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
對大多數 90 後而言是個陌生的名字。
但這個中國 " 打假第一人 "，
曾是全國不少媒體爭相報道的對象。
近些年，
王海似乎淡出了大眾視野。
同樣顯得 " 隱身 " 的，
還有職業打假人群體。
但王海依然還在打假，
並且是公司化操作。
或許，
我們能從王海的講述中，
一窺中國消費維權這些年的變化。
“打假第一人”王海：打假路越來越難走，希望儘早實行懲罰性賠償制度
用戶19151706462019-03-15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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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
對大多數 90 後而言是個陌生的名字。
但這個中國 " 打假第一人 "，
曾是全國不少媒體爭相報道的對象。
近些年，
王海似乎淡出了大眾視野。
同樣顯得 " 隱身 " 的，
還有職業打假人群體。
但王海依然還在打假，
並且是公司化操作。
或許，
我們能從王海的講述中，
一窺中國消費維權這些年的變化。
王海出現在記者面前都戴著墨鏡
3 月 11 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局長、黨組書記張茅在記者會上稱，要提高違法成本，使製假售假者傾家蕩產。他之前在多個場合表示，要建立鉅額賠償制度，在涉及生命健康領域，要加大對消費者的直接賠償力度。同時，針對故意違法、造成嚴重後果的企業，實行鉅額罰款，強化刑事責任追究。
期待鉅額懲罰性賠償制度落實的，還有另一個群體：職業打假人。今年 "3 · 15" 前夕，瀟湘晨報記者專訪了被稱為中國 " 打假第一人 " 的王海。王海說，他們期待鉅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落實，並且希望能引入 " 吹哨人制度 "，將罰款、賠償直接與受害人和舉報人掛鉤。
故事
第一個吃螃蟹的打假者
接到瀟湘晨報記者電話時，王海稱，自己的團隊剛剛在廣州做了一個 " 案子 "，臥底了一個製作假藥的工廠，該工廠用一些非藥材冒充藥品。這已經是王海打假的 24 個年頭。
王海，46 歲，山東青島人。1995 年 3 月，22 歲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廈買了兩副索尼耳機，他意識到可能買到了假貨，緊接著又買了 10 副，依據消保法第 49 條提出了雙倍賠償的要求。王海的這一做法在消費維權意識淡薄的年代迅速引起了轟動。他在當年年底被邀參加中消協組織的座談會，" 第一個吃螃蟹 " 的王海也將打假作為自己的職業。戴著墨鏡，保持神秘色彩的王海成為全國多家媒體爭相報道的寵兒。他還被稱為中國 " 打假第一人 "" 市場清道夫 "。
找假貨，取證，公證，索賠，訴訟 ……1996 年，王海將自己的職業產業化，熟讀各類法律條文，熟悉各種行業規範，廣建人脈，成立公司搭建團隊專職打假。他的第一單生意，是幫廣東愛得樂集團公司打假。該公司每年要投入 100 萬元打假經費卻收效甚微。他們請王海加盟打假。王海奔走 10 多個城市，幫 " 愛得樂 " 取締了 40 多個售假窩點。
幾千元，數萬元，數十萬元，數百萬元，王海在一次次打假行動中收入豐厚，有人說他是 " 打假鬥士 "，也有人說他是 " 刁民 "。媒體的集中報道，不僅使得王海這一標誌人物得以全國聞名，也讓不少人嗅到了 " 職業打假人 " 這一職業中的商機。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這一隊伍。
2014 年 3 月 15 日，新修訂的消保法退一賠三的規定開始實施。2015 年，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出臺，規定 " 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 "。
這些法律的出臺，也成為職業打假人 " 維權 " 新的依據。王海也先後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深圳開設了四家職業打假公司，主要經營 " 幫消費者維權打假、知假買假、替企業打假 " 等三種業務，接 " 案子 " 起步價為 30 萬。
感悟
" 打假路越來越難走 "
王海認為，20 多年一路走來，從本質上來說，消費者的維權能力沒有太多進步。市場方面，製假售假的方式更加隱蔽，各行各業依舊有不少假貨。
他覺得，打假已經越來越難做。一方面，造假變得更加隱蔽，他們取證難。目前他們大多數採取的方式是先購買，然後進行鑑定分析，再大量購入後進行索賠。還有一種方式就是直接派臥底進入工廠打入取證，這種線索獲得一般來自於廠家內部或者競爭對手。
" 普通消費者要維權有困難，某些鑑定公司和大企業是戰略合作伙伴，有的鑑定中心根本不給普通消費者做鑑定或者出具假的鑑定報告。" 王海稱，他們這種職業打假的公司自然也得不到準確的鑑定報告。
王海還說，一些電商平臺直接將職業打假人拉入黑名單，凡是職業打假人下單都不會發貨，甚至一些與王海同名的消費者也受牽連。網購電商平臺興起後，王海在此佈局。據媒體報道，早在 2015 年，王海每年打假成本就有 400 多萬，索賠金額千萬，其中三分之一押在了電商上。
在另一方面，知假買假的職業打假模式不是很受一些地方執法部門和法院的支持。記者在裁判文書網上搜索到，2018 年，與王海本人有關的訴訟為 25 起。其中 16 起王海均敗訴，其餘為勝訴或者王海撤訴或者二審法院撤銷了一審裁定。有的法院在判決書中，認為王海在第一次購買了相關商品後，第二次再次大量購入，第一次行為可以認定為欺詐，但後續行為不能認定。
早在 2016 年，當時的工商總局發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 ( 徵求意見稿 ) 》，其中規定，" 金融消費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以營利為目的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行為不適用本條例 "。這條規定被解讀為職業打假不再受法院保護，雖然這個條例並未最終實施，但有時也被一些法院所引用。
2017 年，最高法在《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 5990 號建議的答覆意見》中稱：" 我們認為目前可以考慮在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這被外界解讀為法律不再支持職業打假的牟利行為。
王海說，為了控制成本，他的打假團隊從鼎盛時期的數百人已經只剩下不到 30 人。他目前主營北京的公司，其他幾個公司都處於基本維持的狀態。
按照王海的計劃，今年他們團隊將主要聚焦食藥品領域造假和傳銷、違規直銷等領域，" 計劃花費 100 萬左右購假 "。
建議
" 罰款應分配一部分給舉報者 "
" 我們現在更關注的，是怎麼從制度上推進。" 王海說，他更希望看到的趨勢是，能夠推動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實施，並引入 " 吹哨人制度 "。
" 目前的狀況是，受害者或者舉報人進行舉報投訴，廠家被罰了款，但罰款跟受害人或舉報人沒有什麼關係。" 王海說，" 消費者權益受損卻讓財政得到收入是不正當不合理的。要讓行政罰款具有公益性，罰款的分配應該是一部分給舉報人，另外一部分分配給受害消費者。"
王海所稱的 " 吹哨人制度 "，是指知情人士的爆料制度，而知情人往往又是內部人。王海認為，作為知情人能夠儘早發現問題，" 吹響哨聲 "，大幅度降低監管成本。而對不遵紀守法的企業則可起到堡壘從內部攻破的作用。王海還說，在一些國家，一些舉報人往往能到企業賠償金額的 15%~30%。
" 讓每一個知情人，即使是企業高管也有動力成為一個義務的監管者，從而大大增加經營者違法風險成本、降低國家監管成本。" 王海說。
早在去年 11 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局長張茅表示，會在一些制度機制上進行改革創新，特別是建立鉅額賠償制度，加大對消費者的賠償力度，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這裡所說的 " 制度機制創新 "，在此前召開的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全體幹部大會上已作專門強調，主要包括四部分：其一是完善法律制度，強化違法懲罰機制，不僅要處罰企業，更要處罰到人，不僅要沒收所有違法所得，還要處以鉅額罰款，同時實施信用聯合懲戒；其二是鉅額賠償制度，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其三，引入內部 " 吹哨人 " 制度，鼓勵內部舉報人舉報其所在單位；其四，發揮第三方監管力量，建立質量與商業保險相聯繫的制度，彌補政府監管不足。
而在今年全國兩會 " 部長通道 " 上，張茅表示：" 我們將依法嚴格監管，實行最嚴厲懲罰，創新制度，讓造假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 張茅說，還將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和法律法規。
延伸
備受爭議的職業打假人
職業打假人這一職業從產生之時就伴隨著爭議。有些人稱他們為打假鬥士，也有人稱他們為僅以盈利為目的的 " 職業打假人 "，甚至是 " 職業勒索人 "。
但王海似乎對這種爭議並不在乎。他微博簽名曾寫著 " 一個清道夫，以賺錢為手段，以打假為目的 "。
從最初的 " 打假鬥士 "、" 市場清道夫 "，到後來他接受媒體採訪時承認會向所打假企業索要賠償。" 打假與正義沒什麼關係，其實是一場商業交易，並且是公平交易。"
他接受瀟湘晨報記者採訪時又說，" 那其實是媒體的誤讀 "。王海說：" 我們賺錢只是個手段，打假才是目的。如果是賺錢的話，還是做假貨賺錢。我們現在跟蹤的一個化妝品傳銷，才一年已經銷售十多個億了。我們實際上還是把它當作一個非盈利項目在做。"
王海說：" 各行各業都依舊存在造假現象。" 近一年多來，消費領域的多個事件不斷通過網絡挑動著公眾的敏感神經。
2017 年 12 月，曾任醫生的廣東人譚秦東發了個題為《中國神酒 " 鴻茅藥酒 "，來自天堂的毒藥》的網帖，後被涉事企業以損害商業信譽為由報案並遭跨省抓捕，輿論在關注譚秦東人身自由問題的同時，也同步關注了鴻茅藥酒所引發的爭議。
2018 年 11 月 14 日，網友 " 花總 " 發佈的一段 " 杯子的秘密 " 視頻迅速走紅網絡，其內容直指國內五星級酒店衛生亂象。
2018 年 12 月 25 日，丁香醫生髮表文章《百億保健帝國權健，和它陰影下的中國家庭》，將天津權健公司再次推上風口。該公司多名負責人因為涉嫌傳銷犯罪和涉嫌虛假廣告犯罪，已被公安機關控制。
但這些重磅事件的背後，均無 " 以賺錢為目的 " 的職業打假人的身影。在王海看來，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但是也有王海的同行稱他的打假 " 越來越柔軟 "。
王海稱，自己在這些事件爆發之前對這些現象已經有所關注，" 比如權健，我們在兩年前就舉報過，但我們案子比較多，每年幾百個案件，有的工作太忙，可能就沒有跟進得很認真 "。
但上述那些掀起巨大波瀾的舉報者在曝光醜聞的同時，自身也深陷旋渦。揭開 " 杯子的秘密 " 的舉報者 " 花總 " 的身份遭洩露，並遭遇人身威脅，花總稱 " 以後我應該不會再做類似事情，感覺沒有餘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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