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之不正也，或者恐釀冬瘟”
光緒十六年(1890)底，中國北方是一個暖冬。十月廿六日(12月7日)，節氣已入大雪，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
晴，尚暖。俗雲小雪封地，大雪封河，今大雪地猶未凍，午忽霧塞，陽氣不收之徵也。未晴風起，仍不甚寒。
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申報》也報道說：
大雪以後，四野天低。一輪日黯，朔風不竟，饒有望雲思雪之意，而連朝欲雪不雪，似煙非煙，一片陰霾，瀰漫空際。且天時奇暖，不特河道未見冰凌，即溝壑之中，凍者半，未凍者亦半，非天道自南而北，即寒暑之愆期。氣候之不正也，或者恐釀冬瘟，不禁又切杞人之憂矣。
冬瘟就是冬季傳染病。清代醫學術語與西醫用語完全不同，當時人記載的“大疫”、“時疫”、“癘疫”、“冬瘟”、“疫氣”，對應今天什麼疾病，往往醫史專家也難以解釋。一般理解，天花、霍亂、白喉、猩紅熱、瘧疾、傷寒，都可歸於瘟疫之中，而流行性感冒、腦膜炎、甲乙型肝炎，當年叫做什麼，就含混不清了。
這年十月廿六日(12月7日)傍晚，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忽覺疲不支，飯後漱洗即枕，後胃氣鬱勃，起於腹中，上振囟門，下竄腰際，五夜不能合目，急起靜坐，始稍斂攝。終不得半晌眠也”。次日延醫視之，“投以疏散之品，不效”。李鴻章建議他服用金雞霜，張佩綸“自知病伏已久，而發之猛，非中醫所能治也。且疫氣方熾，停留長智，非速攻不可。午後肚熱，時作譫語，困甚”。
幾天裡，張佩綸連續服藥，至廿九日熱退病清，身體康復。
張佩綸患的是瘧疾嗎？有點像，因為他是服用了進口的抗瘧疾特效藥金雞納霜痊癒的。李鴻章相信西醫，他建議女婿服用金雞納霜並不令人意外。張佩綸在日記中寫道，他患病時，李鴻章“每日必陪醫兩次”。
張佩綸，光緒十六年冬得了時疫，連續服藥後痊癒。
清廷多位高官染病去世
住在天津的張佩綸雖然痊癒，住在北京的工部尚書潘祖蔭卻在十月三十日(12月11日)突然病死。
潘祖蔭奉派主持救災。十月廿三日，他忽感寒身，熱汗不止，猶勉強起身入直。廿五日，查驗火藥局歸即作喘。次日喘益甚，旋請假延醫生診治，服疏散之劑。廿七日，熱解而喘如故，汗下如雨。假寐夢中，喃喃所言皆賑事。
三十日上午，潘祖蔭的老朋友翁同龢接到李鴻藻報信，趕去探望，見到擅治時疫的名醫凌紱曾剛開完藥方，而私下，凌紱曾告知探視者，病人已經不行了。
對於最後的搶救，翁同龢主張使用人參，另一位老友、內閣學士李文田則說，人參、附子斷不可用，舌焦陰爍，須梨汁或可治。翁同龢爭辯道：“梨汁能救命嗎？”他們回到內室，看到潘祖蔭出汗更多。
不久，葉昌熾去探望，潘祖蔭已不能言，僅手書“痰聲如鋸不治也”，字跡模糊，不堪辨認。申刻，病人痰湧，酉刻，以坐姿告終，不平臥。
潘祖蔭得了什麼病？其症狀是身寒、出汗、痰喘。梨汁能潤肺止咳化痰，人參能調節中樞神經系統，但對付急性傳染病，恐怕都不是靈藥。
在醫學不發達的年代，即便是位極人臣的高官，得病後迅即去世的幾率也是很高的。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4日)夜，前禮部右侍郎寶廷去世。寶廷兒子壽富編纂的《先考侍郎公年譜》謂：“是秋，京師瘟疫盛行，公以積弱，遂遘斯厲。”寶廷十一月初四日得病，初七日少痊，次日復重，遂昏如重醉，十二日少痊，元氣已損，自知不起，交代兒輩“建樹報國，戒以毋為無用之學”。他從得病到去世，前後九天。
關於這場疫病，住在北京的禮部尚書李鴻藻，曾有一函致張佩綸，函中提及：
京師至今無雪，每晨大霧迷漫，似有瘴氣。伯寅、子授皆以感寒，為藥所誤。伯寅同年至交，一旦化去，感傷不能自已。此次振(賑)撫災民，籌集鉅款，心血盡矣。臨終譫語仍以春賑無款為憂，令人可敬。鄙人公私交迫，日無片刻之暇。難題將出旦夕間耳，此事從隆從殺，難得一當，窒礙甚多，非面談莫悉也。
李鴻藻筆下的北京天氣情形，與前引《申報》的描述完全一致。他認為潘祖蔭、孫怡經，皆以感寒為藥所誤，亦即不能如同平常那樣，使用疏散之劑來洩熱。
名士李慈銘留下重要史料
這段日子，名士李慈銘也在時疫中掙扎。十一月初三日，他早起後肚子痛，感覺是中寒了，但已經約了朋友晚上飲酒，一直鬧到二更才散。客人走後，李慈銘因腹痛已不能行步了。
此後身體天天不適，初八日日記記載：“身熱益甚，已成傷寒熱證。蓋近日都中疫病大作，餘以肝疾感寒，兼染時氣也。”
初十日，氣喘不止，勺飲不進，身熱作痛，咳不絕聲，胃腎兩窮，胃氣上逆，自覺將要不治。
次日又記，竟日的咳喘，使得喉舌枯竭，需要時時以龍井茶潤口，且痰逆不思食。
十八日記：“是日喘雖少而咳急如故，吐痰輒升許，胸中煩熱，氣惙如絲，不更衣者已十餘日，昨又竟夕不寐，慮終不濟。”
他延請汪文樞看病。汪文樞，字冠中，號幹廷，江西人，同治七年(1868)進士，時任吏部主事，善醫。汪給李慈銘服疏導藥物，後又改溫散發汗之藥、清解之藥，禮部右侍郎李文田(他十一月十二日遷升此職)也給他下過幾次藥方。
在眾友人的關懷之下，李慈銘漸漸康復過來。他的病，大約至廿七日痊癒，算是到鬼門關上走了一遭。
李慈銘在病中和愈後寫下了《病甚三首》《挽潘鄭庵尚書四首》等詩篇。寫了患病的痛苦、友朋的關懷和康復的喜悅。李慈銘還在詩歌中寫下注釋，為後人瞭解這場疫病留下重要的史料。
時疫傳入宮中
怡親王載敦死於十一月十一日。《申報》報道說：“上月初染患時疫，觸發痰喘舊疾，迭經醫治，惟年老氣衰，漸形沉重”而逝。
載敦是咸豐帝顧命八大臣之一愛新覺羅·載垣族弟。但他在晚清政壇上並不出名。
不僅親王染病，時疫也傳入宮中。十一月十五日，麗皇貴太妃以“年屆花甲，近染時疫，經御醫請脈，進以清表良劑，終因年邁氣衰，藥餌不易起效”而薨逝。
麗皇貴太妃薨逝後第三天，光緒皇帝親詣祭奠行禮，宗室以上王公文武官員素服一日，並從十七日起，輟朝五日。這位早已淡出世人視野的老太太，此時猶如一張陳舊的照片被重新發現，喚起了許多人早已褪色的昔日回憶。
老北京照片裡的紫禁城。高大的院牆依然阻擋不了疫病的侵襲。攝影唐納德·曼尼
與“俄羅斯大流感”有何關聯？
迄今為止，研究晚清歷史的學者，未見有人關注光緒十六年北京流行的這場瘟疫——它的病因，它的規模。只是因為若干知名官員的患病和去世，才在他們友朋的日記中留下了些許蛛絲馬跡。庶民百姓的情況呢，則沒人知曉。
同樣奇怪的是，雖然在這次瘟疫中不少人相繼死亡，但那個時候，整個社會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恐慌。
值得留意的是，從光緒十五年底起，一場起自俄羅斯聖彼得堡的流感，到次年3月席捲了整個西歐，並傳向世界上許多地方。流感中，至少二十五萬歐洲人死去，全球的死亡數字據說高達一百萬人。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流感按它的發源地命名。有資料介紹，這可能是一種甲型病毒（H2N2）。
1890第14期《萬國公報》有一篇《大俄國：時疫甚盛》：“據十二月六日倫敦報，述及俄京疫氣極盛，盡人皆病，得免者絕無僅有。記三四十年前曾有過一次，特無若此傳染之廣。”
這可能是 “大流感”在中國的最早報道。
又由1890第15期《萬國公報》相關報道可見，時人已經注意到北京瘟疫與“俄羅斯大流感”的關聯。
但北京的“冬瘟”與“俄羅斯大流感”究竟有什麼聯繫？似乎從未引起醫史專家的關注，更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
光緒十六年，歲在庚寅，在中國歷史上是個平淡的年份，但曾國荃、曾紀澤叔侄，湘軍水軍統帥彭玉麟、楊嶽斌，河南巡撫倪文蔚、前山西巡撫衛榮光、前閩浙總督李鶴年等晚清重臣，均在這年作古。到了歲尾，還有一位重要人物謝世，那就是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奕譞。醇王身體一直不好，早已不理政事，但翁同龢十一月十七日(12月28日)去探望他時，除了太醫，還看到了潘祖蔭病危時也在現場的凌紱曾。脈案說，醇王“神識有時不清、譫語，小便頻數，痰咯不出，手足痺痿，藥用補氣清痰”。凌紱曾是本年九月奉電旨入京，參與搶救醇王的，此時他的到場，與醇王臨終前感染了時疫有關嗎？
醇親王，光緒十六年冬季去世。
醇王死於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1891年1月1日)。
住在北京的英國人赫德說：“大部分人都不舒服，今冬氣候險惡，目前我有幸身體頗佳。”他評價這場瘟疫後果時寫道：“七爺(醇親王奕譞)的逝世和老人員的消失，使朝廷今後能放手發展新的局面。未來的世紀中國將是令人感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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