一躍而起，恢復了以往的巨人形象，指責格奧爾格的婚姻是對母親和朋友的背叛，是要打敗父親。父親稱朋友是更合自己心意的兒子，自己與朋友一直保持著聯繫，朋友對格奧爾格的一切瞭如指掌。最後，父親責問兒子還要等多久才能成熟，並判決他跳河而死。
不，這絕對不是一個暴虐父親與怯懦兒子之間的故事。這是一個拒絕長大、拒絕成熟、拒絕社會化的故事。一切衝突的核心是那個沒有出場的朋友。小說中的父親意味深長地問過：“你真的有這樣一個朋友在俄羅斯嗎？”卡夫卡後來也明確說過，朋友不是一個真實的人物。朋友在小說中之出現在格奧爾格和父親的敘述中，就已經說明了他不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從小說的描述看，他是格奧爾格的相反面。如果說格奧爾格的事業和婚姻，是他作為一個正常市民存在的標誌，那麼，依舊保持著童年面孔的朋友，就是難以融入社會的、孤獨的藝術家存在。格奧爾格的猶豫，也是卡夫卡在兩種存在之間的艱難選擇。這篇小說，卡夫卡在小說副標題裡明確寫著：弗蘭茨•卡夫卡的一個故事。獻給菲麗斯•鮑爾小姐。後來他又在日記中指出格奧爾格和未婚妻的名字，與卡夫卡和菲麗斯•鮑爾名字之間的關聯性。他還曾寫信問菲麗斯是否從《判決》中讀出了什麼意義，並眼含淚水地給菲麗斯朗讀《判決》。或許卡夫卡在他們關係還未真正開始的時候，就預感到最後的結局？卡夫卡不需要親密無間的戀人，他需要的是文字中的虛幻情人；他不需要妻子，他要的是永遠的未婚妻。而他本人，就像阿爾特在他撰寫的卡夫卡傳記《永遠的兒子》中所說，“卡夫卡以一種強迫症般的興致，培養著自己對父親的畏懼，因為這是他存在的前提。﹝……﹞他從來沒有擺脫過一個猶豫著不肯長大的晚輩的角色。他的愛情故事最後都成為災難，因為進入丈夫或者父親的角色，就意味著摧毀了兒子的身份。而兒子的身份，是他創作的前提條件，他堅信只能在無限的孤獨中進行創作。”所以，卡夫卡在跟所有女性的關係中——包括第三次訂婚的尤麗婭和他的捷克語譯者密蓮娜——，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這樣的模式。
讓卡夫卡糾結一生的除了婚姻問題，還有他的職業。看卡夫卡的生平，是一份再平常不過的履歷：1906年，卡夫卡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進入保險公司就職。他與同事們相處融洽，屢次升遷，上司對他讚不絕口。但是，卡夫卡卻多次跟朋友或在日記中抱怨自己的職業，因為一切與文學無關的事情都令他憎惡、都耽誤時間，而他的職業是與文學矛盾的。他列出來的不結婚的理由，就包括保持單身會有隨時辭職的可能性。其實，以卡夫卡當時的家境，他完全不工作。但是，卡夫卡為了能早日擺脫對父親的經濟依賴，立刻找了份謀生的職業。而且，他找職業的原則是，不得與文學有任何關聯。因為對他來說，“寫作是祈禱的形式”，如果文學成了謀生職業，那無疑是對文學的褻瀆。所以，職業必須與文學嚴格分開。於是他忍受著職業帶給他的痛苦，只能在夜裡寫作，加倍地消耗自己的生命。或許，職業與文學之間的這種張力，也是他創作的前提之一？
1914年，卡夫卡寫下了《變形記》。“一天早晨，格雷高爾•薩姆莎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然而，令讀者更加驚訝的不是這個聞所未聞的事件，而是主人公面對這個事件表現出來的坦然和平靜。他打量著自己的新身體，觀察自己的房間，看看窗外的天氣，腦子裡的第一個念頭是：“天哪！我選了一份多麼辛苦的職業啊！”接著是對自己職業的不滿、對老闆的怨恨、以及為了替父母還債而不得不忍氣吞聲繼續幹下去的無奈。在自己的身體發生了這樣大變故的時候，格里高爾為什麼首先想到了自己厭惡的職業？要不是為了家庭，格里高爾早就不想幹了，他經常暢想著還清債務、辭去工作、重獲自由的那一天，但那一天遙不可及。而變成了甲蟲，客觀上就不能去上班了，於是就順理成章地擺脫了職業，還不必揹負心理的愧疚。所以，變形，是不是格里高爾潛意識中願望得以實現的一種方式呢？同樣，卡夫卡本人的肺結核，不僅讓他有了再次解除與菲麗斯婚約的理由，而且使他最終能夠心安理得地徹底擺脫令他痛苦的職業，不過最後的結局跟格里高爾一樣，付出了生命作為代價。
對於很多作家來說，文學創作是對生活的模仿。而在卡夫卡這裡，更像是他的生活在模仿他的文學。或者說，他在文學中虛擬出一種生活模式，然後在生活中實踐這種模式。卡夫卡用自己的身心創造了文學。但他的作品，絕對不是個案式的心靈傾訴，更不是一個心理病態敏感的神經官能症患者的夢魘。如阿爾特所說，卡夫卡的“情緒有著驚人的代表性，他的恐懼是現代人最本質的病”。對卡夫卡來說，寫作不是一個心理治癒過程，而是把傷口撕開給人看的體驗。如同受難的耶穌承載著世人的所有罪孽一樣，卡夫卡就像他筆下《鄉村醫生》中那個患病少年一樣，用自身與生俱來的傷口，展示著現代人存在病：恐懼、無助、無所適從、永無救贖。正因如此，卡夫卡和他的作品才能引起如此廣泛的共鳴，儘管他/它如此艱澀難懂。
雖然卡夫卡在兩性關係中是個失敗者，但在與讀者的關係中，他卻像一個老練的調情高手，非常懂得如何挑起讀者的興致，卻又絕對不會讓讀者得手。如阿多諾所說，卡夫卡作品中的每一個字都在急切地說“請解釋我”，而每一個字都拒絕被解釋。卡夫卡作品中的每一句話，都讓讀者覺得有巨大的闡釋空間，而下一句話，又在告訴讀者，你對上一句話的理解可能是錯的：《在馬戲團頂樓》通篇只有兩句話，第一句用虛擬語態，描寫了一個所有人都認為是現實的虛幻場景，緊接著敘述者明確告訴讀者，情況不是這樣的，並用一個陳述句，講述了一個所有人都認為是假象的真實景象。《絕食藝人》中的藝人終身致力於表演絕食，為自己的絕食藝術不被人相信和理解而痛苦不已。就在所有人都認為他是為藝術獻身時，奄奄一息的他說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話：他捱餓，是因為找不到適合自己口味的食物，否則，他也會像大家一樣吃的飽飽的。而說這話的同時，他那已經擴散的瞳孔裡仍然流露出繼續絕食的鑑定信念。這種滑動的悖謬，常常讓讀者像飛蛾一樣撲進卡夫卡精心織就網中。卡夫卡在小說《地洞》中描寫了一個不知名的動物，窮盡自己所有的智慧和精力，修建一個迷宮一樣的地洞，為的是防禦和迷惑他想象中那個藏在暗處、隨時會攻擊自己的敵人。他故意修一個顯眼的洞口，為了引起敵人的注意，以為洞口會通向某處，其實是條死路。他修建蛛網密佈的通道，足以使所有入侵者迷路。面對想象中的讀者，卡夫卡也為自己的作品做了完備的防禦工程。
對於讀者與卡夫卡作品的關係，或許也可以用卡夫卡的短文《在法的門前》形象地說明。在這個選自長篇小說《審判》的小故事中，一個鄉下人來到法的門前要進去，守門人攔住他說，暫時不能讓他進去。看到鄉下人不想放棄，守門人反而問他，為什麼不試著硬闖進去。同時又告訴他，裡面還有無數的門和守門人，一個比一個厲害。鄉下人於是在門前坐下來，日復一日地請求守門人讓他進去。鄉下人在法的門前坐了一輩子，臨死前，他向守門人問了最後一個問題：大家都是嚮往法的，可是這麼多年，為什麼沒有別人要求進入法之門？守門人回答說：因為這個大門只是為他一人而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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