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制度，百官奏事，民人称臣，旗人称奴才。但是旗人、民人联名上奏时，落款处无论满汉旗民皆称“臣某某”。
“奴才”之称始于西晋，当时匈奴帅刘渊效力与成都王司马颖麾下，但是司马颖不纳忠言指挥失当，所以刘渊私下里骂道：
“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
但是古时“奴”与“驽”通，这个“奴才”很有可能是“驽才”，也就是“蠢材”。是刘渊对司马颖的放弃邺城要地，逃窜洛阳的不满，可以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何况此时成都王司马颖是皇太弟、丞相，而刘渊的身份则是北部单于、参丞相军事、卢奴伯二人身份悬殊，称彼为奴才自然不会有什么等级意识，要是有，恐怕也是要反过来的。
此外《刘曜载记》中也有匈奴汉臣田崧骂氐酋杨难敌的话：
"若贼氏奴才，安敢欲希觊非分！吾宁为国家鬼，岂可为汝贼臣？何不速杀我"？
总之，根据文献，最早使用奴才一词的基本都是五胡番邦，中原人很少使用，而且即使用了这个词，也是在骂人，而非用于自称。
至于当时胡汉臣僚对君主、上司奏对问答时，所有的正式自称都是“臣”。
不过自唐朝起内臣便自称为奴，比如官拜尚父、司空、中书令的李辅国就对唐代宗说：
“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
残唐五代之际，小晋王李存勖要继承唐家社稷，宦官张承业反对道：
“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
人臣以“奴”自诩始于辽金。尤其是金朝制度，国人（辽之契丹人、金之女真人）称国君为“郎主”、百姓称长官为“郎君”。郎主、郎君本是家中奴仆对家主公的称呼，北境诸国风俗粗野，所以就将这种习惯带入官场，犹如今日一些公职人员称领导为“某总”、老大一样，因此辽金的官员也就自称为奴婢，以相对应。这要说一下的是，虽然金朝对于今天的我们是一个失落的时代，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说出除了《说岳全传》之外，这个存在了百年占据了北境的王朝还剩下些什么。但是在中国历史上，金朝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影响，比如说宫殿使用黄琉璃瓦、刷红墙的审美······
比如《水浒传》中征讨大辽国的那部分中，很多描写大辽国的片段其实是描写的大金国，比如统军上将兀颜光就拥有一个女真人的姓氏，而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形象正是对女真族群中“黄头女真”相貌的复原。而书中也有兀颜光对大辽郎主自称奴婢的描写：
“······只见班部中兀颜都统军出来启奏郎主道：「宋江这一伙草贼，招安他做甚？放著奴婢手下，有二十八宿将军，十一曜大将，有的是强兵猛将，怕不赢他？若是这伙蛮子不退呵，奴婢亲自引兵去剿杀这厮。」”
日本《水浒传》插图，兀颜光统军向大辽郎主辞行。
金朝留给后世最普遍的遗产——黄瓦红墙的审美。
这种习俗，一直在东北亚的保存着，比如现在很多人常常引用的就有《清稗类钞·称谓类》中关于清朝起家时向朝鲜王朝称臣的记载：
“当未入关以前，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其表文，自称‘后金国奴才’”。
这要说一下，所谓的“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后金国奴才”那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但是满洲的前身，建州女真向朝鲜王朝称臣纳贡的记录确实是不绝于史，比如作为胡里改万户府诸酋之一，初代建州卫指挥使阿哈出就曾在洪武二十六年、洪武二十八年、洪武三十一年频繁的向朝鲜王朝进贡；原斡脱怜万户府的女真夷目猛哥帖木儿在永乐二年，也曾经将自己的兄弟和养子送往朝鲜王朝的宫廷担任侍卫······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因阿哈出、猛哥帖木儿并没有被朝鲜王朝册封为万户或千户这种边帅的职衔，所以在进给朝鲜君王的表章上不称臣而称奴才，也是顺理成章。
清廷崛起辽东后，旗人于汗王佛爷驾前自称奴才，民人为官于天子处自称为臣，似乎已是惯例。再往后虽然绿营行伍也自称奴才，以示自己为“天子爪牙”。但是，在乾隆一朝，逐渐地有八旗臣民开始在奏折中称臣，而不是“奴才”，这让素来以英察自负的乾隆帝十分不满，于是在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乾隆帝下谕旨强调旗人，尤其是满洲大臣在奏事时一定要自称“奴才”：
“谕军机大臣等。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也就是说，满洲大臣们，在公事奏折上要称臣，但是请安、谢恩等比较“私人化”的奏折就要自称“奴才”。这等于是给全社会发信号，告诉全大清国数万万百姓，皇上喜欢你们自称“奴才”。于是各地官员望风希旨，不仅是请安、谢恩，即使是公务奏折也自称“奴才”，以示和皇帝的亲昵。
其实，认识乾隆皇帝，是危险的。
自称奴才的清代奏折。
自古名不正则言不顺，乾隆帝喜欢臣民以奴才自任的表态加快了世道人心的堕落。为了矫枉过正，道光五年，朝廷下旨：
“向来督抚等奏折，有关地方公务，例俱称臣。从前乾隆年间，屡奉圣谕饬各省，自应永远钦遵。近日各省奏折，不能划一，殊属未协。
嗣后各省旗员督、抚、藩、臬除请安谢恩外，凡奏事具折，著一律称臣”。
虽然道光帝如此申谕的明白，但是未过多久旗人为官者便故态复萌，继续不分场合的向皇帝称“奴才”，而从此之后清帝也不予追究。而武将如杨芳辈虽是汉人，奏事时也有自称奴才的例子。考虑到武将无论满汉，皆是帝室爪牙，等同家奴。而满人起家之初全民借兵，官职也大多文武通用，所以旗人虽为文学儒臣，然其名仍隶伍籍，与民人文臣自有不同。
也就是说，在嘉庆、道光之际，称臣称奴才实际上的依据是文武之分。但是在洪秀全掀起了太平天国之乱的滔天战祸之后，八旗绿营一败涂地，而湘、淮诸将则少有称奴才者。由此也可以看出清廷气数的盛衰和权柄的转移。
至宣统二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命诸臣无论满汉皆一律称臣，于是奴才之称在外朝遂废。但是上谕中却莫名其妙的引用乾隆帝谕旨中的那句“臣即仆，仆即奴才”之语，以示“臣”就是“奴才”。当时清廷以预备立宪、革新政治而自诩，但是突然说出这种人头畜鸣之言，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以至于朝中英雄、在野缙绅本无异志者也被朝廷的“机关莫测”给伤得不轻。
后来辛亥事起，祸不旋踵，也许是大清朝三百年来一直视臣民如犬马奴仆的报应。
法国浪漫主义者想象中的清朝皇帝上早朝。
真正的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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