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這個詞兒，在中國歷史上，最盛時期為漢。而漢末三國時代，屯田也在三國曆史上，佔據了重要的一筆。
說起屯田，不得不說起曹操。曹操因為廣納言路，遂聽從棗祗、韓浩等人的建議，在奉迎漢獻帝時期，就開始有組織的屯田。而且，還將屯田與軍事建設相結合，成就了最早的“生產建設兵團”建制，不僅中下級武將很多始於屯田，如鄧艾，就連曹魏高級將領如夏侯惇等，也都參與了大量的屯田建設工作。曹軍因為屯田，軍事實力不斷擴大，軍事物資也非常充裕，足以支撐曹操東征西討，但在對戰袁紹的過程中，曹操仍然面臨缺糧的險境。
戰勝袁紹後，曹操的屯田制更加殘酷，不僅加大軍屯的力度，連屯田的農民也被捆綁到土地上，以至於數十萬人口逃奔東吳，以躲避高達六成的殘酷地租剝削。儘管如此，曹操還是堅持“先軍政治”，以儲蓄百萬級的戰鬥部隊和預備役（屯田兵）。
曹魏的政策雖然高壓，但不得不說，在亂世年間曹操的做法非常有效，這也讓曹軍的戰鬥力幾何式增長，甚至能抗衡馬超韓遂的十萬西涼軍精銳。
吸取曹操的經驗，江東孫權也在穩固政權之後，開始準備屯田，並大力發展生產。江東富庶的土地和近乎固守的保守戰略，讓江東能夠支撐長時間的大規模作戰。
相比之下，劉備和魏吳相比較，勢力不僅是最弱，而且執政風格也最柔和，因此，劉備的蜀漢屯田，一直無法執行。劉備奉行的政策，就是事事都和曹操反著來，把曹操逼到政治高度的陰影中去。
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
劉備寬仁的思想讓他的屯田制度，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不執行屯田制度，也是劉備的無奈之舉。劉備在赤壁之戰後，打下了半個荊州，但劉備的土地出於四戰之地，民心雖穩，但不能為之高壓所用。劉備和諸葛亮擬定了隆中對，需要對外用兵，不可能不考慮壯大軍事實力。但劉備更多時候，是“吾不忍”，捨不得為難百姓。
劉備的荊州是四戰之地，益州也不安生。得了四川之後不久，就面臨了漢中大戰，劉備是男子當兵、女子當運，除了關羽精銳全上，最終打贏了曹操。還沒等劉備穩固大局，關羽被害，劉備舉兵東吳，被陸遜屠戮了8萬壯丁，元氣大傷。諸葛亮上臺之後，又採用積極的鼓勵政策，恢復動盪的民心，客觀上也沒有采用殘酷屯田的條件了。
但諸葛亮曾經在魏國的土地上屯田，以求逼著司馬懿和他做戰略決戰，但是司馬懿在之前吃了諸葛亮的虧，自知不敵，直到諸葛亮死，這場諸葛亮期待的正面對決也沒有成型。這個可以視為諸葛亮的屯田了。至於姜維 的屯田，其避禍的意義更大一些，不作為考慮之內。
諸葛亮不屯田，如何支撐北伐作戰呢？
這個問題困擾了蜀國曆史愛好者許久，直到1984年朱然墓出土曝光，發掘了大量的蜀錢，才讓這個問題大白於天下。在發掘的6000枚錢幣中，只有幾十枚東吳的大泉，剩下的都是蜀漢的直百。
根據歷史記載，諸葛亮曾說，今決敵之資，為賴錦耳。諸葛亮作為一個國家的執政者，敏銳的發現了經濟調控這一富國強兵又不增加百姓負擔的做法。懂經濟的童鞋都能明白，蜀錦不僅是奢侈品，更可以直接當錢幣來使用，趙雲誘敵曹真，曾因蜀錦不曾丟失，而被諸葛亮大讚。
蜀錦作為奢侈品，其附加值遠遠高於農產品，因此，諸葛亮大力扶持蜀錦成為支柱型產業，自己家也有桑樹800棵，並說這些桑樹足夠自己的家人和子女供養，不需要國家費心。從這方面也充分說明了，蜀漢帝國的富庶。
而作為東吳，雖然糧食眾多，但不得不從蜀漢蜀漢進口馬匹和蜀錦。諸葛亮對東吳的緩和政策，為蜀錦打開銷售通路，同時，諸葛亮通過國家機器調控生產，將蜀錦產業形成了國家控股。大大緩解了北伐壓力，甚至做到了“國以富饒”。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服務於封建朝廷的需要，都是採取了“重農抑商”的思路來執政國家，諸葛亮能讓蜀國走出桎梏，通過經濟運作來強大國家，可謂是歷史長河中極其少見的睿智人物。
而東吳雖然佔據海洋之利，其商業發展亦不如蜀漢快速。
曹魏則處於其政治需要，商業發展最為滯後。曹操、曹丕兩代，雖然軍力強大，但人民怨聲載道，起義過百次。最後，到了曹睿執政時期，統治階級貪圖享樂，特別是天敵諸葛亮死後，曹魏高層更加墮落。
此時，司馬家族悄悄崛起，但對曹魏政權的執政方針仍然沒有變化“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司馬芝的想法，說明曹魏高層仍然不具備國家層面的商業思維。
陳壽說諸葛亮“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盪宇內。”諸葛亮作為兩漢無雙之士，醫生都在致力於還於舊都，打造他心目中的新大漢。以諸葛亮的遠見卓識，如果真能統一九州，未必不是人民的一件幸事，至少，在諸葛亮治理下的人民，不用再忍受逃避六倍賦稅的流亡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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