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土司对中原王朝的国家认同,输了政治博弈却赢得融合发展


西南土司对中原王朝的国家认同,输了政治博弈却赢得融合发展

长歌君按

国家认同是具体公民对其所属国家的认知及对该国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等的评价和情感,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宗教认同、历史认同有密切的关联。西南各族土司上层精英利用地缘优势与中原王朝进行政治博弈,迫使中原王朝针对特定时期在特殊地区对特别的人群实行土司制度。中原王朝与西南各族土司通过土司制度,长期双方互动锻造并巩固了国家意识,使西南各族土司对元明清等中原王朝表现出明显的国家认同观念,最终完成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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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南土司对中原王朝国家认同的原因

元明清三朝因北方游牧民族两度建国而得与内地汉族建立联合统治政权,对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产生强大制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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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治理土司地区成为皇帝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因分化而数量增多,力量分散而难以形成稳固的地方政权。为了更为有效的治理,元明清中央政府采用了“土官参政、土流共治”的土司制度作为中央政府实现一体化的过渡方式。

在土司制度治理过程中,西南各族土司首领接受了中央王朝政府的领导,成为了封建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代言人,根据土司制度进行职位传承、政治归附、经济建设、文化交流和军事征调,表现出明显的国家认同观念。结合相关史料,西南土司认同元明清中央王朝国家观念及其行为具有深刻的原因,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长期汉文化传播与教育的引导,更有土司职位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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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首领国家认同观念的产生有复杂的原因

西南各族土司与中原政治文化有深厚的渊源,为其认同代表中原王朝国家正统提供了心理基础。如贵州水西彝族土司,自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时,彝族首领妥阿哲曾于黔西北积粮通道助平孟获有功,受封罗甸王;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唐武宗曾封彝族首领阿佩为罗甸王,世袭官爵;宋代普贵纳土归附,宋太祖命其为炬(贵)州刺史,水西彝族土司当有中原政治渊源。又如重庆酉阳冉氏土司,《冉氏族谱·总谱》显示冉氏入石始祖冉守时与酉阳土司先祖冉守忠系同宗兄弟,其先据称可追至颛顼,因魏晋南北朝冉闵所建魏国灭亡而被迫迁出孕育华夏文明的北方,进入长江三峡信州一代,成为当地土著大姓,冉氏土司当有中原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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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驿可谓一次成功的儒家思想传播

西南各族土司与中原王朝文化宗教有紧密的联系,为其认同中原儒家道德伦理提供了文化归属。西南各族土司地区,是元明清历代王朝大力经营的地区。为了强化思想控制和文化统一,中央王朝把推进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传播作为重要的手段,除了不断通过积极兴学以强化汉文化的传播和深化儒家道德伦理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影响外,还积极传播佛、道等全国性宗教,努力强化民族的文化认同。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和深入,贵州水西安氏土司奢香摄政期间,倡导修建了包括永宁宣抚司九姓长官儒学、赤水宣抚司儒学、乌撒军民府儒学以及义学等地方性的汉文化教育学校,使这些地区的汉文化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又如重庆酉阳土司积极接纳佛教等外边宗教,修建庙祠,敬奉玉帝、三清、四帝等神灵,在《酉阳直隶州总志·祠庙志》里就有土司修建“轩辕庙、禹王宫、川主庙、蚩尤庙”的记载。中央王朝文教引导,不仅推动了儒家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在西南的传播,而且深化了西南各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交流,有力促进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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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首领经常被中央王朝封爵授职

中原王朝对西南各族土司封爵授职进行职位诱惑,为其强化和巩固土司国家意识提供了制度保证。为笼络西南各族首领以强化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与开发,中原王朝中央政府长期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对民族首领封以爵号、授以职位。元明清等封建王朝根据各族土司的忠顺程度对职位予以升降奖惩。各族土司为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不断采取行动效忠中央政府换取土司职位的升迁。因此,国家认同的观念和行为是地方民族政权与中央王朝双向互动的结果,也为中央王朝利用土司职位进行奖惩以强化和巩固土司国家意识提供了制度保证,迫使其为维系或提升职位而极力亲附中原王朝。如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摄政奢香“愿为陛下刊山开驿传以供往来”,后获封“顺德夫人”;宋元交替后的重庆酉阳土司于至元初年纳地归附,于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得封“酉阳等处军民宣慰司宣慰使”。

二、西南土司对中原王朝国家认同的自觉

在中原王朝土司制度的治理下,因历史渊源、文教引导和职位诱惑的共同作用,西南各族土司审时度势地为了保全自身统治利益而及时调整政治态度,旗帜鲜明地认同中原王朝,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表现出国家认同观念。西南土司对中原王朝国家认同的自觉,具体表现在政治归附、物产贡献、军事征调等具体政治行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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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贵州土司地区纳入明朝版图

西南各族土司主动向中原王朝政治归附。西南土司为维护和保障自身的统治利益,除中原王朝强盛时积极内化之外,在朝代更迭之际亦及时认同强势政权。政治归附既维持了自身统治地位,也为领地各族人民免除了战火的洗礼。如明洪武五年贵州彝族土司霭翠与同知宋蒙古歹归顺明朝,成为贵州宣慰司,位居贵州四大土司之首。又如顺治十四年,因清军攻合州取重庆,重庆卫属酉阳、石砫土司迫于大军压境而相继归附,使酉阳、石砫避免战火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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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向中央王朝进贡

西南各族土司经常向中原王朝贡献物产。土司接受元明清政府的统治后,就开始朝贡和缴纳赋税,针对土司的贡赋、纳贡数额种类各有定例,如元代土司朝贡的时间,有每年一次、隔年一次、三年一次等几种情况;贡品为各地土特产,由于各地所产不同,贡品亦各种各样,如马匹、珠宝、茶叶等。除了纳贡还要缴纳赋税,但对于西南土司地区,中原王朝把征收缴纳赋税也作为考量土司首领忠顺程度的尺度和义务,经历了最初的轻徭薄赋到等同中原汉地的发展过程。但根据历史材料,元明时期对贵州水西土司地区、重庆土家族地区的赋税状况记载十分模糊,清代土司赋税征收比较详尽,可见诸多种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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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军队也是中央王朝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南各族土司积极服从中原王朝军事征调。根据中原王朝的要求,西南各族土司利用广大土民组建的土兵武装,除了保境安民外,必须参与各种属性的军事征调,陪同中原王朝军队平叛维统、抵御外侮,履行王臣义务和体现对中原王朝国家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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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遵义播州土司海龙屯新王宫遗址

在元明清三朝,中原王朝通过土司制度使西南各族土司树立国家认同观念,政治上中央政府效法流官体制给西南各族土司首领授予自宣慰、宣抚、安抚等品级有差而类型不一的职位,通过赐予诏敕印信承认其“王臣”地位,保障根据承袭制度而“世有其权”。经济上中央政府依据臣属身份对西南各级土司额以贡赋义务,昭示土司的臣服和象征土司地区纳入“王土”,允许各级土司“世有其民”和“世有其地”,发展地方经济,充实国家府库,逐步发展民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军事上中央政府依据国势的强弱和能力大小而认可各级土司保留和发展的土司武装,土兵为代表的土司军队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承担保境安民、平叛维统和抵御外侮的军事义务。文化上中央政府通过兴学开科深化汉文化儒家道德伦理在民族地区的传播和少数民族内部的渗透,通过兴复礼仪教化和规范祭祀仪典来培植以举人为代表的的乡绅阶层,变革地方传统社会秩序,为最终实现流官政治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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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官是土司地区与中原王朝一体化的必然

国家认同观念,助力中原王朝与西南土司政治博弈中取胜,并通过逐步的监控、制衡、限制、削弱至废除若干土司措施将地方治权收归中央政府。西南土司输了政治博弈却赢得融合发展,最终完成西南土司地区与中原王朝的一体化。

1.(清)张廷玉等,明史[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明)宋濂等撰.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4月第一版.

3.(清)王鳞飞,酉阳直隶州总志[Z]同治三年(1864)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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