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是隋唐開始的一種選官制度；到宋朝時，因為奉行以文治國，科舉的規模和影響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朝廷的高官幾乎都出自科舉。
但到了元代，朝廷選官的制度發生了很大程度的變化。
元朝前期的選官制度，只有世襲和推舉，不實行科舉制
元代前期，官吏的選拔方式只有兩種，即世襲和推舉。蒙古貴族、分封的王公是世襲的。元代藩王的政治非常獨立，在其封地內，官員都是藩王自己任命，且藩王地位高於地方行政機構。
而元朝各個行政機構的官員則來自權貴們的推舉。
科舉沒有恢復，這把當時儒生的出路幾乎都限制住了。儒生想要入仕，也需要找人薦舉。
在朝為官的漢人就開始想辦法推動科舉的復行。在元世祖忽必烈時，翰林學士王鶚於1267年提請施行科舉選官的方法，但遭到其他官員的反對，無果。到了1284年，中書右丞相和禮霍孫（蒙古人）提出設立科舉的建議，元世祖基本同意了。但是因為人事鬥爭，和禮霍孫被罷官了，提議也被擱置起來；不久，和禮霍孫病死了。
元世祖之後的元成宗、元武宗時期，科舉依然沒有實行。
元仁宗恢復科舉
元仁宗即位後，儒生們迎來了機會。元仁宗年少時就飽讀儒家經典。他的儒學老師李孟，在仁宗登基後經常提及科舉取士的好處。元仁宗也認為該用科舉取得賢才以治天下。《元史·仁宗本紀》記載，元仁宗曾對侍臣說：“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
於是在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命中書省諸臣討論設科取士的種種規則。並於十一月正式詔告天下，從翌年八月開始施行科舉之法。
我們來看看元仁宗君臣制定的科舉規則大致情況。
- 場次設置：整個科考共分為三場。第一場為鄉試，全國共設立17處鄉試考場。11個行省每省1處；河東及山東宣慰司，各設1處；中書省所屬大都、上都、真定（今河北正定）及東平等4城，各設1處。第二場為會試，由鄉試合格者於翌年春彙集到大都，再考一場。會試合格者，才能參加第三場考試，即御試。然後由政府授予相應的官職。
- 考試內容和科目：從鄉試開始，各民族之間的差別對待就顯現出來了。對蒙古人、色目人是一種要求，而對漢人、南人則是另一種要求。據《元史·選舉志》記載，蒙古人、色目人在鄉試時只考兩次。第一次“試經問五條”；第二次“試策一道”。而漢人、南人則須考三次，第一次為“明經經疑二問、經義一道”；第二次為“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次才是“試策一道”。會試的科目與鄉試相同。到了御試時，全部都是“試策一道”。此處依然有民族差別，蒙古、色目人作500字即可，漢人、南人則須千字以上。
- 考試結果：考試結果分為兩榜公佈。會試的結果，張榜於中書省衙門兩旁。御試結果，則張榜於皇宮之前。
- 錄取名額：會試名額是300人。其中，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75人。表面看著公平，其實分攤到各族群頭上則非常不合理。以當時中國人口看，漢人、南人大約佔了總人口的95%以上，蒙古人和色目人加起來不過5%左右。但是兩者的錄取數相等，這造成兩者的錄取概率差別極大。
元朝科舉制的執行與反覆
元朝中期的宮廷政治雖然混亂，平均4年多換一個皇帝，但是他們對科舉選官制度基本堅持下來了。
元仁宗之後的元英宗、泰定帝、元文宗，一直到元順帝初年，科舉取士一直在實行，每3年舉行一次科考。
科舉制給漢人分配的官職雖然少，但還是引起了蒙古權貴的敵視。表面上他們宣稱漢法破壞了蒙古習俗，實質上是對大權旁落的擔心。
元順帝是元文宗的侄兒，元文宗出於毒殺其弟元明宗（元順帝之父）的內疚，而傳位給他。可想而知，元順帝13歲剛開始繼位時的地位，那就是一個傀儡而已。元順帝為了除掉執政障礙和仇人（元文宗的皇后和一些權臣），就利用蒙古權貴伯顏。但在成功之後伯顏卻成了新的權臣。
因為伯顏對“漢法”十分不滿，加之當時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日漸增多，於是罷行科舉（這個伯顏還有一個更狠毒的想法，他曾建議殺盡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
在1335年十一月，元順帝被迫下詔罷行科舉。
後來，元順帝又利用脫脫的力量，扳倒了伯顏。在大臣鐵木兒塔識（脫脫之子）、許有壬、歐陽玄等奏請恢復科舉後，元順帝在後至元六年（1340年）下詔，“復科舉取士制”，科舉制於第二年復行。此後一直到元末，科舉制沒有再中斷。
元朝科舉制與宋朝比，有什麼特點？
中國北方從1234年金朝被蒙古所滅之後，直到元仁宗1314年恢復科舉鄉試，時間過去了80年。而元朝科舉一旦恢復，也逐漸形成了它自身的特點。
與宋朝相比相比，元代科舉的變化有如下幾點。
首先，元朝科舉錄取名額極少。
唐朝前期科舉也不怎麼受重視，直到中晚唐，世家大族被打擊的七零八落了，科舉才逐漸成了人才的主要來源。而宋朝則不同，科舉制自始至終是宋朝選拔人才的最主要手段。宋太宗起，就大幅增加科舉考試錄取名額，每科錄取人數由宋太祖時的幾十人猛增至數百人。在宋太宗統治的二十多年內，科舉考試錄取的人才就近萬名。到宋仁宗時甚至下詔，“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還規定那些經過多次考試不中、年紀較大的人，皇帝以“賜及第”的辦法錄取。
而元朝整個科舉（總計50餘年時間）總共舉行了16次，其總錄取數才1100多名；大概只相當於宋朝同樣時間段的二十分之一左右。
究其原因，這主要是由元朝的政治制度決定的。第一，元朝政治的特點決定了當官入仕有多種途徑，科舉在選拔官吏方面已經不重要，從而導致錄取員額大幅減少。第二，當權的蒙古權貴對漢族人才存有偏見，從而不願用科舉選擇更多漢人為官。
其次，元朝科舉制反映出了蒙古人實行的民族不平等政策。
元朝是少數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他們自身的政治結構和文化傳統，與中原（金朝和宋朝）差距較大。因此元朝統治者在治國政策方面，草原習氣非常重，常常以草原粗放的傳統處理國事。漢人數量多，生活習俗與他們不同，因此元朝統治者對漢人防備心理較重。
在科舉取士方面，元朝統治者也因此採取了偏向於少數民族的做法。最典型的就是“兩榜取士”制度，基本把少數民族（蒙古人和色目人）和漢人分開，給人口占少數的少數民族同樣的錄取數量，照顧少數民族的意味非常明顯，民族間的不平等非常明顯。
第三，元朝科舉對少數民族的優待，客觀上促進了漢文化在少數民族中的傳播，促進了民族融合。
元朝科舉兩榜制，是對少數民族的優待。但少數民族參加科舉考試的內容也同樣是儒家經典，是正統的漢人文化。科舉制度必然吸引更多的少數民族人士學習儒家文化。雖然其目的是進身仕途，但客觀上促進了漢文化的傳播與擴展，有利於漢文化擴大其影響力，同時也有利於促進民族間的融合。
比如，元朝科舉誕生了一些知名的少數民族進士，如馬祖常、薩都刺、丁文苑、偰玉立、餘闕、餘胭、馬雄飛、昂吉等。這些少數民族進士，在傳播漢文化、促進胡漢融合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元朝科舉制對後世有哪些重要影響？
相對於宋朝，元朝科舉制度還有一個重大變化，這個變化直接奠定了後來的明朝和清朝科舉制，影響深遠。
宋朝進士科考，其主要內容均來自儒家經典，如《論語》、《春秋》、《禮記》、《周易》、《尚書》等。元朝則首次將宋儒的理學作為考試內容和評判標準。《元史·順帝本紀》中說到，“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試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趨於正。”
元朝科考的內容規定，使程朱理學一下變為官方認定的正統。這對後世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也是後來明清兩朝以程朱理學為科舉內容正統的根源。因為人才培養有一個持續性，元朝以程朱理學為正統，社會上的讀書人就都學程朱；明朝為了人才選拔的便利性和持續性，當然也以程朱為正統。清朝則以此類推。
那麼，元朝統治者為什麼要更改考試內容呢？
從其本意看，元朝選拔人才，秉持的是實用主義原則，他們想選的就是能做事的實用型人才。《元史·選舉志》記載，元仁宗時中書省在請開科舉的奏書上說，“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也就是說，元朝認為以前科考注重詞賦，屬於浮華無用。
元仁宗表示很贊同，他在恢復科舉的詔書中說，“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
科舉這個指揮棒，直接指引了當時文人的努力方向：既然詞賦修飾無用，讀書人就不學也不練這方面了。這大概也能讓人明白，為何宋朝詩詞文學繁榮，而元明清卻只有小曲和小說了。
元朝對科考內容的改變，直接決定了此後約600年間科舉的內容，也直接影響了其間文人的努力方向，這個改變和影響不可謂不大。
結束語
作為元朝統治者的蒙古人，人少、文化習俗也不同於中原，因此遲遲不開科舉考試。而開科取士之後，為了抑制漢人，依然實行民族不平等政策，照顧蒙古人色目人這些少數民族。
元朝的科舉制度，雖然時間短、時興時廢、錄取率也很低，但依然為國家得到了不少優秀人才；這不但有利於國家治理，也有利於儒家文明的弘揚。
元朝還改變了宋朝科考的內容與風格，內容改以程朱理學為主，風格則以實用主義取代了對文學詞賦修飾的考核。這些改變直接決定了後世近600年間科考的內容，也改變了後世文人的努力方向與文風。
僅從科舉這一點看，我們就不該認為元朝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顆流星、一個異數，元朝對後世中國的影響其實很深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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