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伢子，一个好妹子，正好一对。”】
湖南省的益阳板桥周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是三国东吴大将周瑜之后，人称“美男子”的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国文联原主席）1908年出生在这个大家族。
当年显赫的周家大宅院早已不存在，只剩下三间陈旧的老木屋。
周扬是周家最小的儿子，人称二少爷。周扬在信义中学（今益阳一中）读书期间，房东姚仁涛是一位私塾先生，他有一个女弟子是吴公馆的小姐，名叫吴淑媛，她和周扬年岁相当，人长得很漂亮。姚仁涛便对周扬的妈妈说：“一个好伢子，一个好妹子，正好一对。”
据周扬的姐姐周玉润回忆，当年周扬到吴公馆看亲，当时吴淑媛正在绣花，梳一条黑油油的大辫子，周扬一看，就很满意，笑眯眯地回来了。
吴淑媛乳名娇娇，人称娇小姐，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对周扬，她也是一见倾心。1923年2月，15岁的周扬和16岁的吴淑媛成亲了。小两口感情好，形影不离，连喝水都要共用一只杯子。
吴淑媛画像
不久，周扬由新娘子陪同到长沙读书，还带着一个男佣人和一个名叫瑞云的丫环。一家四口都住在旅馆里，开销可不小。此时周扬已与哥哥分家，他分得周家大屋的一半，40担田产和一些财物。给母亲过40岁生日把钱花得差不多了，他开始卖田，不用多久，名下的40担田也就全卖完了，幸好吴淑媛的娘家有的是钱，才免受贫穷之苦。
原来吴家祖上是当官的，据说吴小姐的父亲是打太平军起家的，因军功赫赫三次见过皇帝，在江苏某地当过水军提督，官居一品，人称吴军门。吴家不仅田地多，金银珠宝多，在益阳城里还有大公馆。
岳母大人非常喜爱年轻的东床快婿，她让女儿到长沙陪读，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此后周扬到上海读书，赴日本留学，岳母时常给女儿一包包金首饰或者银元，供他们开销。
周扬晚年对儿子周迈克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妈。你妈靠什么呢？靠你外婆给的首饰，金首饰一大包，就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
吴淑媛甘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对丈夫的感情深信不疑。
在上海时，她曾在丈夫的西服口袋里发现过异性写给丈夫的信，吴淑媛极为坦然地还给周扬。1928年，益阳有两个女共产党，因逃避追捕到上海寻求周扬保护，周扬与她们扮做夫妻、兄妹在一起另租房子住了20多天。这件事情，事先征求吴淑媛意见时，她也是不假思索地欣然同意。周扬夸她“世上少有的善良”，赞叹她“无私，少有的单纯”。
【痴痴等待的吴淑媛】
1933年，年仅25岁的周扬当上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时常到各大学的“左联”小组去做形势报告。
1934年春天，他到复旦大学演讲，认识了一个叫苏灵扬的女大学生。
1934年深秋，吴淑媛怀了三儿子约瑟。周扬送她带着两个孩子回益阳分娩。
往常，周扬总要等到婴儿落地才返沪。但这次没有，他没有等孩子出生，就走了。
临走时，他给吴淑媛留下一本浅绿色的信笺纸，说：“你要常给我写信哦！”
吴淑媛万万没有想到，她和他之间以后只能是信笺上来往的夫妻了。
她当时更没想到，此行一别，和丈夫竟成永诀。
周扬在这一年从益阳再度返回上海，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已经焕然一新，他已换下惯常穿的西装，穿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有了另一个女人。
转眼到了1935年春天，吴淑媛该启程返沪了。这时，周扬来信，信上说，我暑假回益阳。于是吴淑媛就放心的等暑假到来了。
大儿子周艾若回忆：
“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约瑟”。不久，母亲收到父亲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母亲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一天。父亲爱吃母亲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我们三个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吃，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我不吃，两个弟弟也不吃。”
到了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吴淑媛又开始为周扬做第二坛甘草梅子。这时，周扬又来信了，说今年暑假回来，但他又没有回来。也在这一年，他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周扬仍与吴淑媛保持联系，还给儿子捎过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
1938年，吴淑媛还收到周扬寄来的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吴淑媛读着丈夫的译著，一边动手为他做第四坛甘草梅子。
周扬的母亲这时写信责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的人都忘了？周扬立即给母亲复信。信的大意是：我现在在肤施（延安）当教育厅长，我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一张报纸结束了七年的等待】
1941年6月的一天，正读寄宿中学的长子艾若从学校回来，感觉周家大屋气氛紧张。从乡邻到家人都在传一张报纸，那一张报纸令全家人失色。艾若再看妈妈，妈妈则是木然的，看不出任何表情，艾若一直不知道那是一张怎样的报纸，只知道那张令全家人失色的报纸透露了周扬的消息。
原来那张报纸是桂林办的《救亡日报》，报上登了周扬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信的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指苏灵扬））已上抗大，小孩已进幼儿园。”
信的末尾这一句，无疑是一声晴天惊雷，让周家的老老小小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年迈体衰、极其宠爱女婿的岳母经受不住，很快就病故了。淑媛受到双重打击，悲痛欲绝，有段时间，几乎每天带着三个儿子走十多里路，趴在母亲的坟上哭。
这时大儿子艾若已经十五岁，很记事了，他后来回忆说：
“妈妈的哭是湖南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很悲凉凄惨，一唱就是一两个小时。
这是我生命经历中遭遇的最为悲惨的场景。哭坟比哭灵更惨绝人寰。也许只有集悲号与悲歌于一体，才能释放出心中深沉的悲痛。原本是最能将悲苦严严实实包裹心中的母亲，从不流露出一星半点苦楚悲情的母亲，在这荒野无人，身边只有拉着她靠着她陪着她一道流泪的两个儿子的情境中，她才会如此一缕缕申述着失去外婆的绝望心情。她深藏久蓄的无尽哭诉，也只能面对那旷野无声中外婆那座同样孤独的坟头。”
周扬
【奇异的牡丹花】
1942年春天，周家大屋东侧院花圃有一丛牡丹花盛开。那牡丹多年不枝不叶，偏偏那一年突然从地里冒出来，长出枝叶并开出花来。
这牡丹开得有点蹊跷，老人们以为是异兆，深感不安。
大儿子周艾若回忆：
“生离死别，人生常态，人间苦况，尽在其中。外婆过世，母亲因无法承受的悲苦而郁悒不起，重病卧床。当时有一远房亲戚的男孩，比我略大点，已找到一份小学教师工作。母亲从被中伸出手来拉我到床边说：“艾若，你要能教个小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知道这是母亲对我的期望，但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看着母亲肿胀的脖颈，而全身骨瘦如柴，说话已无力气，我只是一片茫然无望。当时家境，已一贫如洗，经济没有进项。请医生诊治，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一批批卖掉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来不及卖掉时干脆以瓷器相赠酬谢医生。母亲卧室中那一排红漆玻璃立柜中琳琅满目的器皿，逐个依次消失。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有个医生则使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近筷子般长短的什么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我实在是不能再看了。虽然我没有听到过母亲扎针时的叫唤，我总是全身充满恐怖，神经紧缩，以至泪流满面。她就这样忍受着。月月年年，不论日夜，从不呻吟，从不喊叫着内心或皮肉的任何巨痛。直到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母亲悄然而逝。她没有任何遗言留给她钟爱的三个儿子。她的忧伤，她的耐力，她的遗言，连同她的厄运，一起包揽了去。她从未有过任何怨怼，只留下一生的宽厚与善良。”
牡丹花盛开的这年深秋，吴淑媛死了。
吴淑媛病危的时候，已经吃不下东西了，但想吃一种粉皮，想吃新鲜包谷，还想吃一种北方的大梨。当她弟弟好不容易托人买来一只新鲜大梨时，她已经吃不下了。
这是吴淑媛看了《救亡日报》后的第二年，年仅35岁的善良女人丢下三个孩子离开了人世。此年，三个孩子分别为15岁、11岁、7岁。
吴淑媛的墓就在周家大屋宅院的后山，距老屋仅百米之遥。吴淑媛的坟头长满青草与灌木，没有墓碑。
【没有勇气面对吴淑媛，哪怕只是一座无言的墓】
1980年春天，周扬回乡时，在田庄湾稍作停留，先看了老屋，在当地人陪同下再去看吴淑媛墓，墓地很近，几分钟可达。而且已经走了一半了，吴淑媛墓就在前面了，只需几脚便可抵达。但是，老天突然下起雨来，这雨是38年前的雨，是38年前的那个女人没有落下的泪，这雨下得不是没有来由。不晓得是哪个随从建议：下雨路滑，还是别去了吧。
周扬听从建议，立即退步抽身，往回走了。
也许周扬不想当着众人的面去面对吴淑媛的墓。也许他想用回避了40多年的办法继续回避。他或许没有勇气面对吴淑媛，哪怕只是一座无言的墓。
周扬晚年回忆往事时还痛哭流涕，对儿子说：
“我对不起你们妈妈”；
“你妈妈真是善良啊！那是人世间少有的善良。”
【后来呢？】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父亲与苏灵扬结婚后，又生了女儿周密和儿子苏苏。1946年，苏灵扬带着周密与苏苏坐马车，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因为白天怕遭轰炸，都是夜行军。马车在夜里翻到山沟里，两个骡子都摔死了，苏苏被重重的文件箱压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过了很久，骑着马打着灯笼赶了过来。那天也正好是他与我们在南京告别后重返张家口的当日，听说当时父亲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是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架上马背的。苏苏的死对父亲和苏灵扬两人都打击很大，特别是对苏灵扬。我们是到北京后得知此事的，也不敢当面提及。文革中，连6岁就就夭折的苏苏也未能幸免，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解放后，苏灵扬在北京任一个中学校长，很多的人说这个校长不错，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不被容忍的，父亲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她反对还是和她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周艾若）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在父亲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父亲、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
其实我与父亲的隔膜自始至终都未消除过。父亲当年离开以后，我出去参军后，两个弟弟由奶奶抚养。奶奶对我妈妈特别好，她心疼这个儿媳。我参加工作之后，经常给奶奶写信，也寄钱给她，在奶奶眼里，我比我父亲对她好。因为父亲的问题，全家都受到牵连，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亲牵连坐过国民党监狱，差点被处死；文革中被批斗关押，死在牢中，连尸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妈是个小脚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游街，文革后，父亲听到这些，也是淡淡的，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来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只有我们父子在的时候，我们谈得还是挺愉快的。过去，父亲长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连上街买一件衣服他都不会。所以当我们谈起家乡的事情时，其实父亲特别有兴趣，他和家乡隔膜太久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那天父亲坐在椅子上，旁边放着一盘葡萄。我们和父亲聊天，中间说句什么话，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我来看看父亲，当然要交流，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都说你对，这样不好。”她显然没有准备，被我噎住了。她先是冲父亲发火，然后指着我说：“就是你最坏！”转身离开了。
父亲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奇怪的是，以往我们每次看他，离开时父亲从无什么表示；而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站起来，穿过一个很长的走廊，一声不吭地送我们离开。这没有言语的言语，让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父亲有父亲的无奈。
父亲去世后，我们都赶到北京医院，苏灵扬坐着轮椅，周密陪着她，我和两个弟弟是一圈人，我们互相之前没有任何交流。
我想，父亲在时，我和她有关系，父亲走了，我和她，自此毫无关系了。
2007年，周艾若、周迈回到祖宅
上图：2007年3月7日，吴淑媛女士100周年的诞辰。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周艾若、国家教委原研究员周迈、河北经济学院教授周岳等周扬后人，前往周扬故居，深切缅怀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叶梦《七坛甘草梅》
周艾若《父亲周扬和母亲吴淑媛》
周艾若《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忆我的父亲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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