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其承诺也被认为是一言九鼎。然而，在他认为皇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偏偏又说话最不算数，李善长之死就是这样一个实例。
在朱元璋心目中，李善长是大明开国的头号功臣，无论是辅佐自已夺取江山，还是后来帮助他治理天下，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年俸四千石，关键是还得到了皇帝赏赐的“丹书铁券“一枚。
在这枚“丹书铁券“中，朱元璋称赞李善长，说他功绩超过了汉朝的萧何。并明确规定:“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勋。"但朱元璋的“免死三次“是有条件的，就是“逆谋不宥“，若犯谋反之罪不在免死之列。实际上，朱元璋掌握着免死的“最终解释权"。
早在洪武四年，李善长就识相地辞去了左丞相的高位，致仕回乡，这样一来，他与朱元璋相处得很融洽。洪武七年，朱元璋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提升为太仆寺丞。洪武九年，更是将自己的长女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长子李祺，使李祺成为驸马都尉。
功勋卓著，“丹书“在手，皇亲国戚，按说李善长应该可以平安终老了吧！其实不然。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胡惟庸是李善长一手提拔的，又是他向朱元璋推荐其任左丞相的，因此，不少大臣乘机举报，想将李善长列入"胡党“之列，但朱元璋并没有动他，只是罚俸一千四百石，以示惩戒。
但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时隔十年之后又被翻了出来。罪名也由“擅权植党"升级为"通倭通虏“。"通倭通虏"即指勾结日本、蒙古，勾结他们干什么？自然是里应外合谋反，举荐胡惟庸的李善长被认定为幕后主使人。“逆谋不宥"，这一次，李善长手里的“丹书铁券“已成一张废纸。
“胡惟庸案"就像一枚棋子，被朱元璋反复使用。前后十余年，朱元璋杀了“胡党“三万余人，包括吉安候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宜春候黄彬等开国元勋。最后，朱元璋终于如愿以偿，挖出了最大的幕后主使李善长。
既然“丹书铁券“明确“谋逆不宥“，这一次，有“通倭通虏“为李善长”对号入座"，朱元璋处理起来自然毫无顾忌，77岁的李善长及家属70余人，全部处死。其儿子李祺一家，因为妻子是皇帝的女儿的缘故免于一死，算是逃过一劫。
客观地讲，朱元璋最初给李善长的"免死铁券"并非毫无诚意，否则，他也不会与李善长结成儿女亲家。但皇权太有诱惑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元璋更加处于一种如何保护既得权势的焦虑中。这种焦虑使他将每一个可能威胁到他或其子孙权利的人都当成假想敌。李善长很有能力，曾经拥有赫赫的权势和如日中天的威望，朱元璋对他怎么可能放心吧？
有个故事很能说明朱元璋的心态。某一天，太子朱标谒见父皇，说:杀戮功臣，恐怕有伤朝廷元气。第二天，朱元璋将一个长满刺的树枝丢在地上，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露难色。朱元璋说:知道吗？将树干上的刺除去，你就可以使用了，我现在诛杀功臣，就是为你消除隐患。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惟庸案“很大可能由朱元璋一手"制造"，“通倭通虏“更是为李善长量身定做的罪名。
"免死铁券“没有为李善长带来免死的特权，相反，当朱元璋真要除掉李善长时，因为这枚附带条件的"免死铁券"，李善长反落得几乎惨遭灭门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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