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吕大聪明
卡夫卡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开山鼻祖，观察到社会与个体间的异化因素，
在作品中用一种隐喻的方式阐释这个内涵，由此揭示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造成的人的异化和现实中的腐朽现象。
卡夫卡其人
《变形记》和《审判》就是卡夫卡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孤独迷茫的西方人在这个荒诞世界上的生存困境，体现了异化的思想。
一、作品主题蕴含的异化
《变形记》讲的是推销员格里高尔每天辛勤工作，负担一家人生计。但一天早晨醒来，他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却保留了人的意识。他失业了，仍旧关心怎样还清父亲欠的债务，送妹妹上音乐学院。因为他成了全家的累赘，父亲、母亲、妹妹对他百般嫌弃。 最后格里高尔又饿又病，绝望死去。
“他怀着深情和爱意想他的一家人，然后他的头就自己垂倒在地板上，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死了。父亲、母亲和妹妹开始过着自己养活自己的新生活。”
《变形记》展现的是，金钱作为维系格里高尔与家庭的纽带，一旦格里高尔变为甲虫失去经济能力，家人就异化为另一副嘴脸。格里高尔变形后被放弃的遭遇和孤独的境遇,向我们阐释了人已异化成金钱物质的奴隶，个体之间只有冷漠与疏离。
《审判》讲的是一个银行的经理K，在他三十岁生日的时候无故被捕，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并且被赋予了行动自由的权利。为了查明案件的真相，他四处奔走，没有任何成效，最后在31岁生日前夕被人“像一条狗似的”处死了。
“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个法官究竟在哪儿？他从来没能进得去的最高法院又究竟在哪里？他举起双手，张开十只指头。可是，其中有一个人的手已经扼住K的喉头，另外一个便把刀戳进了他的胸膛。K逐渐衰弱的眼睛还能够看到那两个人就站在他的面前，望着他们的最后动作。‘像一条狗！’他说，仿佛表示他人虽然死了，却还留下这件事的耻辱。”
《审判》所揭露的是，社会是一个强大和无形的机器，任意控制一个人的命运，个体在它周围就像一个脆弱的蠕虫。异化的社会将制度的公平和机构的公允抛之脑后，统治者的官僚作风和绝对权威大行其道，个体只能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变形记》和《审判》已经成了那些反抗外在不可抗力抑或内在困扰的标志。
在这些作品中，社会是一个强大和无形的机器，任意控制一个人的命运，个体在它周围就像一个脆弱的蠕虫。异化的社会将制度的公平和机构的公允抛之脑后，统治者的官僚作风和绝对权威大行其道，个体只能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卡夫卡的作品审视了任何动用权力来进行控制的社会，这些拥有绝对权威的掌权者摆弄受社会秩序掌控的普通人。但是卡夫卡作品中人物又积极的同自己的身份作斗争，对自己的命运和集权暴政进行不遗余力的反抗，对今天的存在主义研究仍有现实意义。
二、现实秩序的异化
传统社会维系着家族的联结，而在现代社会人与人的联系异化为金钱交易。
《变形记》中，金钱作为维系格里高尔与家庭的纽带，一旦格里高尔变为甲虫失去经济能力，家人就变了一副嘴脸。作者在这里揭示了人类的一种生存状况，正如安德烈•阿尔特说：“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大工业生产中，人已异化成金钱物质的奴隶，当人因种种原因失去了谋生能力和手段，失去了和他人交往的经济联系时，就不再为社会和家人承认，人就无异于虫，无异于物和工具。”
《变形记》里格里高尔的“虫性”和“人性”充分的表现出来，自我因为怯弱而封闭、逃避成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大甲虫”，“人”变成“虫”象征人在现实生活中“变形”的处境，在这样冷酷的世界上，势单力薄小人物是卑微的，是无法同现实世界相抗衡的，这样的人只能逃避现实。即使变成人形，格里高尔也并未逃脱与人类世界的联系，但是家人的态度彻底的剥夺了他做人的权利，只能一步步转向“非人”。
在《变形记》的最后连和格里高尔关系最好的妹妹都变了形，等于宣判了他被社会抛弃。
《审判》中的约瑟夫·K 莫名其妙的获罪了，在被捕后，他向法官发起一次驳斥。
他说：“法官，只有在我承认这是一次审讯的情况下，它才称得上是审讯。不过此刻出于怜悯，我承认它是一次审讯，倘若人们愿意正视它，便不得不对它抱怜悯的态度。我不想说这是一次下流的审讯，但我很愿意把这个称呼让给您，供您自己去使用。”
面对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约瑟夫·K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试着来改变荒谬的现实，可是途中出现的困难一个又一个，甚至起草请愿书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甚至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被指控。为此他内心一直对自己的行为反省，可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在变形的社会中，变形的法律中，变形的权威中，约瑟夫·K 就这样消失了。
他至死也未能搞清自己的罪状，法庭和法律只不过是无法靠近和领会的象征。这种极尽荒谬的审判就是对现实法律秩序的异化。
这些作品中不仅围绕在主角身边的人被异化，甚至主角自己也默认了他们的异化并且选择了“消灭”自己。在金钱的物化关系中，被异化了的人只会感到无尽的空虚与凄凉,不反抗还能活在幻想的公允中麻痹自我，反抗就会带来全世界的对抗与消亡。
任何个体的相处都是在制度下的互相权衡,这样人就被异化为制度的奴隶,任何反抗这种制度的行为都是无用功,都将被绝对权威镇压与消解。这种习以为常的合理性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
三、人际关系异化
1.
《变形记》最早的构思来自《乡村婚礼准备》的创作，一个总是穿着西装上下电车的男主角拉班。
“只要把穿了外套的身体派去即可。他趔趄着跨出我的门槛，这种趔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虚无……因为此时我只是躺在自己的床上，连头带脚裹着那条棕黄色毯子……因为我还在继续做梦。马车夫和行人很害怕的每前进一步，都要看着我，等候我的许可。我鼓励他们，他们便无所顾忌地前行。”
拉班在自己的安全感中困惑，这种困惑和格里高尔对生活的踌躇有异曲同工之妙。卡夫卡在创作《变形记》前看过一部名为《奇异的昆虫》的电影，这些都是变形记的雏形。
随着格里高尔的变形，他越来越进入“非人”状态，“音乐如此打动它，难道它是一个动物吗？”妹妹最后用“它”来称呼格里高尔，这是对哥哥异化为甲虫的最后“审判”：“人和这样的动物无法生活在一起”。与格里高尔感情最深的妹妹“把它弄死”的态度最为果断，她将人形的格里高尔仅仅封存在想象的回忆中，而对现实中的甲虫弃之不顾，坚决抵触变成甲虫的“它”与格里高尔的任何关联。
这显示了生活重压下亲情血缘也无法摆脱现实的异化。
在面临大学专业选择时，父亲对于卡夫卡喜欢的哲学专业嗤之以鼻，只有医学和法律是犹太人不用放弃犹太教可以选择的有前途的专业，卡夫卡不得不屈服。
从他多年后写的信中，我们看到的只有万般无奈：“其实对我而言，对于职业的自由选择根本不存在……那么好吧，我就学法律，这就意味着我在考试前几个月用故纸堆里的粉尘去滋养我的神经和精神。那些早已被前人咀嚼过上千遍的东西。”
布拉格另一位作家为卡夫卡的《变形记》写的续篇《乔治•萨姆莎的回归》写了主角从死去的甲虫躯壳重回人间走向新生活，无疑与卡夫卡是两种思想内蕴，字里行间充满了希望和向上的斗争。
通过格里高尔和格奥尔格的命运对比，卡夫卡揭示了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人与人，人与自我，在现代社会都被异化，只能产生宿命感、精神创伤和悲观情绪。
2.
卡夫卡曾说:“人们互相间都有绳索连接着，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子松了，他就会悬吊在空中，比别人低一段，那就够糟；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索全断了，他跌落下去，那就可怕极了。所以必须和其他人捆在一起”。
在法院实习一年的经历，让卡夫卡明白了城市黑暗的角落，正义的权杖覆盖着虚伪，繁华的背后只是龌龊。《审判》用黑色幽默冷峻地揭示了政府官员的渎职和霸道，民众百姓的悲愤和无奈，这些都是工作经历留下的伤痕。
判决约瑟夫·K被藏匿在无数道门之后，暗示着不公正的判决只能以黑暗隐晦的方式进行。律师、画家、教士、法官各种社会个体都充当着守门人的角色，法不再是代表公正和自由的代码，而成为被多方势力守护的冷冰冰的权力符号。
正因为如此，法庭和法官作为法的执行机构和执行者便成为左右人民命运的绝对权威。约瑟夫·K苦苦寻求自己的判决缘由，以便推翻不公正的审判，重获自由，但外部环境却总是强迫和驯服他屈从权威，自觉遵守默认法则。
他最终意识到，“从任何角度来看，法院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机构，他们都是一个刽子手。”
如果说绝对权威是世界的唯一法则，与绝对权威相对的则是“虚己”，在基督教神学中，“虚己”是指上帝通过虚化肉体，虚其神性，同时以受难的方式警示和教诲民众。“虚己”拯救的是人类崇高的理想，普通人难以领悟。
但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审判》中，周遭的人际关系冰冷、亲情关系淡漠，格里高尔的绝望死去和约瑟夫·K的拒绝反抗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为对“虚己”的阐释，他们都以自我放弃的方式实现救赎。
结 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全球范围内的变革时期，这是一个政治分裂、思想颠覆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传统价值观念已经被推翻，新的价值观念仍未形成。传统与现代话语的割裂以及文化冲突相继而生，人们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在西方，各种现代反理性主义哲学兴起，人们失去了明确的价值判断。
而卡夫卡的犹太基因和备受压抑的生存环境赋予了他洞察世界的能力，使他看到人类社会面临的异化危机。他用存在即虚无，努力即徒劳作为写作的核心，来拷问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性。
社会现实的残酷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文学必须远离物质文化来抵制和批判社会异化，对社会现实加以描绘以刺激“新感性”的产生,来唤醒人们的警觉与共鸣。
《变形记》、《审判》就是对西方异化的深刻剖析，正反映了金钱崇拜和人被物化的异化现象。他笔下的世界荒诞、没有理性，强权与绝对权威占据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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