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1年的夏天，大清帝国的西北边境突然来了一批身无长物、筋疲力竭像是从地狱里转了一圈出来的“不速之客”，这正是被史学家们称之为“世界上最悲惨的迁徙者”——蒙古土尔扈特人。
土尔扈特族人原来世居在新疆北部，属于卫拉特四部之一，其余三部分别是准噶尔、和硕特以及杜尔伯特。十六世纪末期，当时以准噶尔部最为强盛，常与其他三部冲突，因而促使其他各部向外迁徙。例如和硕特人在固顾汗领导之下大举迁移到青海地区，成为现在“青海蒙古”的前身。土尔扈特族人在这些冲突之中虽然是采中立的态度，但也兴起了“西征”的念头。
那时候，广袤而水草肥美的中亚草原地区，散居着突厥裔的哥萨克、吉尔吉斯等势力不强的游牧民族，这对于土尔扈特族人来说，实在是西进的一大诱因，于是从十六世纪末期起，他们就开始了西进的探路工作。从1574年开始，在“西伯利亚年志”中就陆续提到土尔扈特族人西进的活动，直到1630年代，土尔扈特族的先遣人马已经穿越横亘四千公里的中亚草原，抵达伏尔加河流域一带。由于探路过程的顺利和成果丰硕，于是在和．鄂尔勒克领导之下，土尔扈特族人大举迁徙，他们陆续出发，耗时数年之久，终于定居在里海北岸的阿斯特拉罕地区。
在这里，虽然已经和故土相隔千万里，但是土尔扈特族人仍然坚守着自己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不仅如此，他们也始终和卫拉特其余三部维持着联盟的兄弟情谊。例如1640年，准噶尔的巴图尔．洪．台吉，领导卫拉特各部制订了一部“卫拉特法典”，土尔扈特部长和．鄂尔勒克以及王公贵族都远从伏尔加河畔赶来参加盛会，同时也将这部法典带回土尔扈特族中，奉行不渝。
同样地，土尔扈特族人和满清的关系，也断断续续地维持着。加以此时的俄国政府还积弱不振，外敌甚多，无心也无力统辖这些移居的纯朴剽悍的游牧民族，只能采怀柔与放任的政策，因此土尔扈特族人在中亚草原度过了将近百年优游自主的好日子。
土尔扈特与喀尔玛克人，400年来迁徒、流亡的苦难路线。
但是，十八世纪初期，俄国经过彼得大帝与凯萨琳女皇的励精图治，国势转强，“不能允许帝国的南方为扰攘的游牧民族所拥有”，于是开始高压的政军统合，在宗教上的迫害也接踵而来，使得土尔扈特族人苦不堪言。
1768年，“俄土战争”爆发，当时的土尔扈特王乌巴锡汗在半强迫、半自愿之下，带领了三万子弟兵为俄皇效力。战胜归来之时，俄国不但不领情，反倒提出种种钳制统合的要求，使土尔扈特族人难以忍受，终于兴起了天涯倦游、不如归去之感。
正好这时部分原居新疆的族人传来清廷已经平定了“准噶尔之乱”的消息，当初迫使他们西迁的“强者”已被消灭了，丰美肥沃的家乡再也没有强者驻牧，土尔扈特族人不禁兴起“逐鹿”故土的雄心。
1770年底，在鸟巴锡汗召集王公贵族及喇嘛们密商之后，决定全族“东返准噶尔故土”，并且在短短的十几天里，做好了一切东返的准备。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这样一个歴史性的决定，谁知却为土尔扈特族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呢？
冬日祁连山脚下戈壁牧场上的骆驼在夕阳中觅食
1771年1月5日凌晨，由喇嘛选定的“良辰吉时”，伏尔加河两岸廿多万土尔扈特族人都已整装待发。然而伏尔加河却一反常态，竟然在严冬中没有结冰，令他们焦虑不已，住在河西的近七万族人无法渡河，眼看着就将被硬生生的阻隔了。而当鸡鸣声起（一说为黑牛咳嗽之时），预定离去的时间到了，消息也已经走漏，再不出发就难逃俄军的阻拦追杀，于是乌巴锡毅然决定即刻启程，在百般无奈、不忍割舍的情况下，抛下了近四分之一的同胞手足，跨马奔向迢迢万里外的故土。
土尔扈特族人在东返之前，已经杀尽辖境内俄国的官吏与奸商共一千多人，以泄其平时受凌辱之怨。这一行扶老携幼、带着数十万牲口、浩浩荡荡声势惊人的队伍，在开始前进时行动倒是非常地迅速敏捷，等俄军发兵阻拦时，他们已经进入广大的哥萨克--吉尔吉斯草原，追兵根本无迹可循。
只是，虽然逃过了愤怒的俄国军队，土尔扈特族人却躲不过横阻在前途上的，如豺狼虎豹般的伏击、偷袭、掠夺和奸杀。
春雪融化后的草原，越走越泥泞不堪，马匹和牛羊逐渐消瘦，笨重的器物沿途丢弃，许多人还必须下马步行，返乡的路途竟然如此艰苦，大家开始不断地抱怨，但是前面还有更可怕的命运在等着呢 !
对于世居中亚的哥萨克、布鲁特（吉尔吉斯）这些游牧民族来说，如此一个带着大量金银细软、牛羊马匹的队伍，真是“上天的赏赐”，怎么能够轻易放过呢？于是群起围攻，将土尔扈特人从中截断，再夜以继日不断地追杀掠夺，一次又一次地恣意凌虐。
乌巴锡汗在无计可施之下，仓促带领族人逃入戈壁大漠，这时候的土尔扈特人不仅要应付中亚游牧民族无情的伏击和夹杀，还要承受荒漠上的严寒、饥渴和各种可怕的疫疠。成千上万的老人和幼儿在行进间无声无息的倒下，而病人和伤患，又进一步拖缓了往前进的速度，使得整个队伍暴露在更险恶的环境里。在戈壁大漠之中，严重的干渴最后使人不得不生饮牛马的血、尿来勉强维生，然后瘟疫来袭，牲畜死了十分之六、七，族人更是死伤无数。乌巴锡汗认为不能躲在沙漠中“坐以待毙”，终于狼狈不堪地逃出戈壁之外，敌人早已久候多时了，于是血腥的追杀与掠夺再次上演，土尔扈特族人早已溃不成军惟有死命地奔逃。
这一趟归乡之旅，竟是一趟悲声震天的死亡之旅，当土尔扈特族人在历经八个月的奔逃后终于抵达了新疆伊犁，当初的十六万余精壮部族，也只剩下零零落落六万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最悲惨的迁徙”。
对清廷来说，这一批动机不明，而且一无所有、筋疲力竭，像是从地狱里转了一圈再出来的“不速之客”当然令人疑惧。因此土尔扈特王乌巴锡汗在只求有喘息之地的情况下，不得不藏起“逐鹿”故土的雄心，声称他们是专程回国“归附”，愿做大清臣民。然后乌巴锡汗还带领王公贵族赴热河觐谒乾隆皇帝。乾隆当下就给了非常丰厚的赏赐，并且在新疆北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划出广大的地方，做为他们的游牧区。最后，乾隆还得意洋洋地写下一篇“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的碑文，为这一故事画下了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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