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漢文帝和漢景帝兩位皇帝，我們首先想到的一個詞就是"文景之治"。
這兩位皇帝開創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上的第一個公認的"盛世"：社會安定，法律清明，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經過兩位皇帝接近四十年的努力，到景帝后期時，國家的糧倉豐滿起來了，府庫裡的大量銅錢多年不用，以至於穿錢的繩子爛了，散錢多得無法計算了。
但作為不朽盛世的開創者，漢文帝和漢景帝的帝王生涯，是充滿著艱辛和挑戰的，可以說，他們費盡心力，排除了千難萬阻，才走到了帝王事業的頂峰。
漢文帝漢景帝繼承的，是經歷過呂后專政，呂氏亂政之後的西漢江山，雖然漢高祖、漢惠帝和呂后為他們留下了已經相對比較充裕的經濟儲備，以及相對比較完備的政治制度，但經歷過漢惠帝、幾位少帝等服從於呂后的傀儡皇帝的統治，西漢政治生活中，威脅皇權的力量也在迅速壯大。
而漢文帝和漢景帝想有所作為，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這些力量的威脅，把實權牢牢的攥在手中。
一場西漢版的君主與皇族、臣屬勾心鬥角的紙牌屋的故事，正在上演。
先說漢文帝，漢文帝能夠登基，藉助的是平定諸呂之亂的幾位功臣的力量，而這幾位功臣，從漢文帝登基起，就成為掣肘漢文帝的擋路石。
周勃，在這位跟著劉邦打天下的老臣眼中，漢文帝之所以適合做皇帝，就因為他脾氣好，好控制，因此，在皇帝面前，這位老臣一向以匡正漢室，拯救漢朝的救星自居，在皇帝面前十分無禮。
而漢文帝對付他，用的是軟刀子，漢文帝對周勃十分尊敬，而且給了他當時漢朝權力最大最重要的官職：右丞相。周勃滿心歡喜的上班才發現，漢文帝給自己挖了一個大坑。
周勃是一個武夫，行軍打仗，搞搞軍事是可以的，但丞相，是要處理國家政務的，大字都不識幾個的周勃，一上任就楞住了。
不久以後，周勃一來發現自己著實不是做丞相的料，二來也感覺到了漢文帝是給自己下套，到時候乾的不好要被治罪，於是主動辭官回家了。
消除了功臣的威脅，漢文帝下一步要對付的就是強悍的諸侯王，確切說，就是自己的親弟弟淮南王劉長。
淮南王劉長是漢高祖最小的兒子，在漢文帝的時候，漢高祖其他的兒子都已經被呂后殺光或者病死了，只剩下了這哥倆，所以漢文帝對這個弟弟非常的好。
然而，這種好，其實是一種捧殺，就是先捧你，再殺你。
淮南王劉長在呂后時期就多行不法，到漢文帝在位更加跋扈囂張。
而漢文帝就這樣捧著他，慣著他，直到劉長覺得自己天下無敵了，開始玩陰謀準備造反，漢文帝立刻動手收拾了他。
這不是我不重視兄弟感情，是你自己找事的。就別怪哥哥了。
而在如何處置自己弟弟這件事上，漢文帝充分展現了自己的帝王心術。
他沒有殺死自己弟弟的身體，而是殺死了他的驕傲。
淮南王劉長這樣一個性格張揚、不會掩飾自己又特別驕狂的人，漢文帝沒有殺他，殺他會落得一個殺兄弟的罵名，他把劉長流放到天涯海角，徹底失去了自尊和自由的劉長，在路上絕食自殺了。
就這樣，翻雲覆雨之間，漢文帝除掉了一大強藩，還沒有給人落下任何欺負、殺害兄弟的口實。
漢文帝的高超帝王心術，也遺傳給了自己的兒子漢景帝。在對付野心勃勃的諸侯王方面，漢景帝的棋下的更加漂亮。
漢景帝時期，爆發了吳楚七國之亂，叛軍主力直逼當時的梁國。
一邊是強兇霸道的吳楚七國叛軍，一方是雖然是自己親兄弟，但同樣實力強悍的梁王劉武。漢景帝的母親竇太后非常喜歡劉武這個小兒子，曾經逼著漢景帝許諾千秋之後把皇位給他，這樣一個人，漢景帝是不喜歡的。
於是，他動了一些腦筋，讓梁王劉武把吳楚七國的主力堵在梁國，然後任憑劉武怎麼求救，漢景帝就是打哈哈。
這叫什麼呢？這叫驅狼鬥虎，最好的結果就是虎和狼一起死掉，再不濟，一個死掉，另一個元氣大傷，到時候也好收拾。漢景帝在一邊看戲，最後的結局是吳楚叛軍覆滅在梁國境內，而梁王劉武也損失極大，基本喪失了競爭帝位或者搶戲的實力。
對待功臣，漢景帝玩的手段也和漢文帝差不多，漢文帝玩了周勃，他兒子玩了周勃的兒子周亞夫。周亞夫是平定吳楚七國之亂的大功臣，而他和他老爹一樣，也是一個勇夫，沒太高的情商，在漢景帝面前比較跋扈。
於是，漢景帝就設了一個套，套路周亞夫。他請周亞夫吃飯，主菜是一塊超大的肉，但不給周亞夫刀。於是周亞夫這個直腸漢暴怒了，在皇帝面前大呼小叫。
漢景帝等的就是這個機會，於是周亞夫領了一個君前失儀的罪名，回家反省。在回家反省期間，周亞夫又因為兒子給自己準備陪葬器物的事情被人告發，最後在監獄裡絕食自殺了。
就這樣，漢景帝也在悄無聲息之間，消除了威脅皇位的隱患，把權力收回了自己手裡。
千百年來，人們對漢文帝、景帝父子治下的“盛世”很是推崇，稱頌那個時代社會安定、國富民強，不僅人口數量和財富激增，而且社會風氣積極向上，到處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幾乎可以跟堯帝、舜帝時期的“大治之世”相媲美。後世史學家在描述“文景之治”時不吝讚美之詞，比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便稱讚當時“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如果只看史籍的正面描述，那麼“文景之治”的確是個令人憧憬的時代，其成就確實值得歌頌。但若是拋棄先入為主的觀點，通過對史料進行深入地分析，尤其是對當事人的議論來做詳細的解讀，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所謂的“文景之治”其實是一個貧富懸殊現象極為嚴重、百姓充其量只能填飽肚子的時代，如果非要稱它為“盛世”，那也不過是一個“飢餓的盛世”。
首先，文、景時代的貧富懸殊現象極其嚴重。西漢初年崇尚黃老學說，實行“無為之治”，這固然有利於百姓的休養生息，但與此同時，卻也助長了貴族、豪強和商賈等勢力的“野蠻成長”。憑藉著與官府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極為雄厚的財力，這些人瘋狂地兼併土地，從而迫使大量的自耕農破產，或淪落為流民，或被迫成為他們的佃農。
兼併者集團在侵佔大量的土地後，一方面向佃農徵收多達50%的地租，一方面則按照國家頒佈的稅率，向朝廷繳納稅率極低的地租（三十稅一，即3.33%），從中賺取數量極為驚人的差價，迅速積累起龐大的財富。而接下來，他們又會繼續進行新一輪的土地兼併，如此循環往復，漸漸地便使得社會上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狀（見《漢紀·武帝紀四》）。
再者，文景之世的百姓生活極苦。雖然跟秦末漢初相比，“文景之治”下的百姓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但充其量也就是能吃飽肚子，不至於餓死而已。原因無他，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和徭役極多，令百姓窮於應對的同時，難以實質性提高生活質量。根據史料記載，漢代的賦稅約有二十種名目，主要的是“田稅”和“口賦”，此外還有各種名目的徭役。雖然田稅稅率極低，但口賦和徭役卻很沉重，而這也是造成漢朝百姓困苦的根源之一。
“文景之治”的百姓生活有多苦？可以在當時名臣晁錯、董仲舒的奏議中窺見一斑。作為景帝時期的御史大夫（副宰相），晁錯在《論貴粟疏》中不無沉痛地提到，當下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戶，每年辛苦耕種一百畝土地，要應對官府的各種稅目和徭役，如果趕上風調雨順的好年景，尚能填飽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災荒之年，則難免會忍飢挨餓，有甚者還要售賣兒女、田宅來完稅或應付徭役。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覆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見《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
與此同時，董仲舒在向漢武帝上書時，也曾議論到“文景之治”下百姓生活的現狀，稱他們穿的是破衣爛衫，吃的是豬狗食，如果不肯做豪強的佃農，往往會在生計無著的情況下淪為盜匪，這樣的人往往成千上萬，難以禁止（“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引文同上）。
雖然“文景之治”並非想象中那般好，但若把它跟秦末漢初或漢武帝時期作對比，卻也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成就。畢竟，“文景之治”下的百姓還能填飽肚子，生命權還能得以保障，但如果不幸生活在秦末或漢武帝時期，那麼百姓們極可能去做“炮灰”，若平安地過完一生，簡直跟中了“六合彩”一般幸運。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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