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詩歌《度關山》中提出"天地間，人為貴"這一論述，這是研究曹操政治倫理思想的邏輯起點，是曹操政治倫理思想的價值判斷的標準。
曹操提出的"天地間，人為貴"論述，是對先秦諸子"人貴"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春秋老子認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四大，人居其一"，"道"、"天"、"地"和"人"地位並立，體現人的主體意識覺醒，探索人自身的地位，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指明瞭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老子指出"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意思是說愛身惜命方可託天下，提出了對生命的關愛和珍惜。儒家的孔子更多地關注人生命的社會價值,"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孔子家的馬廄失火，孔子退朝回來，關心的是是否有人受傷，而不是關心馬匹，在他的價值評判中，人的價值高於馬匹，即使馬廄裡的人不過是奴僕或奴婢。這種關心人、重視人的思想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孔子的"仁者愛人"論斷，特別強調的就是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尊重和關心。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人本思想，進一步提出人除了為維持自然生命的存在而追求物慾的滿足外，還有對精神價值的追求，甚至為了生命價值的實現而不惜放棄自己的生命本身。荀子認為："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在荀子看來，人不僅是一種生命的存在，還具有社會性，有內在的價值，所以比萬物更珍貴。對生命的肯定和重視不是儒家的終極目標，貴生只是起點，重民為前提，治國安民、入世為用才是目的。
曹操的"人貴"思想不僅繼承了先秦諸子認為"人為天下貴"的思想，而且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曹操提出"天地間，人為貴"主張，集中體現為同情百姓遭受苦難，採取措施儘可能地減輕百姓災難，安國利民，關愛生命。"曹操並不像中國歷史上有些民本主義者那樣，僅僅是把人民當作'載舟'的手段，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防止'覆舟'而才去愛民的；曹操的愛民，在更大程度上體現了他以民為本、關愛人生的武德境界"。
首先，表現在對百姓生活的艱難的深深同情。他在《謠俗詞》中，對"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繒。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的百姓因戰爭的破壞而普遍貧困的現象感到不安；在《薤露行》中發出了"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的哀嘆，曹操自比微子，哀的是一些目光短淺的人謀劃國家大事，致使國事多艱，為後來的禍患埋下隱患，嘆的是宮廷毀壞，昔日的歌舞場成為野獸出沒的草叢；在《蒿里行》中曹操寫到"生民有遺一，念之斷人腸"，表現了他對百姓無端死於戰亂的辛酸，也表現出他關心百姓、體恤民情的民貴精神。
其次，表現在對軍閥為了一己私利擴大地盤而混戰不休的憤怒，對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而痛心。他在《蒿里行》詩中寫到"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殘。淮南弟稱號，刻璽在北方。鎧甲生蟣蝨，百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面對董卓亂國，關東軍閥畏縮不前，一心只關心自己的地盤，相互火拼長期混戰，結果造成百姓的大量死亡，社會生產極大的破壞的局面，曹操表現了極大地憤怒，所以曹操討董卓、破袁紹、戰呂布、敗馬超、揮師南下，戎馬倥傯三十年，親冒矢石，企圖一舉統一中國，解百姓於倒懸，救百姓於水火，結束因社會動盪給百姓帶來的災難。可見，曹操的所有行為就是基於其人貴思想而發生，從其性質上看雖還是階級統治，但從其內容上看就具有了正義性和合倫理性，這成為我們理解、認識和評價曹操的基石。
再次，表現在曹操存民安民的措施上。在曹操統一北方後，採取系列的措施解決民生問題，醫治戰爭創傷，為天下一統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建安七年曹操發佈軍譙令，"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曹操告慰死者，安置生者，讓亡魂有所歸依，不至於作為戰爭的炮灰四處飄蕩；讓生者的生活有所著落，不再在離亂中輾轉呼號。對戰亂災禍異常嚴重的河北地區免除當年的租賦，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面對豪強豪強廣佔土地而隱匿所有、逃避租賦、從而將租賦轉嫁給弱民身上，曹操頒佈法令"豪強擅恣，親戚兼併；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慾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此令的中心思想是抑制兼併，制止強民將其負擔轉嫁到小民身上，同時改革漢代的租賦制度，這些措施有助於除舊敝，立新政，減輕民眾負擔，穩定社會秩序。
曹操的"人貴"思想既是對先秦諸子"人貴"思想的繼承發展，更是對當時百姓生命不如螻蟻現實的否定。這種思想符合傳統倫理對政治的道德要求，是研究和理解曹操政治倫理思想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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