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进士的初仕以及他们未来的仕途升迁不同程度地受到科甲名次、任官时间以及铨选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清代甘肃进士总计343人，其中有13人历经宦海沉浮升迁至高位。在他们的仕途履历当中，入职翰林院研修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这些士子出仕后投身于地方事务，参与地方书院修建，担任书院主讲、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编纂地方志书，对地方文化教育等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在为封建制度选拔人才、更新官吏血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定意义上，科举人才数量上的增减可以衡量该地区经济实力、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科举考试制度发展至清代时期，已经逐渐到达顶峰，因此考试取士与授官制度也越发成熟。士子们考中进士后，必须严格根据甲第进行授官，授官后才算真正踏入仕途。

清末的甘肃一隅

清代甘肃进士的初仕

清代进士的初仕官职，主要根据进士的甲第进行授官。通常三鼎甲中的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职翰林院编修。由于在整个清代“甘肃省则首选皆无之”，因此不需考虑清代甘肃进士中的三鼎甲初仕状况，只将其分为翰林院庶吉士、二甲以及三甲进士，莫名的有些无奈。

清代甘肃二甲、三甲进士初仕

根据人数统计，清代甘肃进士中二甲76人、三甲267人、翰林59人；翰林中包括二甲33人、三甲26人。翰林院的庶吉士虽然也属于翰林院，但是他们还需要在翰林院进行三年的学习，然后再通过散馆考试之后才能正式授官。因此，翰林院庶吉士也属于未仕官员的范围。所以为了便于统计，将二甲、三甲中的翰林院庶吉士从二、三甲第当中减去之后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表1、表2所示。

以顺治、康熙年间张晋等进士初仕情况来分析甘肃二、三甲进士的初仕状况。“顺治三年，二甲一名至五十名，除部主事；五十一名至三甲十名，除中、行、评、博；十一名至二十名除知州；二十一名至五十名除推官；余除知县。”

顺治年间，甘肃中式士子中有进士8人，其中7人的初授官职在方志中均有记载，根据他们的初授官职资料，可以与《清会典事例》当中的史料记载相互应证。张晋，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科，3甲188名，出宰丹徙县。彭翮，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科，3甲51名，任推官。黄虞再，顺治十二年（1655年）乙未科，3甲262名，初授浙江西奉新令。慕天颜，顺治十二年（1655年）乙未科，3甲192名。蒲衍，顺治十八年（1661年）辛丑科，3甲248名，授广西藤县知县。杨纯臣，顺治十八年（1661年），3甲280名，官山东青城知县。

学子们等待放榜的盛况

他们的最初授官，都是严格按照制度规定所进行的，位于三甲五十一名之后的，均授以知县的官职。顺治年间，因为王朝初建，朝廷急需人才，因此这个阶段是进士授官的最好阶段。

康熙朝时期，二三甲进士任职出现了新的变化。康熙三年（1664年）规定：“二甲进士授推官，三甲进士授知县；康熙六年（1667年）规定：二甲进士同三甲进士俱以知县用。”康熙朝甘肃中式士子中有进士19人，根据史料所记载以1664年为节点，分别对比康熙三年（1644年）甲辰科进士梁联馨、康熙九年（1670）年己未科进士张辅宸分析康熙朝甘肃二、三甲进士的初仕。梁联馨，康熙三年（1644年）甲辰科，2甲11名，授内阁中书。张辅宸，康熙九年（1670年）己未科，3甲224名，官江西信丰知县。康熙朝与顺治时期相比，二甲前五十名授部主事，康熙朝二甲授中书，三甲其余士子均授知县。虽然不如之前名次与官职划分地明确，但是大体授官仍然按照朝廷规定有条不紊地进行。

清代甘肃翰林初仕

清代甘肃翰林初仕表中列举了清代翰林的初仕情况。翰林们刚进入仕途时的品级并不高，翰林院编修是正七品官，而检讨与中书属于从七品，与此同时翰林院的工作也比较清苦。秦安翰林安维峻，“

清代甘肃进士的仕途

清代甘肃进士总计343人，绝大多数进士在地方传记资料当中都有记载，其中会介绍他们的中式年份、仕途迁转以及他们对于地方社会的贡献等等。通过解读地方志中关于进士仕途迁转的记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探索他们仕途变化。我们根据地方传记资料以及清史稿中的资料，将清代甘肃进士达到的最高官职进行统计。

清代甘肃进士初授官职时：知县、教授、主事、编修、检讨、内阁中书以及国子监学正，这些都属于他们考中进士之后的初仕官职，总共228人，加上未仕的18人，不详仕途的19人，那就说明只有78人得到了升迁，其中达到从四品及以上的有13人。他们分别是：宋朝楠、谢王宠、孙诏、巩建丰、张绶、秦维岳、牛鉴、俞德渊、刘永亨、牛树梅、慕天颜、何宗韩、张煦。

清朝在选取人才的方法上基本沿袭明朝的制度，并且在其基础之上不断进行完善。科举选官制度为王朝统治输送新鲜血液。历朝统治者尤其重视中高级官员的培养，从科举考试中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地为国家发展储备人才。同时国家制定一系列政策，为他们创造学习机会，如翰林院庶吉士就可以在翰林院中继续研修，而不是立刻从政。进一步研修、留京察看等政策都为官员进一步学习奠定基础。清代甘肃进士中达到高位的总计13人，以翰林院编修、检讨作为初授官，最后升迁的有9人，约占其总体的70%。这就说明科举中式者曾经入职翰林院研修的经历，通常会使得他们获得比其他人更快捷的升迁途径与机会。

清代甘肃进士与地方社会

进士是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不论他们所处何种功名、官职显赫与否，他们都希望能在自己的故乡或者是地方上做出一定的贡献，也不算是辜负自己多年所学。甘肃进士中回归地方的既有官职较低的教谕、知县，也有富有盛誉的一方大儒。他们不论以教谕、教授的身份传授知识，还是以书院山长的身份培养学生，都是在地方上辛勤耕耘，为地方教育事业浇灌出大量人才。

贡院外景

从事教育事业

秦维岳，皋兰人，乾隆五十五年庚戌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至湖北布政使、按察使。捐修江汉勺庭书院，助公车费。滑县军兴，率盐商输金二百万两佐饷。率以母老引疾归。维岳性至孝，父殁，庐墓三年，母殁亦如之。家居二十年，置义田赡宗族。倡建五泉书院而为之主讲，后移讲兰山，训士务以先儒正学为宗。所著《听雨斋山房诗文集》若干卷。弟维峻，乾隆五十三年举人，知陕西阳城县，有慧政。维岳、维峻修《皋兰县志》未卒业，其子恩嘉踵成之。

秦维岳回乡之后，不仅为宗族中置办义田，还在兰州府修建五泉书院的过程当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自己先捐银1000两，同时其他地方绅士也捐赠了544两，用这些银两作为学校运转的经费。并且他还在兰州府属的五泉书院以及省属的兰山书院中担任主讲，根据硃卷资料中记载：颜履敬、李培滋等都是他的学生。

任其昌，秦州人，他曾经在天水书院担任主讲，魏鸿仪、哈锐、刘永亨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同时他还会资助应试的举子，帮助他们解决科考应举的经济问题，为地方教育事业作出极大的贡献。当时的学政胡景桂和总督杨昌濬以“事亲至孝，教士有方”上奏朝廷，因此朝廷特赏他员外郎衔。

任其昌,泰州人，咸丰壬午举于乡。春闱再踬，徒步归。旋丁父忧，笔耕养母。同治军兴，筹措地方事，多所匡益。四年乙丑登进士第，观政农曹，充山东司主稿,因公赏，递加三级。以母老告归，主讲天水书院，振兴文社，士之应科举者，咸得资助。居母丧，尽哀尽礼，移主陇南讲席。值岁大祲，佐州牧筹捐济饥民,必公必慎。嗣是凡有公事,当事必延会商，成全者大。主讲二十余年，门下登甲科,膺乡举者约近百人。学使胡景桂暨总督杨昌濬以‘事亲至孝，教士有方’会衔入奏,特赏员外郎衔。

编纂地方志书

清代自从康熙朝开始，朝廷曾多次下诏要求修撰地方志，方志编修的兴盛促进了方志理论的成熟。一般来说地方志虽然都由地方官员主持编纂，但是其中主要资料的搜集以及编写，大多是由地方上的士人完成的，他们在为清代甘肃地方资料的编纂以及甘肃地方的史料保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维岳在《皋兰县续志序》中提到：“乾隆戊戌岁，邑黄西圃孝廉建中续修县志。今阅六十年，山川犹是，风物依然，其间忠孝节义以及人文武功之盛，不有以表扬之，无以兴观感，且恐久而就湮也。”秦维岳与弟弟秦维峻一起编修《皋兰县志》，虽然他们两人没有完成，但是最后仍然由他的儿子秦恩嘉完成父辈的使命。

皋兰书院书画图

历史上像秦维岳这样士子还有很多，他们只是无数清代甘肃进士中的个别，但是他们身上想要传递的思想与信念却与无数士子想表达的是一样的，数十年寒窗苦读，一朝入仕，等到他们回乡之后，会感念家族支持、乡邻互助、恩师关怀，这种种的一切都源于养育与滋润他们的故土，

总结

清代甘肃进士初仕的官职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科甲名次，朝廷主要根据进士科举的甲第进行授官，他们未来的仕途升迁也深受其影响。

清代甘肃进士总计343人，其中228人的仕途就止步于初仕官，约占总人数的66%，且他们官品都在正六品以下；仅有13人历经宦海沉浮升迁至从四品以上。在他们的仕途履历当中，入职翰林院研修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清代甘肃进士们入仕为官，等到离开官场之后回到各自的地方则以另外的身份参与地方建设。数十年寒窗苦读、无数次宦海沉浮，这些都为他们的人生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用为官所得建设地方教育，以毕生所学倾注于地方文化事业。他们修建书院、参与编纂地方志书，为地方人才的培养与教育发光发热，也为地方资料编纂、史学资料的留存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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