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原副總編輯、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程毅中先生致力古籍整理與文史研究七十年，著述豐贍，成就斐然。道德文章，海內宗仰。今逢先生九十華誕，書局後生晚輩重溫先生著述，期與學界同仁分享。
先生於1950年考入燕京大學國文系，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次年考回北大中文系為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12月分配到中華書局文學組。先生甫至書局工作，即著手整理《王船山詩文集》《海瑞集》《徐渭集》等多部重要別集。王船山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其詩文在文學造詣之外，處處可見學術思想的火花；海瑞、徐渭，一為廟堂廉臣，一為江湖逸士，名動朝野，著作亦甚可觀。先生點校這幾位重要人物別集時，克服當時眾多的不利條件，為讀者提供了精審的點校本，至今猶再版不斷。
《王船山詩文集》
《海瑞集》
《徐渭集》
先生除點校之外，也負責重要古籍的影印工作，如《文選》李善注尤刻本的影印出版，已成古籍影印史上的經典案例。先生在底本考辨上下了很大功夫，通過對宋尤袤刻本和清胡克家翻刻本的細緻比勘，以及對尤本附錄《李善注與五臣同異》的研究，撰成《略談李善注〈文選〉的尤刻本》（與白化文先生合撰）一文，論證尤本、胡本價值，是《文選》版本學史上的重要文獻。
編輯工作首重審稿，先生於此一絲不苟，經手了極多重要稿件。如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是公認的近人編纂文學總集傑作，這部書稿的審讀工作即由先生承擔完成，審稿意見高屋建瓴、細密周詳，是我們學習的範本。在整理作品之外，還有諸多著名學人的學術著作由先生審發，如高亨《文史述林》、葉德均《戲曲小說論叢》、孫楷第《滄州集》、夏承燾《月輪山詞論集》等，均在此列。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審稿意見
高亨《文史述林》
葉德均《戲曲小說論叢》
孫楷第《滄州集》
夏承燾《月輪山詞論集》
編輯的日常工作之一是審讀各類投稿，以及回覆讀者來信。對於投稿，都要撰寫詳細的審稿意見，依據學術判斷答覆用與不用；對於讀者來信，都要認真閱讀，實事求是地給與回覆。先生於此，都是親力親為，書局檔案中保存有先生所寫的退稿意見以及回覆讀者的公函底稿，厚度幾可盈尺，一筆一畫，一絲不苟，令人敬佩！
先生領導中華書局古籍整理工作多年，為文學編輯室制定了古代文學總集、“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及“明清傳奇選刊”等系列的出版規劃，策劃組織了《楚辭註疏長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唐文》、《宋文鑑》、《宋詩鈔》、《全遼文》、《金文最》、《元詩選》、《全金元詞》、《明文海》、《全清詞鈔》、《詞話叢編》等重要文獻的整理出版。先生的擘畫強調總集與別集並重，為學術研究提供基本文獻。對這些重要產品系列的充實與維護，至今仍是我們工作的核心內容。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詩文總集
先生注意總結古籍整理工作的心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執筆撰寫了《古籍校勘釋例》，歸納出“三個選擇”和“兩個從嚴”，作為古籍校勘的基本原則。“三個選擇”，即選好底本、選好校本、選好異文；“兩個從嚴”，即改字從嚴，改字必出校記，異文出校從嚴（先生在給古籍編輯講課時強調，要明確出校和選擇異文的目的性，避免煩瑣校勘），他本顯誤的不列。先生的真知灼見積累成冊，有《古籍整理淺談》行世，是古籍編輯的案頭必備書。
《古籍整理淺談》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古籍整理工作也在新技術的支持下有了新的發展與要求。在推動古籍數字化事業開展過程中，先生深切關注，建言獻策，給予了巨大支持。同時，先生對古籍數字化的思考也從未間斷。2012年，先生向國務院提議，指出古籍數字化要加強統籌工作，要“取法乎上”，要重視頂層設計。2013年，先生在《光明日報》發表《古籍數字化須以古籍整理為基礎》一文，提出數字化古籍應當嚴格符合古籍整理規範、古籍數字化必須儘量吸收和保存古籍整理的成果、古籍數字化可以作為紙質書籍修訂的先導等意見。這些意見不是憑空得來，而是先生在觀察與使用中總結而出的。面對近年來古籍數字化領域各自為政、泥沙俱下的境況，2019年，先生綜合學術界同仁的意見，上書中央，建議將古籍數字化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因為文化關係國家命脈，核心技術與原始數據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裡。
《古籍數字化須以古籍整理為基礎》
先生開啟經典古籍庫第四期和專業版上線
先生師從著名學者浦江清、吳組緗二位先生，在古代小說研究領域“打深井”，勤懇耕耘半個多世紀，創穫極多。其中，把古代小說分為古體小說和近體小說兩大體系，以及對中國古代小說三次變遷的闡發，是極為重要的兩大理論。先生論述說：
前人把“五四”以前的白話小說稱作“通俗小說”，如孫楷第先生編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可能是用以區別於“五四”以後的白話小說，但與文言小說不是對稱的關係。再說，通俗小說在1919年以後還有新的作品，也常有人稱述。我為了便於對舉，先把古代文言小說稱為古體小說，再把“五四”之前的白話小說改稱為近體小說。
先生平易簡明地分判了古代小說文體。其立論根據多年的古籍整理與文獻研究經驗，故而周洽嚴密，紮實不破。
先生在1981年出版《古小說簡目》，是小說研究者的必備目錄學著作，其時已遵“古小說”概念編目。數十年來，點校《隋唐嘉話》、《玄怪錄·續玄怪錄》、《燕丹子》、《花影集》、《雲齋廣錄》、《輪迴醒世》，編纂《古體小說鈔》，策劃“古體小說叢刊”，在文獻整理上確立了古體小說的實指。近體小說方面，先生用力亦深，輯釋《宋元小說家話本集》（是書初稿早在1962年編定，至2000年由齊魯書社出版，十六年後再次修訂，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校注《清平山堂話本》，“近體小說”這一概念同樣基於文獻整理得以呈現。由文獻而著作，先生對古代小說分體的理論創見，以極為扼要的文字，集中體現在《古體小說論要》、《近體小說論要》兩部書中。
《古小說簡目》
《隋唐嘉話》
《玄怪錄·續玄怪錄》
《古體小說鈔》
古體小說叢刊
《古體小說論要》《近體小說論要》
和分體理論的形成相似，先生對“分期”理論的闡發，也是從對具體文獻的考察，逐漸積累形成的。先生說：
魯迅先生認為中國小說有兩大變遷，一是唐代傳奇，二是宋元話本。我參照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中所說的“小說……蓋稗官見於《漢志》歷三變”之語，推而廣之，將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分為三次變遷。我擬定第一次變遷的轉折點在建安時期，由於敘事賦的關係，虛構、代言、敘事……都有所發展。
先生從敦煌俗賦上溯到秦漢的雜賦，先後寫成《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敦煌俗賦的淵源及其與變文的關係》、《敘事賦與中國小說的發展》等多篇論文，在此基礎上，遂有《中國小說的第一次變遷》問世。先生指出，第二次變遷的突出特徵即是“唐人小說中的‘詩筆’”，並在《唐人小說“詩筆”與“詩文小說”的興衰》等文中予以討論。先生對第三次變遷的觀察不僅注意“主流”，專題分析典型作品的特徵，同時注意“逆流”，撰寫了《讀〈蟫史〉札記》等文，從側面論證了中國小說發展的走向。先生對古代小說的研究遍及各代，發明甚夥，專著《唐代小說史》、《宋元小說研究》、《明代小說叢稿》，涵蓋了小說發展的多個重要階段。專著之外，各類文章又結集為《程毅中文存》、《程毅中文存續編》、《月無忘齋文選》，這些著作既是學界參考的重要材料，也是先生學術生涯的重要記錄。
《唐代小說史》
《宋元小說研究》
《程毅中文存》《程毅中文存續編》
《月無忘齋文選》
先生日坐月無忘齋，依然筆耕不輟，繼續撰寫文章，整理文獻，思考古籍出版與數字化的諸多問題。“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少即好書，老而彌篤，博聞強記，習與性成，如新近發表的《浪子燕青與梁小哥》，以及即將面世的《宣和遺事校注》等，無論考證，抑或箋釋，皆隨手拈來，渾然天成，誠可謂絢爛歸於平淡，而爐火臻乎純青之境矣。
《宣和遺事校注》（設計稿）
先生治學通達，處世從容。數十年間，世難國艱，但凡義之所繫，常奮身不顧。聞今歲新冠肺炎肆虐，先生立將所積稿費、審稿費數萬元捐助疫區醫護人員；又補輯南宋鄂州（今武漢地區）抗金將領梁小哥之事蹟，鋪敘成文，且曰：“願為武漢人和守護武漢的戰士講一個可以激勵鬥志的故事，為抗擊疫情加油。”高風亮節，令人肅然起敬！
先生年屆九旬，身幹筆直，健步如飛，視聽不衰，起居尤適，是知為有道之長者。《易》曰：“乾元用九。”《詩》曰：“以介眉壽。”敬祝先生延年曆百，壽越期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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