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亲的概念的问题，我们通常认为和亲是嫁公主、馈财物这些。实际上我们从史书对"和亲"一词使用的场合的分析来看，和亲，应该只是从字面上理解和平、友好的相处。史载"神爵二年九月峭可年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始和亲。"'
这一时期，宣帝并没有嫁公主于匈奴，而仅仅是重启了被汉武帝中断的对匈奴和平外交而已。因此，从此记载来看，"和亲"只意味着和平、友好，只体现与战争状态相反的两国状态。
关于汉初对匈奴实行的和亲政策，古往今来，无论文人骚客还是学者鸿儒，论述可谓已滥矣。不过这些论述大都持批评态度，以为是耻辱外交的典型表现。近者，唯李大龙先生著文对汉初和亲政策进行了新的解读与诊释，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本文正是在李文的立论基础上对汉初和亲政策进行进一步的"翻案"。
众所周知，汉初，中原王朝刚刚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楚汉战争这些战火的洗礼，经济一片凋敝景象。很多学者以此来论证汉在与匈奴的交战中实行妥协政策的必然性。而本文认为，即使如此，汉初那场汉匈的最初交锋而导致的"白登之围"也还是偶然性比较大。《史记·刘敬传》明确记载：
汉七年公元前年，韩王信反，高帝白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十肥牛马，但见老弱及赢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口'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赢瘩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己逾句注，二十徐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口"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自登，七日然援得解。高帝至''武，赦敬，口'杆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己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一号为建信侯。
正是因为那次汉高祖刘邦的骄傲轻敌刁'导致了整个战争的最终结果，而又由于汉初的汉初的经济困境，之后汉再也无法形成对匈奴的有效攻击。
汉初统治者由于实行黄老无为的政策，在军事上处于守势的战略规划下，主要精力恰恰用来发展生产。而游牧经济我们知道其天然的脆弱性'，所以实际上即使在汉初汉朝的经济实力也已经超过了匈奴。这一认识是汉匈双方都承认的事实。《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载"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同书九十四《匈奴传》也载"初，单于好汉增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
汉帝国所以军事上处于弱势，主要因为在冷兵器时代，中原农业经济状态下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较之于游牧经济下所产生的特有的骑兵战术而处于先天性的不利地位'，这一农业国家面临的先天性困局，不仅汉初有，以后的历代中原王朝甚至古代欧洲如东西罗马等这些农业国家都曾面临过。因此，我们不能以军事上的胜利与否作为衡量国家间力量对比的绝对标准。同样这一标准也不适用于现代。
匈奴与汉的经济实力对比或者说落差，为政权双方所公认。汉高祖最初欲将其亲生女儿送往匈奴的时候，吕后涕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一个"弃"字，反映的不仅是当时汉人对匈奴风俗习惯的偏见，恐怕更重要的就是对其经济条件落后的看法。甚至到了汉元帝时期，呼韩邪单于到汉朝请婚的时候，很多人仍视为畏途，所以"昭君自愿前往"的这一行为就显得格外伟大，原因也正在于此。
还应该看到，秦汉时期，人们还保留了战国时期秦国、楚国等这些地域文化的那种积极进取的奋发精神。这个时代的人们处于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而且，对周围的异民族，他们有着很强的民族优越感的，这样民族精神状态下像宋那样"擅渊之盟"那样屈辱、软弱外交不可能产生。更何况，匈奴的经济生活条件在汉人眼里那是极其落后野蛮的，除了政治失意的官员以及被裹挟的普通百姓，正常人是不会愿意去投奔匈奴的。
在论证了当时没有产生软弱外交的经济实力、民族精神的温床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和亲政策当做何解释本文以为，和亲政策包含了三种战略考虑：
1、 通婚,
以联姻的手段从而实现在匈奴统治阶层内部找到甚至培养汉朝的利益代台'人的目的。关于通婚的意义，刘敬表述的非常明确"陛下诚能以迪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阔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汉家出身的阔氏、汉女生的匈奴王子其最起码的政治态度是倾向于两国和好。当然，汉统治者的期许是希望匈奴的承继者能够倒向汉王朝。无论如何，这样的对汉友好的匈奴政权继承人的培养、出现，就意味着汉朝楔进去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这当然是一个很宏大的战略构想。如果我们仍然固守送女人就是软弱的偏见，再退一步而言，即使汉武帝时期，汉帝国也依然执行和亲的政策。只不过，这次和亲的对象是乌孙。汉武帝先后派出了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目的是争取西域大国如乌孙这样的国家以"断匈奴右臂"，后来解忧公主在乌孙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汉元帝时期，汉在百年来的汉匈战争中终于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的时候，依然同意了呼韩邪单于的请婚，重启了自汉武帝之后已中断的和亲政策。从其结果来看，王昭君及其子女确实起到了如刘敬当年希望的作用。不仅如此，之后的历代中原王朝，尤其是唐，对其周围少数民族多次实行嫁公主的策略，而且效果的积极作用也是很明显、很深远的。因而，历代统治者奉行的通婚这一外交手段的历史事实说明，通婚并非我们过去以为的那样，是妥协、耻辱的表现。事实上，在帝制时代，通婚是两个政权实现友好或结盟最有效的手段。不仅中国历史上有，欧洲历史上个君主国家也对这一手段情有独钟。因此，认为通婚即耻辱外交的观点其实是一种极大地偏见。
2、 互市、馈赠
以汉朝精美财物来腐蚀匈奴人的战斗力且通过互市从而实现匈奴对汉王朝的经济的强烈依附。前文己述，游牧经济的最大弱点就是其经济的脆弱性。专门从事匈奴史研究的学者现在已形成共识，即匈奴对汉地边疆郡县多次的"侵扰"大多发生在其遭受风雪等自然灾害而经济生活遭到极大地打击的情况下。事实上，尽管汉匈多次处于战争状态，但汉匈之间的贸易始终不曾中断。这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匈奴对汉这种贸易的依赖性。史载：
孝文前六年前吸年，遗匈奴弓口'长孺、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伤具带一，黄金犀昆一，绣一十匹，锦一匹，赤娣、绿结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渴者令肩遗单于。'……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白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对汉匈贸易怎么看，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仍然以为是耻辱外交的体现，不仅没有起到阻止匈奴"侵扰"的目的，还给自己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二种则认为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匈奴日渐依附于汉朝的经济。本文侧重于认同第二种观点，但本文也承认第一种观点的部分合理性。本文认为这是这一经济政策自身具有的弊端，朝的即肯定增加汉王朝的经济负担。关于这一政策背后的战略意图，当时汉王"叛徒"中行说最为清楚，所以才有"初，匈奴好汉增絮食物，'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异，无仰赞汉也。中行说日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龄汉矣。"，这段对话。这段话恰恰揭示了汉主张互市、贸易的真正意图。而从史料记载来看，应该说这一意图得到了实现。
3、 使者往来、辩论
以汉王朝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匈奴的"和平演变"关于对汉匈间使者往来的重要意义，一直以来措意者甚少。可贵的是，李大龙先生在这一领域有开创之功。他专文论证了使者外交在汉匈之间起到的重大意义，为我们现今更好的把握、理解汉初和亲政策的真貌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实际上，汉初出使匈奴的使者还担负着向匈奴输入汉朝意识形态、价值观的责任。这一责任，主要通过两国使者间的辩论来实现。《史记》曾记载了汉使者与匈奴单于的信臣、汉朝的"叛徒"中行说关于匈奴风俗习惯优劣与否的辩论。这些其实就涉及到了对方内政、价值观取向的问题，而作为客使的汉使者能够在对方的政权中心指责对方的风俗习惯不合伦理道德，很明显，这自然是受了汉王朝统治者的命令。这也就说明刘敬的"使辩士风喻以礼节"并非空言，更说明汉的和亲实在是"包藏祸心"的。而且，这样的辩论应该是经常发生'，以致于匈奴看到着儒冠的汉使者便以为要进行辩论。史载，"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其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
所以我们说，关于和亲，我们过去的理解是外交软弱、屈服的体现，实际上并非如此。它同汉王朝的军事防御一样都是积极而非消极的措施，只是它是以守势而非攻势的面目体现。综上所述，我们对汉初和亲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和亲政策所包含的通婚、互市、馈物、使者辩论这几方面内容，同当代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所提出的"和平演变"策略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对敌对方没有压倒性优势的力量态势前提下采取的策略。
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当年刘敬给汉高祖设计的这一和亲战略其预期设想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偏差。不仅汉王朝始终没有在匈奴统治阶级内部培养出理想的利益代言人，而且汉匈之间的贸易后来也日渐成为汉王朝财政的沉重负担，由于中行说的"出卖"，匈奴获悉了汉使者所肩负的使命，如此，汉使者也并没有实现颠覆匈奴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匈奴也并没有停止对汉边郡的"侵扰"。因此，汉王朝内部对和亲政策的批评也越来越多，《汉书·贾谊传》载贾谊给汉文帝的上疏称：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鳗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一卜患，至亡己也，而汉岁致金絮采蹭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宜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排。夫辟者一面病，痒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隧不得卧，将吏被介胃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大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答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氦，不搏反寇而搏一畜冤，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因此，到汉武帝时期，放弃和亲政策也就成为必然。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汉初和亲政策天然就是一无是处的屈辱、软弱外交政策，这并不符合实情。我们有必要抛开历史的成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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