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的謬誤

1983年的《大自然》雜誌上刊載了沈凡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對達爾文主義的發難》。文中舉了一些考古學家最近的言論和新的發現，證明達爾文主義與事實有著不小的出入。這可能是中國第一次有人敢於公開懷疑在中國一直享有盛譽的達爾文進化論。在一般人眼中，達爾文主義與進化論是同義詞；或者說，進化論是達爾文首創的。其實早在達爾文之前，拉馬克、喬福來等就提出了進化的理論，達爾文不過發明了“自然淘汰”的新形式，來解釋物種的起源。自然淘汰又稱“天擇”，其意為：凡能適應環境的生物就能生存下去；不能適應的，必致滅亡。就連主張進化的斯賓塞也認為這種說法含混不清，他便提出了“適者生存”來代替。

達爾文提出了“物競天擇”的理論，曾轟動了全世界，許多人認為他刷新了人們的世界觀，有人甚至引用到人類上來。（希特勒就是他的信徒！）但是後來的人逐漸認識到這學說的侷限性和不周之處，因而進行了批評和修正。英國科學家聯誼會主席拜德生說：“我們一般普通的生物學家都深信自然淘汰的原則，但不能把它看作是決定種類的重要因素”（見貝洛克的《史學大綱》）自然科學家高琴斯基說：“生存競爭和與之而來的自然淘汰阻礙了新形態的出現……它是進化論的敵對因素。”現在生物界權威摩爾根在1905年五月號的《大眾科學月刊》撰文說：“自然淘汰的理論一點也不能解釋物種的起源，他只能解釋那些已具形態的種類的生存。”

經過深入的考查研究，近年來，對達爾文主義又提出了新的挑戰。就在達爾文逝世一百週年的1982年，美國《讀者文摘》中文版十一月刊登文章紀念他，不是誇耀他對科學界的偉大貢獻，而是適得其反的列出的標題是：《達爾文的謬誤》。提要還說：“雖然進化已成為定論，但達爾文解釋進化的理論卻不然，事實上‘自然選擇’之說，目前正在各方面受科學界慎密探討。”

文章說：“儘管達爾文學說已獲得普遍接納，它今天卻遇到了驚人的麻煩。進化和達爾文學說常被混為一談，其實不然。……儘管有許多人作了很大的努力，達爾文學說卻始終未獲得科學證實。”譬如，達爾文認為進化是連貫性的，魚進化為兩棲動物，兩棲動物進化為爬行動物，爬行動物進化成鳥……以此類推。他相信這種過程是循序漸進的。“據他推論，後代優於現代，如更好的視力，更耐寒……這些生存特點逐漸積累起來，最後終於出現新的植物或動物。”

文章說：“假如果真如此，那麼化石史料應該逐步顯示出逐步向前，沒有中斷的進程。但事實恰好相反，顯然地球上曾出現過許多我們所不知道的生命形式，其中有些可能只是過渡性的。但化石中進化的縫隙卻有共同的特點，卻找不到許多最重要進化階段的化石。假如，能將若干種主要動物聯繫起來的化石，簡直就不存在。——即便有，其數目也難以毫無疑問的證明其地位。可是我們有種種理由認為歷史上各漫長時期應有許多過渡生物形式存在。例如博物館裡有萬千早期無脊椎海洋動物的化石。這二者相距大約二億年的時期，我們一位也許可以找到一些生存於這一時期巧妙地介於二者之間的生物化石，使人難以斷定無脊椎動物何時結束，以及有脊椎動物何時開始。但事實相反，一群群種類明顯的魚，在化石史料之中陡然出現，似乎不知從何而來。”

文章強調說：“這些重大轉變之間的間隙，決非無足輕重，他們是必然發生過巨大生理變化的時期。例如：蝙蝠的翅膀是怎樣演變出來的？蝙蝠和它不會飛行形如鼯鼯的祖先差異很大，可是在化石史料中，卻找不出隱約顯示兩隻有達爾文式緩慢的演變而終成翅膀的證據來。另一個是鯨，一般人都認為鯨的祖先是原始的有蹄哺乳動物。他們從陸地移居海洋，而且在這期間“一定有過”一個過渡的兩棲階段，可是化石史料中卻沒有這樣的資料。”

單憑化石間隙也許不能證明達爾文學說的謬誤，但他們的理論在實物實驗中也好不了多少。達爾文的信徒認為對進化最重要的是那些稀有突變，一次偶然的有利突變會逐漸傳遍後代的植物或動物。經過一段地質年代後“一個新的物種便出現了”。實際上，突變是由於遺傳基因出了錯而發生的，其結果多半會造成弱質的植物或畸形的動物。

達爾文學派所說的那種一個接一個的連續突變這一概念，又引起了生物學上的第二個難解之迷，即達爾文所說的“極為完美的器官”。文章指出：“最使他感到煩惱的是人眼的構造。眼球必須潔淨溼潤才能發揮功能。光線通過保護外層（角膜）再穿過一個自動調節的縫隙（瞳孔）抵達一個自動調節的晶體，自晶體把光線聚焦在視網膜的後端。這裡的一億三千萬個感光的桿狀體和錐形體產生光化反應，把光線變成電脈衝，在以極高速度將這些電脈衝傳到腦。可是千千萬萬的幸運突變怎麼可以巧合發生，使必須相互依賴才能發揮功能的眼球晶體與視網膜同步進化呢？至此，我們似乎可以很公道的斷定進化論遇到了它無法解決的問題。”

文章還說：在可以驗證的三個方面，新達爾文學說均未能解釋進化的全部過程：

一、化石資料往往顯示進化是躍進的，而不是達爾文所說的漸變的。

二、基因是一種強而有力的穩定機制，能儘量減少生物演變成型式的機會。

三、在細胞階層發生的偶然突變，無法解釋生物條理分明和日趨增加的複雜性。

沈凡編譯的《對達爾文主義的發難》一文裡舉出了更多的例證，他問道：“化石的中間形態在哪裡？”他說：“雖然考古不斷有新的發現，但化石中的缺環卻始終存在，而且往往是那些最重要的環節。”他舉例說，現存大批早期無脊椎海洋生物的化石和古魚類的化石，二者之間約經一億年，從理論上說，應有許多中間體。“然而事實上，各種完善的極易辨別的魚類突然進入了化石紀錄，簡直像天上掉下來的。”又如，魚要變成兩棲動物，“按說應該有鰭變腳，盆骨逐漸增長的紀錄，但是化石中並沒有這樣的中間形態。”

所以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D.羅波寫道：“達爾文時期的和現代的地質學家都發現，生命並不是平滑發展的，而是高度跳躍的、間斷的。新物種在化石行列中突然出現，在他們存在期間很上變化，然後又突然消失。”瑞典倫德大學教授H.尼爾遜說：“當今的化石資料已經極為豐富和完備了，動物進化缺少中間形態已經不能再用化石資料不足來解釋了。這些中間形態的缺少，恐怕是永遠不能彌補的。”

沈文對眼睛的奇蹟有更詳細的說明。眼球的一億三千萬個對光線敏感的的視網膜杆和錐體發生電化學反應，把光線變成電脈衝，每秒大約向大腦發出十億次脈衝，而這一過程的任何一個微小環節出了差錯，人都無法看到圖象。很難設想，有千萬個突變同時發生而配合得這樣好。所以達爾文自己在1860年寫道：“直到今天，眼睛仍使我發抖。”諾貝爾獎得主E.查恩在1970年說：“適者生存是偶然基因突變的唯一結果的假說，與事實不符。這些傳統的進化理論把大量錯綜複雜的事實過度簡單化了。”

正因為如此，1966年在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舉行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中，許多物理學家、數學家和工程師都支持生物學家對新達爾文學說的懷疑。

這裡還要補充一句：發現“北京人”的中國古生物學家裴文中先生曾說過：在人和猿之間還沒有找到中間過渡的化石。令一位中國著名古人類學家吳汝康教授也承認：“生物進化論還有一些薄弱的環節。”（見1978.7.19《光明日報》第四版吳文：《國外生物學研究中的兩種唯心主義傾向》）

1984年六月十二日出版的香港《晨報》刊載了E.阿什普爾的一篇文章，題目是：《達爾文錯了嗎？》文中也提到：“關於進化的傳統看法，認為生物是在千百萬年的時期中逐漸變化的。不過化石的記錄表明這種變化是突然的，新的生物群代替了舊的生物群，看不到任何中間過渡形式的證據。”還說達爾文當時曾為這個問題而煩惱。而一百多年以後的今天，這一問題顯得更為嚴重了。

我們認為英國的一位生理學家盧塞瓦提出的一個進化理論是有道理的，他說：“我從這些現象中所能下的結論，乃是有一個高等的智慧領導著人類，向著一個既定的方向和特殊的目標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