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某人一生，曾經也抓到幾手好牌，可是因為其墮落和平庸無能，結果一敗塗地。其間蔣的用人之道就可見一斑，他用人的首要規範並不是才幹，就是所謂的“忠”，他所垂青的“忠”，並非關於國家、關於民族高度負責的那種真實的忠實品質，而是那種為一己私益而“抱大腿、傍高枝”的馬屁手段。
其次，蔣或人再三情調“精誠團結”，但是他又深懼部下抱成一團營私舞弊，乃至做大後呈現“趙匡胤”那樣的人物圖謀自己，所以他真實做的，卻是損壞部下將領的精誠團結，想方設法使他們分紅不同派系，彼此排擠，各方都需求他居中斡旋，所以他就成為各方平衡有必要的“共主”。這其實就是一種封建帝王庸俗的“御人權術”，蔣某人深諳此道。今日就用一個案例來看看蔣或人的用人之道，是多麼的陳舊。
國軍將領石覺，黃埔軍校第三期生，結業後一直在蔣或人嫡派部隊湯恩伯手下當差，稟賦平凡，戰績平平，僅僅靠嫻熟的軍閥部隊那一套潛規則，就一路從連長做起，歷經營長團長旅長師長，穩步高升。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他被頒發少將軍長之銜。此人在抗戰中並沒有什麼像樣的超卓戰績，乃至沒有獨立指揮過什麼大的戰爭，卻留下不少惡跡和汙點。
眾所周知，抗戰時期湯恩伯的部隊駐守於河南，不活躍抗戰，卻極力魚肉役使村民，所以有了“水旱蝗湯”四大災禍之稱。石覺的部隊助紂為虐，1944年，日軍為打通縱慣我國南北的“大陸交通線”，發起“豫湘桂戰爭”，只會魚肉搜刮大眾的湯恩伯部隊，與日軍一觸既潰，部隊潰不成軍，不願忍耐湯恩伯害兵蹂躪的河南大眾，紛繁建立民團如“紅槍會”，四處反擊，痛擊湯恩伯石覺的部隊，石覺的不少官兵的槍械就被“紅槍會”民團緝獲。
遍及河南的“紅槍會”就這樣的打敗了禍國殃民的庸將，不過，石覺不光沒有遭到軍規的制裁，相反由於傍緊湯恩伯這個“天子門生”，跟著湯恩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終究在抗戰成功後，做到中將的高位。解放戰爭開始後，已成為蔣嫡派的石覺，任華北“剿總”第九兵團中將司令官，調往北平，參加了決議華北戰局的平津戰爭。在平津戰役中，如果石覺這樣的嫡系將領真的對蔣一片“赤忱”，傅作義的確是很難成功的。但是在解放戰爭大勢所趨之下，這些所謂嫡派，其實也都首鼠兩端，不少嫡派部隊其實別的也在和我軍觸摸，策劃起義之事。
最可笑的是，就連最固執的軍統北平站，都私自向我軍投誠。最終，傅作義召集“開會”，將這些嫡派將領一窩端，中央軍登時群龍無首，傅作義總算能夠放心大膽地組織北平平和解放的一系列事宜。石覺這些“忠誠之士”，知道自己罪行累累，害怕我軍找他們算賬，所以不願意跟著傅作義起義。傅作義窮力盡心，特意組織了一架飛機，將石覺和其他一批不肯起義的國軍將領，一起送回南京。
蔣當局搖搖欲墜之際，石覺人生的好運卻漸至佳境，終身迷信“危局識英豪、板蕩見忠臣”的蔣或人，此時覺得撿了個“寶”，對石覺格外器重起來。當即錄用他出任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兼凇滬防衛司令官。隨後擔任浙江主席、浙江綏靖總司令，地位直追老上司湯恩伯。
退守孤島後，蔣或人為安穩自己位置，不斷進行清洗，湯恩伯、胡宗南、白崇禧、孫立人等舊將紛繁被削去兵權，而石覺這樣的庸將，卻出任陸軍第2軍團司令、金門防衛司令官、副總長、聯合勤務總司令等要職，並頒發國軍二級大將，到達人生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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