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明清时期中朝使团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了某些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下马宴”和“上马宴”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这个规定形成于明朝初年，后为清朝所继承前后延续 500余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朝关系的稳定性。
明清时期朝鲜使团入境以后，根据当时的外交礼仪，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给予 “筵宴”招待。其中有些是随意性的：如皇帝赐宴。有些则是规定性的：比如“下马宴”和“上马宴” 。
就后者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和惯例从明朝到清朝实行了五百多年，其自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
一、明朝时期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所谓“下马宴”是指朝廷专为迎接朝鲜使团所举行的宴会有接风洗尘的意思。相对于此 “上马宴”是指朝廷专为送别朝鲜使团所举行的宴会，有一路顺风的寓意。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无论“下马宴” 还是“上马宴”都是朝鲜人的说法，在明清会典中并没有相同的词汇。而且在朝鲜人所说的“下马宴”和“上马宴”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裴三益《朝天录》记载:万历十五年 (1587)作者作为陈谢使前往北京渡鸭绿江时，前义州地方官在义州官署为其举行“下马宴” ，几天后又在鸭绿江边点军亭为其举行“上马宴”
这里所提到的“下马宴”和“上马宴”就是广义的“下马宴”和“上马宴”。而我们所要研究的则是狭义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明朝的“下马宴”和“上马宴”始于何时很难确定，其原因主要在于嘉靖之前存世的朝鲜汉文 使行录较少，但我们仍然能从有限的记载中发现某些迹象，如权近的《奉使录》：洪武二十二年 (1389)权近奉命出使金陵，在金陵曾有《奉天殿朝见后赐宴于会同馆》诗:
“金门辟，千官玉佩齐，轩墀仙仗集，宫殿瑞云低，帝泽论肌洽，伶才夺眼迷，赐宴那避酒，兀兀醉如泥”
另有《初八日进谢赐宴仍辞》诗:
“晓随群入金门，咫尺天威望至尊，风送炉烟香满殿，云移仙仗日临轩。公堂赐宴恩难谢，禁陛辞归语更温”
诗中有几点与后来“下马宴”和“上马宴”相合:一是赐宴的地点在会同馆。二是有乐舞表演。三是公堂赐宴模式化。
由此看来这应是较早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
据《大明会典》记载:
明朝初年凡使团到京，皇帝往往在宫中赐宴，洪武二年(1369)改为使团到宫中朝见后，回到会同馆参宴。由礼部主持。永乐以后，凡外国朝贡钦命宦官与文武大臣或学士等待宴，朝鲜使臣则明文规定由礼部官员待宴。
《大明会典》还记载:凡有藩国进贡，按例钦赐筵宴一二次。朝鲜筵宴二次，每次筵宴礼部要先确定筵宴日期，奏请大臣一员待宴。然后命光禄寺备办酒席，会同馆准备场地。教坊司提供乐舞，鸿胪寺安排通事及鸣赞供事，仪制司为每位赴宴者准备一枝宴花。如果使臣数多分为两日进行，如果遇到禁屠斋戒等事，推移三四日举行。
很明显会同馆赐宴之事始于洪武二年(1369) ，赐宴时各司的职责和分工也应同时形成。但为朝鲜使团二次设宴，即“下马宴” 和“上马宴” 的规定可能要晚于这个时间。因为皇帝赐宴对使臣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如果有“下马宴”和“上马宴”之说，肯定会在«朝天录»中有所反映。
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月明朝“更定藩国朝贡仪” ，对原来的某些规定进行调整、但这次也没有确定“下马宴”和“上马宴”。因为朝鲜使臣李詹，建文年间曾两次前往南京，往返路上他留下很多诗作。包括南京城内的一些活动，但却没有提到赐宴之事。如果有两次赐宴必定会在其诗作中有所反映。
到永乐时期，特别是迁都北京以后因为“朝鲜益近”，可能就在这个时候 “下马宴”和“上马宴”制度形成了。嘉靖以后《朝天录》对“下马宴”和“上马宴” 记载增多，对这些材料略加整理，有利于我们对“下马宴”和“上马宴”整个发展过程的清晰了解。
嘉靖十二年(1533)皇太子诞生朝鲜政府，派遣进贺使团前往北京。苏世让在《阳谷赴京日 记》中记载了“下马宴”和“上马宴”的情况:嘉靖十三年(1534)闰二月十三，明朝政府在玉河馆设 “下马宴”。押宴官员为太监黄锦和礼部尚书夏言 。
“押宴太监黄锦礼部尚书夏言乘轿入来，即于阶前拱立。迎入精膳司员外郎毛□、亦来序班等，引立阶上行向阙五拜，又进尚书前行再拜，礼后各就位设宴。备呈杂戏行七爵乃罢，又行向阙拜而退，太监先出尚书次出”
十余天后的闰二月二十六举行“上马宴”:
“赴上马宴于会同馆，夏尚书及太监麦福承命押宴，仪如下马宴”
嘉靖十六年(1537)朝鲜进贺圣节使到达北京后，九月初六明朝政府为其举行“下马宴” 。此类记载还有许多，不一一而叙。
万历二年(1574)朝鲜贺圣节使团前往北京，同年八月十六明朝政府在会同馆为其举行 “下马宴” 。据赵宪«朝天日记»记载:这次押宴的官员是礼部尚书万士和
“初坐东廊,提督送茶,俄有光禄少卿来视,设馔,提督迎揖于堂檐下序,班等祗迎送于月台下,将出,郎中等相列立于而揖,送至乘马处(大门内庭中)又三揖,以让请入….下庭中向阙一拜三叩头.又再拜于尚书而退….尚书让而乘则郎中揖尚书微揖”
八月二十六在会同馆举行“上马宴”.押宴官员仍然是礼部尚书万士和。
据赵宪«朝天日记»记载:
“他外国则只有下马一宴，而我国使臣则别设两宴以慰之。其见宠厚如此….故以皇朝之圣制,亦因而不改.岂非厥典而也哉,只知以此为娱”
万历三十二年(1604)有朝鲜使臣对“下马宴”和“上马宴”做过总结:
“宴有上下马宴,下马宴于到馆六七日内行,上马宴于临行五六日间行.”
后金占领辽东以后，朝鲜使团过海前往北京。 “下马宴” 和“上马宴” 照常举行，天启四年 (1624)朝鲜奏闻使团到达北京。明朝政府为其举行“下马宴”和“上马宴”。据李民宬«癸亥朝天 录»记载:
天启四年(1624) 二月十一日领“下马宴”“朝以吉服，诣会同馆。尚书林尧俞押宴，亦吉服入，就阙牌前西向立…尚书命阅视馔品，极示优厚，七勺而罢”
直到崇祯九年(1636)，金育等出使明朝，第二年返回。据其《潜谷朝天日录》记载由于清朝进攻，朝鲜并迫使其投降。国难之中没法举行上下马宴，故折银56两免宴.
这是朝鲜使团最后一次出使明朝，作为礼仪制度而言，明代不同时期举行的 “下马宴” 和“上马宴” 有如下几点是共通的:
第一：前来押宴的均为礼部尚书，即主管明朝外交活动的最高长官，而且万历之前还有皇帝身边的大宦官参与押宴，可见明朝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第二：仪式中都要拜阙，有的是龙亭，有的是牌位，明确表示宴会为皇帝御赐的特点。
第三：因为特殊原因可以“免宴”。但“免宴”的银两可以带走。这就是所谓的“折宴” 。
第四：从食品到歌舞都安排得非常周到，体现主人积极维护双方关系的良苦用心。
总的来说无论是 “下马宴”还是“上马宴”从始至终都贯穿着儒学的礼制精神，有明一代朝鲜使团进入中国，除了在北京会同馆举行“下马宴”和“上马宴”招待之外，按照明朝政府的规定，回还之时经过重要的行政中心要“茶饭管待”。允许总兵、三司、府卫正官二三员陪同。比如宣德三年(1428)朝鲜使团回国，路经永平府由永平府加以宴请，而经过辽东的时候宴请的机会就更多。
二、清朝入关前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清朝在入关之前与朝鲜多有交往，双方使臣往来频繁。设宴款待亦属常事。虽这个时期也有 下马宴和上马宴之称，但这并不是制度化意义上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而制度化的“下马 宴”和“上马宴”则要从崇德元年(1636)开始。
这一年清朝与朝鲜正式确立起宗藩关系，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崇德元年(1636)清朝政府规定:朝鲜国贡使至东京(辽阳东京城)宴请一次，至盛京礼部宴请一次，在朝鲜馆宴请一次， 回至东京宴请一次，总共宴请4 次.
“清人来报我国，使行初十日渡江，满月介求见宰臣，问中朝待我使之礼，宰臣援例以答” 《昭显沈阳日记》就是说，从此清朝统治者要按照明朝的仪式来接待朝鲜使团。当然也包括“下马宴” 和 “上马宴”了。
三、清朝入关后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清朝入关以后完全沿袭明朝的制度，特别在处理与朝鲜关系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顺治初年，朝鲜国王往往派遣与清朝有密切关系的王子出使，如麟坪大君李渲就曾出使北京，为此清朝政府于顺治元年(1644)特别规定:
“朝鲜王弟来朝，差礼部司官、光禄寺官往山海关迎接，燕一次。遣侍郎往三河县迎接，燕一次。到京日遣尚书在馆，燕一次，朝见毕赐恩燕一次，在部燕二次，在馆燕二次，回日饯送筵燕与来时同”
同年规定:
“凡朝鲜差来正副使至山海关，驻防官陪燕一次，到京朝见后在部燕一次，回日燕一次，饯送筵燕与来时同，其领时宪书赍咨官，在部燕一次”
《大清会典事例》最后修订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这说明如上记载“下马宴”和“上马宴”这种仪式在顺治初年被重新强调，后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虽然如此，清代的“下马宴”和“上马宴”与明代还是有些区别。特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仪式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顺治六年(1649)朝鲜谢恩使团到达北京，五月十七清朝政府在礼部为朝鲜使团设“下马宴”。“尚书曹姓汉人押宴，见吾冠带，凝泪满眶，此人早有重望，曾在皇明之朝为礼部尚书，见时事日非，辞职归家，清人闻有名望，招致任用云”
这里只提到由汉尚书曹某主持“下马宴”。但“下马宴” 和“ 上马宴”具体仪式如何却只字未提。
康熙七年(1668)朝鲜使团到达北京，但迟迟未行下马宴，行期没法确定。在朝鲜使臣屡屡催 问下，最后举行“下马宴”:
“使臣们穿上朝服，前往礼部，汉尚书郝惟讷押宴。首先向北行拜阙礼，然后入席。尚书西向坐，使臣们南向旁坐。员役在臣等之后重行，行茶后，进馔，献酒三杯后又起就阶，上拜后相揖罢归”
四天后举行“上马宴”，礼部侍郎至馆舍举行“上马宴”：
使臣等“出中门外，揖入就西庭。北向叩拜，引至中堂分宾主而坐，礼官坐东，臣等坐西，员役堂上坐臣等后，其余坐庭西，以地窄，故宴毕就庭又北向叩拜揖，送至中门外而还。
从诸多《燕行录》的记载来看，清朝延续了明朝下马宴和上马宴的传统，但也些区别。如明朝无论下马宴和上马宴都在会同馆举行。而清朝下马宴在礼部举行，而上马宴则在使团驻地馆舍举行。筵宴的主席俗称押宴，明朝一般是由礼部尚书和礼部侍郎担任，但多数情况下，宦官也要参与。
但清朝比较固定，下马宴一般由礼部尚书主持，有时用礼部侍郎，但这样的情况很少。而上马宴一般都由礼部侍郎主持，但是有时也有特例。据权以镇《癸巳燕行日记》记 载:雍正二年(1724)在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押宴竟然是所谓“十二王”。朝鲜使臣在这里提到的十二王就是雍正皇帝的十二弟履郡王允祹，当时负责礼部事务。
“王主壁东向坐，使臣坐其右南向，通官侍立王左，我行员役坐使臣后，受馔ꎬ宾主相距不数尺，宴床极丰侈，器皆叠，”宴罢回馆，当行“上马宴”
此外清代与明代在礼部举行的下马宴上也存在差别，礼部下马宴”要有望阙礼、见堂礼、宴礼、谢恩礼、别堂礼。望阙礼要在入座前举行，也就是先给皇帝叩头，代替御座的有所谓的 “龙亭”，没有“龙亭”就设皇帝牌位，如果没有牌位就向北方行礼。
尚书在前，使臣在后，面向阙位站好，在赞礼官的口号声中行三跪九叩头礼。注意，明朝望阙礼是一跪三叩头，行完望阙礼后，要行见堂礼。见堂礼就是使臣向押宴官（礼部尚书或侍郎）行礼，规范的见堂礼是一跪三叩头，但“上马宴” 免见堂礼。
宴礼的流程大略是入座、行茶、上菜、行茶、上馔、上羊肉、进酒、撤膳。礼制文化对座次很讲究。就下马宴而言，一般情况，尚书或侍郎座位在东，郎官等座位在其后，使臣座位在西，面向尚书或侍郎。其他官员的座位在其后，仆人座位在庭中，也就是院子里。入座以后行茶一杯。 然后是上菜馔。
无论下马宴还是上马宴，菜肴都是非常丰盛的。以致有的使臣在描写其丰盛程度时，直接把其称为盛桌。一般情况下是“酒三巡”后结束筵宴，离开桌子。以后的首要事情是再行望阙礼，仍然是三拜九叩头以表谢恩。然后是谢堂礼，此礼有时可免，这要看押宴官的态度。最后使团离开礼部，返回其驻地。
任何一种规定，行之年久都有向形式化发展的趋向。为外交使团举行的筵宴也是如此，最初使团刚到北京，礼部即为其举行下马宴，一个月后礼部再为其举行上马宴。基本符合下马宴和上马宴设置的初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团到达北京以后迟迟不举行下马宴。直到要离京前才做这件事情，数天后再举行上马宴，使团就离京了。
故礼部通知举行下马宴，实际成为批准使团离京的一种信号。这种做法已经背离了举行下马宴的初衷。从现存文献看，这种情况可能在康熙初年就已出现。经过一段时间，下马宴往往安排在离京前，午门受赏后举行。即上午到午门受赏，午间到礼部参下马宴，晚上有时是在使团住处举行上马宴。也就是说下马宴与上马宴在同一天举行。
最早下马宴和上马宴同一天举行的记载。出现在赵荣福的«燕行录»中，康熙五十一年 (1712)朝鲜使团驻在智化寺，六月初五到午门领赏，然后到礼部行下马宴。这次由礼部侍郎王顼蛉押宴。后来又有下马宴和上马宴分开进行的例子，但这样的情况很少，绝大多数情况是把两宴合并到一天举行。朝鲜使团出使中国例有上下马宴。但有时出现特殊情况，不能举行筵宴就得“免宴”。
嘉庆三年(1798)，朝鲜使团到达北京，恰巧赶上太上皇乾隆皇帝逝世。国家大丧自然免宴，但却采取了变通办法，由内务府施赏鹿5首、熊5首、山猪3首、獐3首、野鸡20首、大生鲜3尾，小生鲜20尾，鹿古鹿尾各10尾等.
一般来说，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筵宴，特别在礼部举行下马宴，参加者只有朝鲜使团的成员。但有时也有例外，如与琉球使团一起赴礼部参加下马宴等。
乾隆五十八年(1719)，朝鲜冬至兼谢恩使团到达北京，次年正月二十四前往礼部接受上马宴，关于这次筵宴，朝鲜使臣李在学曾记述说:前往礼部参宴的有朝鲜正使、副使、书状官以及从人57人，礼部押宴官是礼部侍郎多永武，宴会内容和仪式与其它年份的“下马宴”和“上马宴”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在座的还有琉球使团。
结语
下马宴、上马宴都属于国宴性质，其场所和仪式非常严肃的。本文通过有关的中国文献和朝鲜汉文文献，对明清二朝下马宴和上马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
作为礼仪制度下马宴、上马宴实行了五个多世纪，从明朝到清朝其基本原则和操作程序，没有大的变化，可见明清与朝鲜之间关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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