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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買房之前（maifangzhiqian）文 | 城管隊長
“出事”前，原本是武漢的高光時刻。
兩個多月前，軍運會開幕。
很多人是看了氣勢恢宏開幕式畫面，才知道有這樣一個運動會。
武漢相當硬氣！為辦這個沒幾個人知道的“世界級”運動會，號稱投資1400億，一口氣建了35處、54個體育場館和一系列形象工程。整個運動會的接待、安保等群眾動員工作達到了奧運會水平。
兩年多前，武漢打響了全國“搶人大戰”第一槍。
2017年初，武漢推出“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百萬校友資智回漢”計劃，大幅放低落戶標準，給大學畢業生買房八折優惠，以及“全員落戶、全家隨遷、全時辦理”等優惠政策。
武漢十分霸氣，“搶人大戰”引發成都、西安、重慶、深圳等地加入，但武漢遙遙領先，據《武漢晚報》1月7日報道，武漢已經留下了109萬大學生，比原計劃提前了兩年。
更早之前，武漢以“滿城挖”聞名於世。
2013年，市長阮成發上任大幹快上，8條地鐵線同時施工，全市在建工地超過一萬個。因此，阮成發被起了一個“滿城挖”的外號。調離武漢後，這位市長曾回應這個“外號”時說：“大建設時期，也是出問題最多最困難的時期。我們很容易找到理由讓一些建設工地不開工。但是，時隔3年、5年或者10年後，當我們回頭看，我們不這樣做，我們會對不住這座城市。”
最終，說對不起的省長。1月26日，湖北省長王曉東在新聞發佈會上表態：非常痛心、非常內疚，也非常自責。
出事前的兩年，在一系列的操作下，原本房價不怎麼漲的武漢，迅猛“補漲”。英國《經濟學人》關注武漢現象：
“武漢是中國經濟困境的一個縮影。政府債務飆升，市委書記因為熱衷大型建設項目收穫外號“滿城挖”。由於吸引不到遊客，曾被寄希望成為地標的一座電影主題公園關門大吉。要賣掉武漢所有的空置住房估計需要近十年。如今，這座擁有1100萬人口的城市見證了中國的韌性，該市經濟加速發展。僅過去兩年就有五條地鐵線開通或延長，高峰時段車廂裡擠滿了乘客。大筆投資流向半導體制造、生物技術研究和互聯網安全公司。積壓房產已近清空。”
武漢是中國大城市的新榜樣，豪賭城市建設、人口紅利、科技產業，GDP增幅大幅超過一線城市，總量超過天津，其代表的中國大城市發展模式，在經濟上是重大的成功，領導政績卓著，有房階層和炒房客也因房價上漲滿心歡喜。
可是，把一座城市當成一個公司來運營的時候，巨大的隱患出現了。
2
隱患寫在政府工作報告裡。
1月7日，當新冠狀病毒暗中發作的時候，武漢正在召開的“兩會”，市長作《2020政府工作報告》——相信每個中國城市的政府工作報告都長這樣。
《武漢市2020政府工作報告》摘錄
報告中提到投資、製造業等事關GDP的部分，洋洋灑灑上萬字，放在最前面，且全都量化為數字目標（紅線標註），令人信服。然而，事關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公共服務”卻放在報告後面——這是所有工作報告的標準格式，涉及醫療衛生的內容只有43個字：
“完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加強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提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和醫療救治能力。”
沒有一個數字，一看就是複製粘貼的，全是正確的廢話。
隱患在政府花錢的分配上。
通過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看出，武漢在投資、製造業、科技產業、公園綠化上相當豪邁，在“公共服務”上自然捉襟見肘。
長期負債“滿城挖”的武漢其實囊中羞澀。2013年，武漢市政府負債率超100%，被稱為中國負債率最高城市，曾被財政部點名。2019年，武漢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00多億，支出卻高達1900多億，負債率仍然高企。當然，這是中國城市的通病，跟武漢一樣的比比皆是，比他欠債更多不還錢的也大有城在。像深圳這樣不差錢，北京、上海這樣負債率在合理區間的中國城市太少了。
彭博社最近製作了一個表，發現武漢近5年來在科技上的投入（藍線）大增，公共衛生支出增幅（白線）卻原地踏步。
武漢市召開兩會的1月7日，宣佈新一年度雄心勃勃的投資計劃時，正是隔離新型冠狀病毒的最佳窗口期。然而，寫在報告裡的那43個不痛不癢的字，卻把最後的希望隔離開了。
從“搶人”到“封城”的神轉換，武漢的政府工作報告裡，藏著答案。
3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2020鼠年春節前，以搶奪百萬人口自豪的武漢，卻面臨無數人的“逃亡”，昨天，武漢市長說：“目前有500多萬人離開武漢，還有900萬留在城裡。”
武漢關上了大門，數十座中國城市陸續關上了大門。武漢事件，冠絕古今中外，偶然處有必然。
武漢事件的背後，是中國大城市急劇發展帶來的隱患和矛盾。40年來，中國經濟奇蹟的最大特徵是城市化和工業化，以“賣地+房地產開發+大建設”為核心的城市化，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可是到今天，它積極的一面日漸消退，負面影響越來越重。中國GDP增幅從高速變為中速、低速，是一個規律，如果一個城市的市長仍然奉行功利主義，把刺激經濟作為頭等大事甚至是唯一的大事，是一種對市民的不負責任，也不符合中央制定的的長期發展戰略。
早在去年6月，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混亂的骯髒，已被投訴，但卻無人問津。如果這是一個世界500強企業投資的事，估計立馬就給辦妥了。把公共服務放在與投資同等重要的時候，就不會再出現惡性傳染病這樣的公共危機事件。
歧視公共服務，GDP至上思維，是中國城市的通病。不獨武漢，中國城市的“優等生”深圳，在中小學和高中的學位供給上，長期嚴重不足，2019年只有44%的中考錄取率，導致全民焦慮。在引發一波又一波輿論的強烈關注後，深圳才開始大規模的高中和中小學建設。不過，深圳對GDP的反應能力卻是神速的，當2019年三季度GDP增速下滑，深圳大規模挖馬路、舉辦全球招商大會……武漢肺炎事件後，深圳網友最焦急的是，假如深圳不幸中招，人口比武漢多1000萬，面積只有武漢1/4的深圳，其薄醫療條件恐怕更難支撐。
近5年來，中國人口和資源向大城市的集中，仍在發揮效力。誠然，世界經濟和城市發展規律表明，即便房價高、交通堵塞等大城市病始終難解，但大城市是最有效率、最多元豐富，甚至也是最環保的，因而是最受人喜愛的。
但是，在地球上，有紐約、倫敦、東京這樣的大城市，也有孟買、加爾各答、墨西哥城、雅加達這樣的大城市。前者描繪著商業機會、科技創新這樣美好的畫面，後者則刻畫出貧民窟、貧富差距、環境衛生糟糕的場景。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的中國，人口超過1000萬的10座中國城市，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成為紐約還是加爾各答？
我們慢一點，又何妨？
4
世界一流的城市的魅力，不光有資金的高效週轉，還有多元的生活方式和信息和內容的充分流動。然而，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刻，武漢的信息發生了扭曲。
病毒傳染爆發的時刻，1月19日，武漢媒體《楚天都市報》頭條竟然鼓吹4萬餘家庭共吃團圓飯，沒有疫情的任何消息。有心人統計，從1月7日到1月20日，武漢第一大報《長江日報》頭版沒有發過一次有關肺炎的消息。有人說，紙媒老百姓不看，只有公務員和國企才訂閱，這樣就更加不好了，總不能允許他們只禍害公務員吧？
早在1月1日，武漢警方便在第一時間“處理”了8個造謠者，雖然，胡錫進微博把這個事圓了個場，但當時畢竟在媒體公開把這8個人稱為造謠者，可以說是間接保衛了病菌。
這些年，傳統媒體受到新媒體病毒式襲擊、顛覆，體制僵化、創新無力。看起來，新媒體崛起了，網紅不斷、熱鬧非凡。但大家都知道，想寫點好文章是如履薄冰的。他們和8個“造謠者”面對的是——各地方政府都掌握媒體生殺大權，刪文、關號揮揮手就行了，不需要任何程序。
還不如前些年紙媒紅火的時候呢，畢竟紙媒是有行政級別的，不是誰想處理就能處理的。
於是，一個城市的信息和內容，基本上處於不對等、不對稱狀態。然後，我們每天接觸的內容，充斥著偽新聞和雞血文章，還有抖音上那些惡俗的飲食男女。長此以往，我們的大腦中將充斥新型信息病毒，被傳染和傳染別人……
這不是我們需要的城市。
武漢“搶人”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越來越多的人，需要更多更好的城市服務？而不僅僅是為GDP服務？武漢“滿城挖”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過度的投資擠佔了公共服務的投入，讓這座城市越來越美，越來越危險？武漢“處理”造謠者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是在堵塞一個城市信息血液的流動。
武漢病了，但別讓野生動物背鍋，這不完全是嘴巴的責任，病在頭腦，需要反思的是中國大城市的運營方式——別再把城市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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