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儒家說商鞅變法是暴虐無道,是真的暴虐無道嗎?

自古人心總是套路深


經歷春秋戰國的思想空前大解放,在中華大地上產生了多家學說,雖然有爭論,辯駁,衝撞,但並不僅僅是學術討論,更多的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都有探索國家的前途命運的目的。所以一種學說批評另一種學說的缺陷,當然不足為奇,正是由於這些學說之間的差別,我們才要辯證的去分析,孰優孰劣,孰強孰弱雖然歷史早已涇渭分明,但仍不妨礙我們簡單評說。

首先,讓我們再次回顧下歷史,重現歷史中的儒家學說和儒家政治主張。儒家學說最早被人們所孰知,無非儒家學派的幾位大師,孔子孟子自不必說,以及數以千計甚至萬計的的儒家學子的畢生堅持,以及孜孜不倦的探索。儒家為封建王朝統治者所接受,真正成為正統思想還要從漢武帝開始。春秋戰國紛亂的政治環境,似乎給不了儒家太多引經據典等解釋的時間,各國統治者都在尋找能讓本國迅速強大的政治學派,此間儒家敗北,但好在火種猶存,只是沒有得到繁榮。

隨著歷史的車輪滾滾,春秋戰國活躍的學術環境突變,政治環境空前緊張,隨著專政集權的封建制度形成,帝國不可能再容許多家學說並存,更不會容許坐而論道,針砭時弊,甚至為民請命,依靠法家學派強大的秦帝國,終於焚書坑儒,斬殺孺子。正是由於在長期的歷史歲月中,儒家學派的弟子們兢兢業業,孜孜不倦的堅持,換來了儒家學派的空前壯大,甚至已經威脅到秦帝國的政治輿論。作為第一個高度集權的封建王朝,根本不可能接受第二種聲音,儒家的悲劇就此無法避免。

為了人民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的漢初,更是將黃老之說推崇備至,所謂無為而治。經歷了漢家數代君王的勵精圖治,及充足的休養生息,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可同時也出現了一個問題,即不能再無為而治了,國家需要思想支持,統治者需要思想支持。顯然,黃老之說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不合時宜,經歷暴秦的滅亡,法家學說自然不可選,主張仁孝治天下,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看似自然實則必然的選擇了,封建統治者將其推崇備至,所謂獨尊儒術。此刻的儒家學說才大放異彩,開啟了數千年儒家思想的光輝道路。

浩瀚如煙海的儒家學說包羅萬象,以仁孝治天下正是封建王朝統治者所需要的政策,仁義禮智信和更是涵蓋了幾乎所有人的需要,同時與統治階層毫無衝突,既然皆大歡喜,何樂而不為呢,儒家學說開始大行其道,甚至精華與糟粕並行。滿口仁義道德的偽君子行走與市井,迂腐不堪的官僚混跡於官場,更奇怪的是越是完善的儒家學說,越能造就一批批勾心鬥角,結黨營私,斗的死去活來的,全然不顧蒼生疾苦天下安危的官僚。這又是何種譏諷與不堪呢。原來儒家學說並非沒有瑕疵,甚至有很多瑕疵。

歷史的選擇,蒼生的選擇,其實何種學派都不可能盡善盡美,我們又怎麼能要求儒家學說就完美無瑕呢!

被封建王朝統治者推崇備至,影響芸芸眾生數千年的儒家學說尚且如此,法家學說又是怎樣呢。

談起法家學說,就無法避開韓非子,討論法家學說成就,就不能不提商鞅,以及他所掀起的商鞅變法。法家治國最重要的三部曲:權力威勢,政治權術,依法治國。所謂權力威勢,即要保持統治階層必要的權利威勢,以達到敬而遠之,以期讓百姓產生敬畏之心;所謂政治權術,即為了達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使用權術;依法治國則提現在依靠制度,封建專治統治下的法,必然是嚴刑酷法。讓百姓心生敬畏,嚴刑酷法下的帝國,加之權術當道的政治氛圍,帝國豈能長治久安。

既然法家如此劣跡斑斑,商鞅又是如何通過商鞅變法,讓奄奄一息的秦國迅速強大,一致統一六合。

透過歷史的層層迷霧,我們還是依稀看到了商鞅變法,商鞅變法並非純粹的法家三部曲。比如倡導盡招天下有志之士,效力國家,這就為國家集聚了人才;同時,宣傳家國意識,國破則家亡,強化了百姓的國家意識和認同感,清晰的指出為誰而戰的問題,同時明確立功與犯罪界限,提高了百姓保家衛國的積極性,為國家迅速集聚了後備力量。最後,法家依法治國,嚴密的制度設計,加以嚴格的執行,保證了變法的徹底深入推行。秦國所處的惡劣環境,唯有變法,唯有孤注一擲,方有生路,否則亡國滅種,這是所有秦人的困境,也是所有秦人的共識。正是基於這些,商鞅變法得以成功,但與之形成反差的,卻是商鞅本人,終以身試法,豈不悲哉!

經過歷史的滾滾紅塵,沒有一成不變的學說,更沒有一成不變的人世,儒家評論法家殘暴,雖殘暴不可取,但儒家學說下的腥風血雨又何其少,法家學說固然曾出盡風頭,卻依舊要回歸歷史中。孰優孰劣,孰好孰壞,又豈是殘暴所能分清。

看盡風雲,使得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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